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的鵠沼海岸，每年的7月17日都會有一支由日本青壯年組成的藤澤市消防音樂隊鄭重其事地演奏《義勇軍進行曲》，為的是紀念在這裡不幸溺水去世的中國作曲家聶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曲作者。1935年7月17日，聶耳在鵠沼海岸附近水域游泳時與世長辭，年僅23歲。在中日尚未建交的1954年，藤澤市民就為聶耳修建了紀念碑，此後幾經風雨又幾經重建、改建。不但如此，現在每個月的第一個週六上午都有不少中日友好人士相約到紀念廣場來打掃衛生。八十多年過去了，聶耳已經成為中日民間友好交往的重要紐帶。

聶耳以音樂為志業，自1931年入行之後他的主要活動都集中在上海，其間曾短暫地北上進京，重返上海之後又選擇了東渡日本。北上、東渡的選擇與經歷是考察聶耳生活、思想軌跡的兩個醒目的抓手，因為聶耳兩度離滬都是基於對周圍環境的考慮以及對理想和出路的尋求。孔子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而聶耳的考慮、尋求莫不與志道、遊藝息息相關。對於聶耳來說，志道、遊藝又是與救亡、啟蒙辯證統一的。所以在北平和東京的這段“雙城記”看起來更像是他短暫一生中兩段不容忽視的“進行曲”。

矢志不渝，北上進京

聶耳在北京的經歷同他此前在上海的生活是無法割裂開的。從聶耳的“北平日記”來看，他1932年8月10日到了北平，僅住了十天就動了回上海的念頭，在隨後的幾天裡這個想法愈發按捺不住，幾番下定決心，無論如何要在9月16日回上海去，為此還曾專門到正陽門車站問訊處打聽發車時間、票價、行李等。那最後為什麼在北平延宕下來，當初又為什麼要來北平呢？

聶耳離開上海，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他化名“黑天使”寫文章批評亦師亦友的黎錦暉，化名被識破之後，聶耳脫離了黎錦暉領導的明月歌劇社另尋出路。有的人認為這種描述實乃是尊者諱，掩蓋了聶耳想要在《芭蕉葉上詩》等劇中扮演角色而未得，於是轉而揮筆洩憤的隱情。這種說法流佈甚廣，但顯然把聶耳想得太過狹隘和自私，而且也沒有把聶耳的思想成長和轉折看成是一個完整的鏈條，自然也就談不上理解聶耳諸多看似一時衝動的選擇。簡單來說，聶耳的“上海日記”大致主要有四方面的內容：愛情煩惱、日常練琴、批評劇團以及自遣自勵，後三者之間的關係更為密切。在日記裡，聶耳很少自暴自棄，他常常顯得充滿自信，認為自己可以勝任許多工作，包括在電影裡扮演一些角色，並且事實上聶耳是有過從影經歷的。另一方面他又時常進行自我教育，“不要忘記自己的發展”。但聶耳對明月歌劇社顯然不太滿意。1931年春，在初識田漢時聶耳便對黎錦暉“某些不健康、不嚴肅的傾向”表示了不滿，在近一年的時間裡他在日記中多次寫到只是“幫他們工作”“幹完這兩年再說”“另走他路吧”，在1932年3月聶耳便萌生過去北平考“藝專”的想法。

聶耳對“明月社”的不滿有管理、待遇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還有藝術方面的原因。聶耳少年時曾參加過“學生軍”，到上海之後常常以“革命新青年”“革命者”自詡，他時常思考“怎樣去做革命的音樂”、如何“能夠興奮起、可以鼓動起勞苦福斯的情緒”，他當時的朋友中不乏像於立群、賀綠汀、艾思奇、郁達夫、田漢這樣的進步文化人，而黎錦暉卻恰恰飽受所謂“靡靡之音”的批評。所以聶耳一方面出於上進之心希望扮演角色，另一方面又撰文批評，這其實並不矛盾，都是有思想脈絡可循的。並且當時聶耳和周圍一些關係密切的朋友之間不時會交換文章甚至是日記，聶耳動筆也並非頭腦一熱，而是看到好友金焰在《電影時報》上發表了文章而“一時激起我的發表慾，想對他來一個相繼的意見”。由此可見，聶耳進劇社、寫文章、上北京，這些正如同他成長道路上一系列前後相繼的車站一般，並非臨時起意。這樣似乎就可以更加明確聶耳進京的意圖：在思想上追求進步，在藝術上尋求提高，在個人前途上謀求發展。

