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黨歷史上，隱蔽戰線鬥爭一直是對敵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白區的上海，黨中央曾經成立特科，令特務與叛徒們聞風喪膽。相對而言，根據地的反特肅奸鬥爭就鮮為人知。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和黨中央所在地延安，邊區保安處領導保衛人員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反特大戲。
邊區保安處“拓荒”
隱蔽戰線鬥爭一直是受到黨中央重視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陝北。11月5日，西北政治保衛局就以原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中的政治保衛局幹部為基礎，在瓦窯堡正式成立，負責西北蘇區和紅軍中的肅反、保衛工作。保衛局首任局長為王首道，1936年2月後由周興接任。1936年6月，保衛局隨中央遷至保安（今志丹縣），1937年1月遷到延安棉土溝。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衛局更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保安處，負責陝甘寧邊區的鋤奸、肅特保衛工作。在延安隱蔽戰線鬥爭史上，邊區保安處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一把令敵人聞風喪膽的利劍。
邊區保安處處長一直由周興擔任，擔任副處長的有杜理卿、譚政文、劉海濱、劉秉溫、趙蒼璧、李啟明、李甫山等人。
邊區保安處成立之初，完全是一窮二白，缺乏幹部，沒有情報資料，就連辦公用房都沒有。但是這一切困難一點也難不倒這些經歷過長征的老戰士，他們自己動手，在延安棉土溝開挖了十餘孔窯洞，基本解決了辦公生活用房的問題。
在陝甘寧邊區，治安、情報、反間諜工作則由邊區保安處負責。邊區保安處設有保衛部、地方部、檢察部等機構，下轄各縣保安科。為了加強地方保安工作，1941年底，在邊區保安處之下又設立四個保安分處——關中、隴東、三邊、綏德分處，相當於地區機關。後來又成立延屬分割槽，形成五大分割槽的佈局。保安處統轄邊區的警察力量，各縣有一個排至一個連的武裝（稱警衛隊、治安隊或特務隊），保安處直轄保安團。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從陝甘寧邊區保衛處、檢查處等部門抽調部分幹部戰士，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轄的延安市警察隊，加強了延安城的衛戍力量。
延安的生活是艱苦的，連毛澤東都穿補丁褲子。但延安警察卻有自己的黑色制服，甚至還有神氣的騎兵隊。保安系統有從邊區保安團到縣保安隊的武裝力量，還有自己的祕密情報系統、自己的電臺。邊區縣首長的待遇是騎馬，書記、縣長以外，惟有保安科科長有一匹。這種特殊地位，人稱“三駕馬車”。出入邊區的“護照”上，都蓋有周興的大印。因此，從政府機關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興的大名。保安處在鳳凰山下安營紮寨，機關、保衛團營房佔據了大半城區，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窯洞看守所。一次，周恩來碰到周興，笑呵呵地喊：“周半城!”周興“周半城”的美名，從此名揚延安。
除專門的保衛機關外，邊區還成立人民自願協助政府進行鋤奸保衛工作的群眾團體“鋤奸委員會”，同時作為鄉政權對群眾鋤奸工作的領導機構。除了公開的保衛組織之外，保衛系統還在各鄉村、街道、工廠、學校、合作社、機關、團體、部隊，設立祕密的“工作網”，作為保衛機關的“耳目”，這就使得敵特的滲透困難重重。
