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變"。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為了達到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發動"兵諫"。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主導下，以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提議而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

關於西安事變，國共兩黨對西安事變的某些基本問題也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其中有一條是：蔣介石在西安獲釋是因為他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條件。但是自西安事變至蔣介石去世，蔣介石都一直隱瞞自己獲釋的真相。

有傳言，當年張學良看到蔣介石寫的日記後痛哭流涕，悔恨自己發動了西安事變，這事是真的嗎？

蔣介石在西安被拘時，他就為來日一旦被釋放醞釀了一個保全面子的說辭，這也是為什麼沒有留下任何手簽字據而只留下口頭保證的原因。蔣介石在回到南京後即丟擲了一篇《對張、楊的訓詞》，說在西安期間他隨身所帶的日記和公文等“總共不下十萬餘言，爾等均已寓目”，“總之，現在國家形勢及餘救國苦心，爾等均已明了”。於是，這樣的說法隨即被宣傳開來：蔣介石之所以獲釋返回南京是因為14日張學良、楊虎城看了他的日記後，看到了他的抗日救國計劃，被他的“偉大人格”感動，“勇於改過”的結果。

這算是首次披露張學良“看日記”的具體時間和地點。

但有意思的是，就在14日晚8時，張學良還在西安廣播電臺發表了公開講話，張學良嚴厲批評蔣介石的“誤國”，“希望委員長能有最大的反省”。由此看來，張學良的早晚言行判若兩人。這個“看日記”以至於“愧悔”之說有可能嗎？

不過，當時的國內外輿論都充斥著這個“看日記”的說法。例如，當時在上海發行的、暢銷海內外的《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美國人鮑惠爾就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蔣介石）在答覆（張學良）有關對日政策的批判方面，蔣委員長把他的日記拿給張學良，從這本日記中，張學良第一次獲知委員長內心最深處對日本的想法，以及他對統一全國，準備與日本攤牌的努力。張學良對蔣委員長日記中的一段祈禱文，印象尤其深刻。這段祈禱文是蔣委員長禱告能有十年時間，讓他為國家準備一戰。這段祈禱文是五年前寫的。”

這段回憶很值得回味。蔣介石把日記拿給張學良看的，那麼也完全存在一種可能，即這個日記在張學良看到前，蔣可以想怎麼寫就怎麼寫，甚至可以寫到五年前。而這個“五年”時間點的設立，是很有考量的。因為誰都知道，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實際上長期對日本採取的政策是妥協退讓，到1936年正好是五年。這樣看來，“日記抗戰”的說法是相當到位的。

從西安事變後到1955年的18年間，除1937年12月蔣介石發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記》作為國民黨方面的官方基調來反映這個事件外，不論是國、共兩黨還是社會輿論，對這個歷史事件雖不時有所提及，但都沒有再就這個事件做出翔實的敘述。直到1955年，西安事變見證人之一的郭增愷在香港《熱風》雜誌發表《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週年感言》，對所謂的張、楊看日記後受感動，幡然悔悟一說表示質疑。蔣介石對此文很惱火，他一面派特務給郭增愷寄去裝有子彈的恐嚇信，一面啟用已被他長期軟禁的張學良。

1956年12月20日，蔣召見負責管理張學良的保密局少將劉乙光，命劉將郭增愷的文章轉交張學良，要張加以駁斥。張於是在題為《概中國文人之無行》的文章中寫道：“有郭增愷其人者，當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職，為楊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恥者。”“我等當年讀過蔣總統日記之後，自認抗日之事已有著落，追悔孟浪，不明領袖謀國苦衷，恭送總統回京，自動隨從請罪。”這件事，最後還是由張學良在美國的經紀人出面斡旋，由張出資6100美金封口了結。

1956年12月20日，蔣召見負責管理張學良的保密局少將劉乙光，命劉將郭增愷的文章轉交張學良，要張加以駁斥。張於是在題為《概中國文人之無行》的文章中寫道：“有郭增愷其人者，當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職，為楊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恥者。”“我等當年讀過蔣總統日記之後，自認抗日之事已有著落，追悔孟浪，不明領袖謀國苦衷，恭送總統回京，自動隨從請罪。”這件事，最後還是由張學良在美國的經紀人出面斡旋，由張出資6100美金封口了結。

後來史學界此事的看法有了基本共識，即認為“蔣介石及其編纂者屢次加工，內容已不能反映日記原貌”。這也從一個側面證實了日記作為史料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