彷徨、失意、奮起：在北平靠近革命

聶耳住進雲南會館的當天就和在北平的朋友們取得了聯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抵達北平之後的第三天，聶耳便去拜會了黎錦暉的四弟黎錦舒，兩個人談話多時，黎錦舒還建議聶耳到歐洲去。後來重回上海之後的第二天，聶耳就在曾被他批評過的卜萬蒼家中遇到了黎錦暉的七弟黎錦光的太太，日記裡記載說：“七嫂子好像比以前活潑些，對我很有好感。”由此可見聶耳與黎錦暉及其周圍親友之間未見得已經鬧得關係破裂、形同陌路。

北平是歷史文化名城，經過“文學革命”的洗禮與“革命文學”的篩選，到20世紀30年代北平形成了陣容齊整的“京派”文人圈，他們追求藝術的醇正和恬靜，批評低階趣味和商業競買，特別是後者，正與聶耳相合。在朋友們的建議下，聶耳參加了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的入學考試，但是名落孫山。北平藝院前身為1918年創辦的北京美術學校，此後歷經變更，1928年改為北平大學藝術學院，1949年撤銷。校址原位於西單京畿道，現在似乎已經湮沒不存了。在放榜之前，聶耳找到了在東交民巷裡棲身的白俄小提琴教師託諾夫，和他學習以期提高琴藝，斷斷續續持續到10月中旬，因學費難以為繼而被迫終止。這些都是聶耳在北平耽擱下來的原因，而此外還有一些原因則是聶耳在日記中未曾多說也不便多說的。

當然同樣關注著聶耳的還有地下黨組織，特別是“北平左翼戲劇家聯盟”，上海方面也給北平劇聯的負責人寄來了關於聶耳的介紹信。在北平劇聯的吸納和引領之下，聶耳積極參與了不少進步的文藝活動。在落榜之後，為北平劇聯的機關報《戲劇新聞》寫稿、參加文藝演出，尤其是作為主要負責人籌建“北平左翼音樂家聯盟”成為聶耳在北平的主要活動。特別是在朋友的影響下，聶耳的創作欲再度躁動起來，計劃以他“由雲南至廣、湖的實際生活為取材，寫成一篇長篇小說”，並在日記裡列了一份大綱。他還把自己和同鄉詩人柯仲平做了比較，認為：“說起雲南的柯仲平的創作精神，使我覺得自己也可能做出和他差不多的作品，我有的是充分的材料。”只可惜天妒英才，假以時日的話聶耳未嘗不會在文藝批評乃至文學創作領域開拓出一片天地來。

北上之行雖然只有區區三個月，但是對聶耳來說卻可謂影響深遠。直觀地來看，離開北平之後，聶耳的日記較之以往稀疏了許多，1933年常常是一連幾日都付之闕如，1934年和1935年留日之前各只記了三天。而在音樂創作和著述上，聶耳則迎來一個明顯的高峰，特別是在音樂創作方面，日後人們耳熟能詳的《開礦歌》《賣報歌》《畢業歌》《梅娘曲》《金蛇狂舞》等全都作於聶耳離開北平之後。顯見得聶耳在藝術創作上更加投入了，他甚至覺得“寫信比寫日記重要”。

更為隱蔽和內在的是，聶耳在思想上更加成熟了，在1932年11月7日離開北平之後，1933年初由趙銘彝、田漢做介紹人，夏衍監誓，聶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更加深入地參加到“左聯”領導下的文藝工作中來，這或許才是聶耳轉變的內在驅動力。如果說是摩登的上海為聶耳提供了最華麗的舞臺的話，那質樸的北平給予聶耳的“挫折教育”則助力這位天才的音樂家拉開了人生舞臺上那掩飾了許多未知與可能的神祕大幕。