周恩來遇襲事件，令黨中央和毛澤東大為震驚
作為陝甘寧邊區保安處處長，周興兼任陝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和延安衛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對延安乃至整個邊區的安全負有重要責任。他盡心盡力，領導保安處上下，維護邊區社會秩序，保護黨中央的安全。但是在敵我交錯的複雜環境之下，保衛工作很難不出紕漏。周恩來遇襲事件的發生，就讓周興深感自責。
1937年4月，周恩來計劃去西安談判，為他預備的卡車在延安城南門外停了幾天。敵人在延安佈置了一些耳目，南門附近的坐探馮長鬥發現卡車將出動，就報告了活動在南線的政治土匪。從延安去西安，必經我方控制的延安縣地面和國民黨控制的宜川、甘泉地面。在敵我交界的一帶地區，活躍著一股政治土匪，他們對邊區安全破壞極大。這裡的土匪有明暗兩路。明的，由哥老會大爺李青伍等率領；暗的，是由當地土豪紳姬延壽率領的80多人槍的民團，實際上也是一股土匪力量。國民黨甘泉縣黨部直接操縱明暗兩股武裝，這些土匪地形熟悉，訊息靈通，武器裝備也好，專門破壞我邊區安全。
25日早晨，周恩來與張雲逸率副官陳友才等由保衛局特務隊一個班護送，共25人乘敞篷卡車從延安出發。本來，周興對這次出行的保衛作了周密的佈置，派特務隊一個排，乘三輛卡車護衛。由於出發時周恩來臨時有事，就派兩個班乘兩輛卡車先行了。這樣，周恩來單車出行，護衛人員只剩三分之一。
延安與甘泉的交界處有座山叫勞山，這裡森林茂盛，比較隱蔽。當週恩來乘坐的卡車剛剛駛到這裡，就遭到土匪的突然襲擊。我方犧牲很大，陳友才和警衛排長陳國橋率領戰士拼命掩護周恩來等順西面山溝轉移。最後，僅周恩來、張雲逸等4人徒步回到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鋪，在政治保衛局檢查站將情況報告黨中央。毛澤東心急如焚，他給中央警衛團長黃霖下了道死命令：“什麼也不要顧慮，無論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來！”周興也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特務隊騎兵排出發營救。
勞山事件震動整個延安，保安處難辭其咎，周興受到了嚴厲的批評。邊區政府急令剿匪，不到一個月，就消滅了這股土匪。為了加強延安城的治安力量，1937年8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統一指揮陝甘寧地方部隊和自衛軍。8月15日，保安司令部成立，高崗任司令員，周興任副司令員，譚希林任參謀長。
同時，為了加強對情報、保衛工作的領導，黨中央也成立了專門的領導機構。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對外稱“敵區工作委員會”，統管全黨的情報、保衛工作，周恩來任主任、張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來去國統區談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漢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下設三個部：戰區部，部長杜理卿（又名許建國）；城市部，部長潘漢年、副部長汪金祥；幹部部，部長陳剛。後又成立“中央保衛部”，由杜理卿任部長。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被撤銷，中共中央新組建了中央社會部（又稱中央情報部），負責領導全黨各根據地和邊區的保衛和情報工作，康生任部長，王稼祥、葉劍英、李克農任副部長，後來孔原、潘漢年也擔任副部長。中央社會部的機構十分精幹，下設兩部一室一處：第一部（偵察），部長杜理卿；第二部（情報），部長潘漢年、孔原、曾希聖；辦公室和祕書處。中央社會部及地方各級社會部的成立，結束了以往情報、保衛工作分散、缺乏完整統一的系統的局面，提高了工作效率。陝甘寧邊區保安處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會部，又是邊區政府的一個部門，同時接受西北局與陝甘寧邊區政府的領導。
