導讀：美國傳記作家歐文·斯通《梵高傳》中寫道：“藝術家的作品和他的私生活，就像正在分娩的婦女和她的嬰兒。你可以看她的孩子，但卻不可以掀起她的內衣去看她是否沾滿血汙。”這使人聯想到歷史上新王朝“出生”的情形。試問有哪個王朝的出生敢說是乾淨的？

西漢博士轅固為何被罰去豬圈和野豬決鬥?

西漢時期，有一場關於“湯武革命”合法性的著名辯論，雖然不了了之，但卻又影響深遠。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前，儒家和道家兩個學派發生過激烈碰撞。轅固生因為傳習《詩經》，曾在漢景帝時做了博士。有一次，轅固生和道家的黃生在漢景帝面前爭論。

黃生說：“湯王、武王並不是秉承天命繼位天子，而是弒君篡位。”

轅固生反駁說：“不對。夏桀、殷紂暴虐昏亂，天下人的心都歸順商湯、周武王，商湯、周武王順應天下人的心願而殺死夏桀、商紂，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麼？”

黃生說：“帽子雖然破舊，但是一定戴在頭上；鞋雖然新，但是必定穿在腳下。為什麼呢？這正是上下有別的道理。夏桀、商紂雖然無道，但是身為君主，理應身處上位；商湯、周武王雖然聖明，卻是臣子，理應居下位。君主有了過錯，臣子不能直言勸諫，反而借其有過而誅殺君主，取代他而南面稱王，這不是弒君篡位，又是什麼？”

轅固生答道：“如果非按你的說法，那麼高皇帝（劉邦）取代秦朝即天子之位，也不對嗎？”

這時漢景帝聽不下去了，於是說：“吃肉不吃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談學問的人不談商湯、周武王是否受天命繼位，不算愚笨。”於是這場爭論停止了。自此以後學者再不敢爭辯湯武革命的事了。

轅固生因提倡儒家觸怒了信奉黃老之術的竇太后

夏、商、週三個朝代，與一般常說相連的朝代不同。許海山《古中國簡史》說它們“在勢力強弱的浮沉方面，表現為前仆後繼的朝代繼承關係，而三者的文明進展方面，又是‘平行並進式’的。周的社會發展，早先基本走的是土著化發展之路，與中原夏、商相比，毫無疑問顯得晚遲和弱小”，但後來居上，周取代商。

著名學者許倬雲《西周史》評價：

周人以蕞爾小邦，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都遠遜商代，其能克商而建立新的政治權威，由於周人善於運用戰略，能結合與國，一步一步地構成對商人的大包抄，終於在商人疲於外戰時，一舉得勝。

許老先生謙謙君子，說話客氣。什麼叫“在商人疲於外戰時”？周部落本來是商王朝的屬邦，為自己及商的共同利益與戎狄作戰。商王常派兵增援並加以賞賜，甲骨文中常見“保周”之辭。然而，周發展壯大了，卻暗中謀劃“翦商”。

牧野之戰

商紂王覺察到他們的陰謀，將其頭目西伯姬昌即後來被追封的周文王抓捕。一般說是周人獻了一批美女與財寶，紂王大喜，放虎歸山，但最近上海博物館發表的館藏楚簡顯示，其真相是：今陝西中北部的九邦叛亂，西伯姬昌請求出徵平叛，立功贖罪。商紂王認為燃眉之急要緊，便答應。西伯姬昌出獄後，一邊平叛，另一邊卻加緊擴大自己的地盤，很快對商的王城形成包圍之勢。姬昌死後，他兒子姬發即周武王趁商軍主力在東南與外敵作戰、王城空虛的時候，率領八百多家諸侯聯軍，一舉攻佔商都，取而代之。

決戰前夕，周武王發表《牧誓》，對將士作動員報告，揭發批判商紂王的罪行，說他只聽信婦人，對祖先祭祀不聞不問，對祖兄弟棄而不用，而用四方逃亡來的罪人，任他們在商邑殘害百姓。現在，奉天之命對他進行征討。

不過，武王這番話不大可信。孔子得意門生子貢就大抱不平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商紂王有不好的方面，但絕沒有壞到那種嚴重的地步。人不敢倒黴啊，倒黴了就像落到河渠下游，天下什麼髒水都會歸到你身上。

司馬遷《史記》記載：帝辛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商紂王天資聰穎，有口才，行動迅速，接受能力很強，而且氣力過人，能徒手與猛獸格鬥。他的智慧足可以拒絕臣下的諫勸，他的話語足可以掩飾自己的過錯。他憑著才能在大臣面前誇耀，憑著聲威到處抬高自己，認為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他。

毛主席評價：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但損失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使商朝亡了國。商紂王是很有本領的人。周武王把他說得很壞。他的俘虜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後失敗了。

臺灣學者姚大中在《姚著中國史》中說：

自殷墟發掘資料，原系東亞世界古代大統治者殷朝後期帝王的共通說明，只以標明了妲己等人名，酒池肉林等等乃構成專屬帝辛故事的內容。帝辛不幸乃是亡國之君，才以“予一人”承擔了全部罪名與惡名。