東渡赴日：求學周恩來曾就讀的學校

聶耳是因為躲避抓捕而於匆促之間赴日的，但赴日其實也一直是聶耳的夢想。在雲南讀書時，聶耳便選修過日語，在北平落榜之後前途渺茫之際聶耳也曾憧憬過到日本去，但因為沒有錢而打消了念頭。除卻個人方面的原因之外，到日本去還與晚清以來的諸多社會因素有關，最主要的是甲午一戰帶給中國的莫大刺激，舉國上下皆謂守舊不變終非長計。當然清政府也有許多顧慮，唯恐過分攝取西學而影響自身政體的安危，較之歐美，“地屬同洲政體民情最為相近”的日本就成為最適宜的物件，因之制定了一系列留學政策。張之洞在《勸學篇》裡辯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以譯之，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梁啟超也認為日文音少、無棘刺扞格之音、文法疏闊、名物象事多與中土相同、漢文居十六七，所以學習日文要更為容易。此外，留學日本“文同、地近、費省”也是頗為實際的因素。在這些之外，也不能忽視日本官紳在中國的熱心延攬，只是在“維持東亞經綸之大策”的包裝之下掩藏著的卻是文化殖民的禍心。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之下，雖然“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氣”，但赴日留學者仍然浩浩蕩蕩，最多時一年有八千餘人，在聶耳赴日的1935年還出現了約6500人的小高峰。日本方面也相應設立了許多為中國留學生而辦的學校，例如培養了一眾日後知名人物的成城學校、弘文學院、振武學校以及聶耳就讀的“東亞高等預備學校”。

比起當初到北平時先是遊玩了一番，聶耳抵達東京的當天就到“東亞”聽了兩個小時的日語課，第二天就報了名入學。其實當看到聶耳是在“東亞”補習日語時，我不禁在心裡暗暗畫了個驚歎號，因為1936年蕭紅到東京後也是在這個學校上課，略長半歲多的蕭紅還要管聶耳喊一聲“學長”。這樣一來，這個東亞學校自然就成為不得不去看一看的所在。

經查，東亞學校後來毀於地震，原址已經改為“全愛公園”，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二丁目，離東京大學並不太遠，導航顯示步行二十來分鐘就能走到。東京的街道比起北京要狹窄得多，尤其是導航規劃的步行優化路線，馬路更顯逼仄。在異國他鄉苦心孤詣地尋訪先輩同胞的足跡則更有一番難以道盡的感受。幾番曲曲折折之後，全愛公園終於閃現出來。名曰公園，實際上非常袖珍，一個噴泉、兩個花壇、幾棵樹木而已。花壇裡豎著一碑、一牌。石碑上端醒目地刻著“周恩來曾在此求學”；下端則表明這裡便是“東亞高等預備學校遺蹟”。旁邊的牌子上用日漢雙語簡要介紹了“日中兩國人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在東亞學校讀書的經過，落款是“千代田區日中友好協會”。原來周恩來、聶耳、蕭紅都曾在這裡學習過。我忽而想到那難以道盡的感受中或許包含著“抗拒遺忘”之意。

除了東亞學校之外，聶耳還曾到“日比谷公會堂”“東寶劇場”“九段軍人會館”“新宿第一劇場”等地觀摩過許多文藝演出，這幾處相距都不太遠，我也都一一專門去找過，有的仍然聳立在街頭，有的則已經譭棄並隨著時間漸漸被人淡忘了。

抗拒遺忘：異國他鄉的紀念

提起聶耳，人們最直接想到的恐怕便是《義勇軍進行曲》，鮮為人知的是，《義勇軍進行曲》是聶耳在東京修改定稿的。當時地下黨領導下的“電通影片公司”籌拍新片《鳳凰的再生》，由田漢編劇。但田漢剛寫出一個故事梗概和主題歌歌詞便被捕入獄了，夏衍繼續把故事梗概寫成電影文學劇本，並改名為《風雲兒女》。行將避難的聶耳得知訊息後主動請纓為主題歌作曲，他在上海完成初稿，抵達東京之後加工修改，寄回國內。田漢後來聽到這支曲子，盛讚聶耳的作曲“爽朗明快，善於處理在別人很不易駕馭的詞句，這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是被認為很不容易駕馭的，而他處理得很自然有力。”在譜曲之外，聶耳還結合音樂旋律對田漢的原作做了一些調整，尤其是在“我們萬眾一心”之前三呼原稿開篇的“起來”，強化了步步高漲的氣勢。