日特、中統、軍統三股勢力都把魔掌伸向了延安
在向陝甘寧邊區滲透的敵對勢力中，有日本特務，也有國民黨特務。
日本特務機關的主要活動方式是收買中國人，混入邊區做間諜，其中有高階間諜，也有低階偵探。1941年冬，一對夫妻從敵佔區來到延安棗園，受到中央社會部的接待。
男子張帆是個知識分子，女子田某是個工人，他們原本是蘇軍情報組的間諜。蘇軍試圖在日軍後方建立情報網，要求中共方面提供人選，協助培訓外派。這對夫妻經過蘇方培訓後，派到敵佔區瀋陽工作。一天，中社部祕書王初在值班的時候接到《解放日報》寄給中社部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把張帆投寄的詩稿退回。
王初發現，張帆短詩的內容不過是“我已經到了西北高原，遙望大興安嶺……”之類的話，沒有什麼特別內容。幾天後，中社部又連續三次收到《解放日報》的退稿，內容基本相似。大家覺得很是蹊蹺，於是，中社部派人著手開始調查。從延安到國統區到淪陷區，中社部都建有祕密交通線。中社部沿著這對夫妻的路線查問各個交通站，回電都說，這對夫妻抵達後，就在報紙上發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詩。發表文章並不奇怪，但是每到一處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報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詢問瀋陽祕密黨組織，得知這二人返回延安並未經過領導同意，實屬擅自行動。
中社部迅速將這對夫婦控制起來，汪金祥和中社部二室治安科長陳龍負責審訊。原來，這二人奉蘇軍情報組之命到瀋陽做情報工作，在雜貨店裡隱藏無線電臺，不料，在發報時被日軍發現被捕。日軍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於沿途根據地群眾鋤奸組織嚴密，難以實現。現在捉到他們，就決心為己所用。日本特務機關要求他們到延安後長期潛伏，一般不搞組織聯絡。為了通報情況，只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中社部立即將張帆逮捕，田某坦白後被送到陝北公學學習，後來還入了黨。
總的來說，日本特務在延安的活動比較弱，潛入延安的特務主要是國民黨特務。
1938年4月，一個來自國統區的教授訪問團來到了延安。訪問團中有一位叫蕭致平的教授，還帶了一個名叫沈輝的私人助手。教授訪問團一行參觀了陝北公學、魯藝、抗日軍政大學等學校，觀看了延安留守部隊的訓練情況。他們還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的接見，併合影留念。訪問結束後，沈輝要求留在延安參加革命，得到批准，被安排在邊區政府教育處普教科工作。邊區保安處對他進行了嚴格的審查，保安處副處長王範發現自稱是河南人的沈輝卻是浙江口音，但是並未發現其明顯的破綻。
其實，這個沈輝的真名叫沈之嶽，是軍統陝西工作站的特務。他是浙江仙居縣人，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自學過俄語，精通英語，槍法也很準，很受戴笠器重。抗戰初期，沈之嶽在上海、杭州兩地曾誘殺過七八名共產黨員。戴笠曾希望派軍統陝西工作站站長毛人鳳潛入延安刺殺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但毛人鳳認為希望不大，沒有答應。沈之嶽向毛人鳳主動請纓潛入延安，力爭刺殺行動成功，讓毛人鳳喜出望外。為了能夠進入延安，沈之嶽特地“認真”學習了幾本馬列著作，能夠講一通“革命理論”，裝扮成“進步青年”模樣。沈之嶽為了保護自己，到延安後遲遲不敢與同夥接頭。為了不引起懷疑，他沒有敢走近毛澤東居住的棗園和中央機關駐地楊家嶺。