紂王與妲己

著名學者李零強調最新出土的簡帛文獻的重要性：

過去古人講周人滅商，總是以文王、武王並舉，一個行恩，一個威武，好像雙璧。他們確實是密不可分的一對人物。我們可以說，沒有文王平九邦，就沒有武王克殷。

李零老師也寫得挺剋制。國難當頭，諸侯不是真心實意與君王共赴國難，而是耍奸計，趁火打劫，犯上作亂，弒君篡國。

在以後幾千年的中國歷史舞臺上，類似的把戲一次次重演：以醜化前朝來掩蓋自己奪權之不義，並把自己打扮成臣民的大救星。奧威爾說“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前半句不一定對，後半句可以在中國歷史上找到無數例證。

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山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問題。商人的說辭是“君權神授”，上天授予我統治權。周人不服，並奪取統治權成功了，以屬代主，以臣代君，算不算逆天？該怎麼向世人交代？許倬雲寫道：

這一意料不到的歷史發展，刺激周人追尋歷史性的解釋，遂結合可能確曾有過的事實（如周人生活比較勤勞認真，殷人比較耽於逸樂）以及商人中知識分子已萌生的若干新觀念，合而發展為一套天命靡常、唯德是親的歷史觀及政治觀。

美國傳記作家歐文· 斯通在《梵高傳》一書中評論：“藝術家的作品和他的私生活，就像正在分娩的婦女和她的嬰兒。你可以看她的孩子，但卻不可以掀起她的內衣去看她是否沾滿血汙。”王朝出生之狀，要麼是被遮掩的假相，要麼是不忍直視的真相，這些不看也可以想象。我們還是著重看它們是否及時“洗禮”，華麗轉身，不再製造新的血汙。從這個角度來說，周人是作得不錯的，周公制禮作樂、成康之治皆流譽後世。

不可以掀起她的內衣去看她是否沾滿血汙！

儒家對武王克商大加頌揚，與商湯滅夏相提並論，稱之“湯武革命”。孟子辯護說武王是“誅一獨夫”，而非“弒君”。這為後來無休無止的造反奪權制造了榜樣，通過舞文弄墨操縱真相。

秦始皇的遭遇跟商紂王差不多。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辛德勇教授在他新書《生死秦始皇》一書中寫道：“儒家在秦代不僅沒有受到特別壓抑，而且與其他諸家學說比較起來，還可以說是獨得朝廷的眷顧，有著其他諸家無可比擬的優越地位。”不然，如果真“焚書坑儒”殆盡的話，劉邦制禮作樂哪來“頗採古禮與秦儀式雜就之”？陳寅恪甚至認為《中庸》是“秦時儒生之作品也”。

《哈佛中國史》指出：“漢朝一方面吸取了秦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在批判它，這就構成了一個基本的矛盾。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漢朝放棄了對秦國制度的批判，而採取了對秦始皇本人的醜化”“考古學和文獻材料證明，這些批評都屬於服務於漢朝利益的政治宣傳，與秦的政策或它的滅亡沒有關係”。

北京大學教授李零還風趣地說：漢初“人心渙散，怎麼收拾？一是讓六國人民出氣，把氣撒在秦始皇身上；二是讓知識分子出氣，氣也撒在秦始皇身上。秦始皇是個出氣筒。”

詠史

(清)龔自珍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

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南宋大儒朱熹似乎有“潔癖”，幻想每一位帝王權力來源乾淨，結果弄得千古帝王沒一個功德圓滿，連劉邦、李世民也是“假仁借義以行其私”，雖有“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之功，也“未可謂德”，“賢於盜賊不遠”。如此，好比苛求天下烏鴉須白色，有什麼意義？

更糟的是，由於面臨對權力來源合法性的追問及道德審判，帝王無不心虛，一個個只好像康熙那樣“所有的重大舉措其目的皆在於”恬不知恥自吹“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公然歪曲歷史，為此還大行“文字獄”，不許追問歷史真相，搞得大家都不愉快。如果康熙們沒有此等之憂，很可能用不著“文字獄”。

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追問王朝來源的“真相”，就像沒必要檢視我們出生是否血汙一樣。竊以為：我等草民不如既往不咎，只要求新的統治者儘快華麗轉身，努力建設新社會，不再製造新的血汙；新的統治者也不必舊包袱沒卸下又時不時新增新的包袱，愈發不堪重負。歷史的包袱還是早卸早好，早一天華麗轉身，統治者老百姓都輕鬆些，皆大歡喜。

馮敏飛 著 華夏出版社 2019年10月

《歷史的季節：讀史當明勢》對中國14個長壽王朝建國70年曆史節點進行切片式分析，讀史明勢是這種歷史長鏡頭、縱向切片式觀察分析中國歷史的自然結論。

作者馮敏飛對歷史複雜性的冷峻思考、對中國古代政治興衰和傳統文化積弊的慎思與明辨才妙趣橫生而又發人深省，在璣珠妙語和另闢蹊徑中感悟歷史的滄桑與魅力：孔子的籠子從1.0版到4.0版，強而無韌的秦王朝，隱士之多與少，武則天那無字碑該補何字？“婦人之仁”與“明主之仁”，皇帝被後儒越寵越壞了，史上的“貿易戰”等等，遍地金甌，蘊藉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