然後在歷史的氧化作用下，有些細節卻漸漸渙漫不清了。有不少文章包括田漢本人都引用了孫師毅的回憶，說《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是寫在一張包香菸的錫紙的襯紙上。而夏衍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糾正說田漢的《入獄》才寫在這種襯紙上，是田漢記錯了。田漢的劇本梗概“寫在舊式十行紅格紙上，十餘頁。《義勇軍進行曲》這首主題歌，寫在原稿的最後一頁，因在孫師毅同志書桌上擱置了一個星期，所以最後一頁被茶水濡溼，有幾個字看不清楚。”如果說這種錯訛與當時動盪的社會環境和當事人的記憶偏差有關，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另有些明顯的錯誤則實在令人費解。有不少資料裡都把聶耳和同鄉好友廖伯民的合影錯當作是聶耳與田漢的合影，以訛傳訛。事實上，田漢留下來的照片非常多，而且田、廖二人面貌差異明顯，稍加辨認即當錯不至此。我在東京有幸遇到田漢的後人，經過詢問確認聶廖合影中的不是田漢。

從日記可以看得出，聶耳到日本之後時間上利用得非常緊湊，日記中也時常蹦出幾個日文單詞來。聶耳制定了四個“三月計劃”，到日本兩個多月的時候，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愉快地通報自己以學習日語為主的第一個“三月計劃”“僅僅兩月功夫便全部實現”。在東京，聶耳在音樂、戲劇和電影方面都做了不少深入的調查和總結，從他遺留的著述可以看出，聶耳在堅持左翼革命文藝立場的同時，汲汲於了解國外同行的技藝創新、潮流動向，這和他在國內時的思想發展是一脈相承的。如果不是天不假年，那麼這段海外之旅完全有可能成為聶耳在藝術上新的醞釀期和孵化期。按照原計劃，一年之後聶耳還打算到蘇聯、歐洲去。但是到日本才剛剛三個月，聶耳卻因為一場意外在日本成為永遠的不歸之客。

說實話，“不歸之客”這個詞我還是在藤澤的聶耳紀念廣場的碑文中第一次見到。1950年，日本馬克思主義者福本和夫從英文版的《人民中國》上看到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以及聶耳的報道，他請藤澤市議員葉山冬子翻譯了這篇報道和《義勇軍進行曲》歌詞。聶耳及其在藤澤市的活動於當地得以傳播開來。同年11月，“聶耳紀念之夜”活動在藤澤市舉行，《義勇軍進行曲》在聶耳殞沒的地方奏響。1952年福本和夫首倡為聶耳豎立紀念碑，1954年紀念碑落成。從1896年清政府選派首批13名留日生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四十年間負笈東遊者至少在95000人，而日本為之塑像立碑者卻屈指可數，聶耳正是其中之一。然而在1958年“狩野川”颱風中紀念碑卻被巨浪捲走了。藤澤市民於1963年成立了聶耳紀念碑儲存會，重新籌建紀念碑。紀念碑原來位於引地川河口，可用之地狹窄，1965年新紀念碑在現在的位置落成，此後歷經翻修、擴建，形成了現在聶耳紀念廣場的形制和規模。

廣場背倚相模灣，不遠處就是著名的景點江之島，不少人在近海處衝浪、嬉戲，還有許多人在廣場周圍的沙灘上燒烤、打球，烏鴉和老鷹自由地飛翔在天空上，周圍的氣氛非常輕鬆、愜意。現在，廣場上共有六塊各具來歷的碑銘，其中一塊是由1986年時任藤澤市長的葉山峻題寫的《聶耳紀念碑的由來》。可能沒有多少人知道這位葉山峻的母親就是當年翻譯《義勇軍進行曲》的葉山冬子。兩代人前仆後繼、薪火相傳，這使得聶耳紀念碑更具紐帶意義，不但連線著中日兩國，同時也連線著日本國內的友好人士。

在紀念廣場中央豎立著一座造型奇特的祭臺，仔細一看，祭臺的平面乃是一個“耳”字的造型。在學藝的過程中，人們發現聶耳別具耳聰，聽得出、記得住、彈得來，所以戲稱他“耳朵”。在當時“聶”字用繁體寫作“聶”，“聶耳”合在一起就是四隻“耳朵”。久而久之，“聶耳”這個名字的光芒反倒蓋過了他的本名和曾用名，成為他最標誌性的符號。“耳”字的造型既是對聶耳本人也是對其才華，同時我想更是對其深遠歷史影響的銘記。作曲家生前未曾聽過《義勇軍進行曲》演奏的情形，而今只要提起聶耳、提起中國，每個華人的耳畔、心房都會迴響起這明快、昂揚而又雄壯的旋律：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作者：殷思佳，系四川美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日本東京大學訪問學者；馮雷，系北方工業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日本東京大學JSPS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