一天，沈之嶽在窯洞前一棵老榆樹下發現了同夥送的暗號。隨後，他又發現了一張煙盒紙，上面用暗語告訴他，翌日中午到甘泉縣杜甫祠堂見面。看完，他立即燒掉紙條。沈之嶽頗為狡猾，經過深思熟慮，他決定不去貿然接頭，並中斷了與同夥的聯絡。
為肅清陝甘寧邊區的敵特組織，周興他們決心拔出安插在邊區的“釘子”。經過一段時間的偵察，他們發現延安城外的麻家鋪有個已還俗的僧人行蹤可疑，常不定期地與一名叫謝仁義的小雜貨店老闆接頭。謝仁義則不定期去七裡鋪鄉鎮小學，與一個姓張的小學校長接頭。為了不打草驚蛇，周興與王範派出保衛人員對其暗中監視布控。同時，李克農也轉告邊區保安處，中央軍委的電臺曾兩次截獲發自延安城外的可疑電波訊號；而綏德縣的一個天主教堂附近已測出有敵特的祕密電臺在活動。保安處據此分析，敵特很可能在策劃一起重大破壞行動，甚至是武裝暴亂。
黨中央要求邊區保安處密切注視敵特動向，把握好動手的時機。王範立即帶人前往延安郊區，逮捕了謝仁義和小學校長等7名特務，擊斃拒捕的還俗僧人。經過審訊，王範得知特務們與延安城外一股地主武裝聯合起來，準備策劃破壞延安通往綏德的公路，並陰謀伏擊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一行；他們還計劃潛往棗園、楊家嶺等地，向毛澤東與中共中央駐地的幾口水井投毒，以暗殺中央領導人。已被捕的國民黨延長縣縣長周景龍還供認，軍統已派了一名殺手潛入延安，計劃殺害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但此人遲遲沒有動靜，不知是出了什麼差錯。
周興、王範立即採取了果斷措施，將邊區的特務一網打盡。破案之後，黨中央、西北局先後對周興、王範予以表彰和獎勵。在這次鋤殲行動中，只有沈之嶽因主動中斷與其他特務的聯絡而逃跑。1964年，在蔣經國的極力推薦下，沈之嶽擔任國民黨“調查局”局長。1990年，沈之嶽因患腎病曾到北京治療，1995年在臺灣病死。
“延安的福爾摩斯”陳泊
延安的情報、保衛界有一個偵察奇才，被毛澤東稱為“延安的福爾摩斯”，他就是邊區保安處偵察科科長陳泊（原名盧茂煥，又名布魯）。他長期負責偵察情報工作，破獲諸多疑難案件。一天，陳泊獲悉，中統將派一個特務以《中央日報》記者的身份進入邊區，執行檢查邊區各縣國民黨黨部反共的情況。這個特務剛一進入邊區，就被陳泊抓獲。在審問後，陳泊萌發了一個大膽的想法，他決定喬裝打扮深入虎穴。經上級同意，翌日，陳泊穿上這個特務的衣服首先來到延長縣。他手持《中央日報》記者證，到國民黨縣黨部，指名要見書記長。已接到上峰通知的書記長不敢怠慢，熱情接待，將收集到的中共情報作了詳細彙報。有了在延長縣初獲成功的經驗，陳泊又接連到延川、清澗等6個縣進行探查。此行大獲全勝，陳泊根據情報，捕捉暗藏的特務40多人。
陳泊工作思路開闊，他大膽提出，搞情報工作要“化敵為我，化我為敵”。中央社會部接受了他的建議，制定了“化敵為我服務”的方針，決定大膽使用國民黨特務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強調重視建立內線、強調重視上層，大膽在敵特機關內部建立特情力量。大革命時期入黨的李茂堂，被捕後參加了中統，經過爭取，表示願意為我黨服務。李茂堂後任中統陝西省室主任，從而使我黨能夠及時掌握中統的動向，為黨的情報工作立下大功。1943年，經毛澤東親自批准，李茂堂重新入黨。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特務活動也隨之升級。1942年春節前夕，慶陽縣保衛科抓獲一名來自國統區的神祕男子，名叫陳興林。在審訊中，陳興林承認負有軍統交辦的重大使命，願意棄暗投明，但只能向中共情報部門的負責人供出。這天深夜，陳泊祕密會見陳興林，得知了事情的由來。陳興林原本是在西安讀書的熱血青年。1938年10月，他聯絡了三個要好的同學一道去延安，走到臨潼時被軍統特務截住，強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個訓練基地。陳興林經過3個月的“洗腦”和強化訓練，被派到漢中特訓班當教員，一當就是9期。訓練的內容除進行思想上的反共教育外，還有射擊、爆炸、暗殺以及竊取情報的技術。訓練3個月為一期，結業後便偽裝成進步青年被派往延安長期潛伏。
經過多日的觀察思考，陳興林認為共產黨的確是為國家為民族著想的，因而願意為共產黨辦事。1941年底，胡宗南部欲進攻延安，需要有人佈置那些潛伏下來的特務內應外合。熟悉這些潛伏學員的陳興林被選中完成這個任務。保安部決定將計就計，通過陳興林挖出潛伏特務。此時，陳興林非常思念在慶陽縣的老母親和剛剛成婚的妻子，他向組織上提出回家探親三天的要求。對此，保安處內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多數人不同意。但在陳泊支援下，中央社會部批准陳興林的要求。
陳泊給了陳興林一些邊區的貨幣，讓他買些衣物食品回去，還送了一隻大燒雞和幾塊布料，把陳興林感動得潸然淚下。三天後，陳興林果然如約而歸。在五四青年節時，延安舉行盛大的慶祝集會。隱蔽在會場入口處的陳泊等人帶著陳興林，現場指認潛伏的特務，打開了漢中特訓班案的缺口。到1942年5月，陳泊偵訊得知，這些特務潛伏很深，有的進入軍委二局電臺組，有的進入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有的進入中共陝西省委，有的進入邊區政府，還有特務打入綏德專署、隴東專署等重要機構。6月18日，中共西北局發出《關於處理邊區內部反共特務內線的決定》。至1942年底，經過陳泊等人的艱苦工作，漢中特訓班案件全案告破，共發現軍統潛伏特務32名，其中主動交代1名，經過偵察發現20名，被捕人員供出11名，物證7件。
情況上報到黨中央，毛澤東非常高興，讚歎說：“當為奇功，奇功！這個布魯，真是我們延安的‘福爾摩斯’。可惜我們只有一個布魯，要是再來10個布魯就好了！要用布魯這樣的人保衛延安！”陳泊“延安的福爾摩斯”的美名，便在邊區不脛而走，傳為美談。
1943年6月上旬，在陝北吳旗縣長官廟及富縣，相繼發生兩起武裝特務偷越哨口的事件。這引起了陳泊的高度警覺。隨後，中央軍委保衛部牽頭召開了留守兵團、延安邊區政府保安處、延安公安局等單位的聯席會議，作出了加強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別是保衛中央領導人安全的決定，在邊區搜尋武裝特務。
一天，陳泊在查閱中央領導人日常活動的安排時，一個資訊引起了他的注意。6月22日上午10時，毛澤東要接見新四軍第三師第八旅旅長田守光。陳泊立即來到中央軍委保衛部，向時任部長的錢益民詢問有關情況。原來，田守光是當年3月上旬從華中出發，經渤海、冀東、平西進入晉西北，從那兒進入邊區的。田守光抵達晉西北時有電報發給中央軍委，稱所持的中共華中局的介紹信在渡海戰鬥中丟失。
儘管一切似乎毫無破綻，但陳泊還是不放心，他向晉西北的兩個兵站去電，查證田守光的蹤跡。當天下午，晉西北八路軍兵站回電，稱5月下旬並無新四軍旅長田守光從那兒經過。陳泊放下電報，立即找到錢益民，建議馬上審查田守光。陳泊認為，在延安，裝扮成軍人是不容易被發現的，田守光3月份就離開了華中，到現在3個多月了，這中間可能發生很多的變化。為什麼晉西北兵站回電並沒有這樣一個人呢，這裡面大有問題。錢益民將審查田守光的任務交給了陳泊。
經過兩晝夜的審查，陳泊終於搞清楚了，這個田守光是假的，是軍統派來刺殺毛澤東的大特務。而真正的新四軍第三師第八旅旅長田守光、該旅參謀長彭雄等人，於3月初從山東赴延安參加黨的會議，在連雲港海面上與日軍遭遇，所有人員遇難。軍統特務很快查清楚死者中有新四軍旅長田守光。在戴笠的親自策劃下，軍統派出數批特務潛入延安，包括這個“田旅長”，欲尋機刺殺毛澤東。“田旅長”在延安中央軍委招待所住了5天，沒有人對他的身份表示懷疑，眼看還有兩天就要受到毛澤東的接見，沒想到被陳泊的火眼金睛識破。
“新版《蔣幹盜書》”
抗戰時期，在陝甘寧邊區流傳著一個設計巧除國民黨中統特務的連環故事。每當人們聽到這個被稱為“新版《蔣幹盜書》”的反間諜經典案例時，都禁不住欽佩那位沉著冷靜、勇敢機智的故事主人公。他就是時任邊區保安處特派員，解放後擔任黑龍江省副省長、省委常委、公安廳廳長的趙去非。
趙去非是延安抗大的第一期畢業生，1937年12月畢業後被分配到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工作，1938年春任延安市公安局檢查站站長，1939年任邊區保安處一科副科長，同時兼任延安駐洛川縣的外勤特派員。
按照國共雙方的協議，洛川縣由國民黨政府統治。這裡有組織嚴密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尤其是中統勢力一度十分猖獗。趙去非經過考察發現，與洛川鄰近的甘泉小學校長石志文是國民黨從西安派來的。此人雖是國民黨員，但並非特務，為人正派、思想開明，是個可以發展的物件。趙去非親自找石志文談話，開門見山，請他為共產黨搞情報。石志文有些猶豫，遲疑不決。為了爭取他，趙去非將一些無關緊要的情報通過石志文送給洛川的中統特務，石志文得到他們的信任，後被派到西安受訓。回到甘泉後，石志文被趙去非的誠心所打動，將在西安的特務訓練班的幾十名特務的人名、化名和派遣方向全部寫出來交給趙去非。這時，中央社會部已經從另一個渠道得到了這份資料。經過雙方的核對，兩份情報完全一致，趙去非也因此把石志文當成了值得信賴的戰友。
1940年初，共產黨控制了甘泉縣，趙去非指示石志文乘機隨同國民黨撤出。到西安後，石志文進入中統駐陝西省調查統計室，專門負責預審被捕的共產黨員。後來，駐洛川的中統特務齊開章被派往邊區，石志文乘機要求調回洛川，後得到批准，被任命為洛川縣政府指導員。這樣，國民黨控制的洛川縣政府的有關情報就源源不斷地送到延安。在趙去非的安排下，我黨的多名情報人員打入國民黨在洛川的要害部門。
一天，趙去非在富縣突然接到下屬報告，說有中統特務要來投誠。來投誠的特務是國民黨洛川縣黨部幹事王忠岐。趙去非通過在縣黨部的內線，早就知道王忠岐是位頑固的中統特務，他這次很有可能是假投誠，極有可能是中統洛川調查統計室主任單不移設計的一個圈套。趙去非決定將計就計，聲稱自己是八路軍三五八旅的參謀。酒席上，趙去非打聽駐洛川的國民黨特務機關情況。為了取得共產黨的信任，王忠岐交代了一些情況。為了“借刀殺人”，趙去非鄭重地說：“王先生，你這次回去，拜託一件事情。”“前些日子，從富縣跑到洛川一個人，你們的主人沒有懷疑吧？”趙去非這樣說等於告訴王忠岐，那個自稱是共產黨叛徒的人原來是共產黨的間諜。
王忠岐回到洛川后，向單不移進行了彙報。單不移大喜過望，以為此行挖出了一個共產黨的間諜。趙去非巧施反間計，很快就讓這個叛徒由中統方面處決。
幾天後，王忠岐又自稱來送情報。趙去非迫使他提供更多的祕密。為了表示自己是真心投誠，王忠歧只得講出八九個隱藏在邊區的中統特務和擬發展特務的名字。後來，趙去非有意將他軟禁起來，又設法讓他逃回洛川。面對同志們的疑惑，趙去非解釋說：“王忠岐逃跑，說明他忠於國民黨。可是，他的上級也在考察他，人家會想，為什麼我們這邊跑了人沒有動靜？王忠岐畢竟向我們供出了幾個人，大家就等著看特務們‘窩裡鬥’吧！”果然，王忠岐從邊區政府控制的富縣逃回後，引起了單不移的懷疑。追問之下，王忠岐承認了向趙去非供出了幾個隱藏特務的名字。當單不移派人通知潛伏特務隱蔽時，才發現那些特務已經被捕。單不移氣急敗壞，下令將王忠歧處死。
邊區保安處的同志得知了王忠岐被活埋的訊息後高興不已：“這齣戲真是比《蔣幹盜書》還過癮啊！”趙去非說：“大家別急，戲還沒有演完。”他設計繼續擴大戰果，由邊區保安處不斷向外放風，以表明王忠岐是自己逃跑的。在洛川的國民黨縣政府官員們得知單不移冤枉了王忠岐以後，立刻騷動起來。王忠岐是洛川本地人，在中統內部人緣很好，而單不移卻不得人心。在王忠岐被處死後，洛川的官紳們都紛紛對單不移表示不滿，最後鬧得單不移在洛川無法立足，灰溜溜地走了。不久，中統方面安排中共祕密黨員的石志文出任中統駐洛川調查統計室的主任。此後，國民黨的兵力部署、進攻意圖、特務派遣等情況通過這一渠道不斷地被傳遞到延安。趙去非設計除掉王忠岐、趕走單不移的傳奇經歷，成為國共雙方間諜戰中應用“反間計”的經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