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取代明朝，是不是阻礙了中國發展，進步還是退步，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從明清理學發展來看，卻可以管中窺豹。

所謂理學，中心觀念是“理”，是產生世界萬物的精神的東西。南宋時期，理學開始出現，明清蔚然大觀，但明朝與清朝的理學發展卻大不一樣，透過比較明清理學的發展，可以看到清朝取代明朝，實乃華夏的不幸。

明朝初年，朱棣奪位之後，將朱熹的《四書集註》指定為科舉考試參考書，標誌著程朱理學思想成為官方意識形態。所謂程朱理學，強調“理”高於一切，猶如“以理為本”，與如今“以人為本”的“人本”思想截然不同。

儒學經過一千多年進化，吸收了諸子學派思想，成為當時中國唯一成熟的治國思想，朱棣都沒得選擇，只能選擇儒家。朱棣之所以抬高程朱理學，因為程朱理學實在太好了，幾乎是為統治者量身定做。

如果說春秋戰國時是儒學初生期，忽視現實充滿理想，統治者不屑一顧，漢唐大概是儒學的野蠻成長期，為了符合統治者要求，不惜一切篡改經典，終於徹底實現“獨尊儒術”，宋朝時儒學進入成熟期，程朱理學是其中最成系統、最符合統治要求的學說，強化人類社會的等級關係——君臣父子、尊卑有序，三綱五常是最大的“理”。如果人人遵守程朱理學，遵循君永遠是君、臣永遠是臣、大家哪怕餓死都各安其位的“理”，皇帝統治自然可以傳之萬代，因此皇帝自然不會拒絕程朱理學。

程朱理學佔據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帶來的後果很嚴重，明朝初年學術氣氛沉悶，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如果時間一長，可以預見的是必然帶來社會結構僵化，社會進步停滯。

但明朝還是傳統的“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皇帝可以將程朱理學定為官方意識形態，卻無法壓制儒家學者對儒學的研究與發展，也不掌握對儒家經典的解釋權。也就是說，明朝儒士可以提出新學說，皇帝也不好否定社會上出現的儒家新思潮。

明朝中前期，陳獻章的白沙心學打破程朱理學沉悶和僵化的模式，開啟明代心學先河，吹響了明朝思想變革浪潮的號角。陳獻章是嶺南地區唯一一位從祀孔廟的大儒，也是明朝從祀孔廟的四人之一，是明代心學的奠基者，被後世稱為“聖代真儒”、“聖道南宗”、“嶺南一人”。

陳獻章之後，湛若水、王陽明真正開啟了心學，影響了明朝之後100多年的歷史。

所謂心學，其實還是理學的一個分支，與程朱理學不同的是，程朱理學認為三綱五常是最大的天理，而心學強調生命的過程，認為良知是心之本體，無善無惡就是沒有私心物慾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心學注重個體的“理”，程朱理學注重維護三綱五常，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提出的解放個人慾望區別在於，文藝復興解放的是物理層面的人慾，心學解放的是精神層面。

不過，心學與佛家參禪悟道，誰都可以悟道成佛差不多，誰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成聖，門檻較低，因此心學門徒魚龍混雜，但不可否認的是，心學思想的興起，打破了程朱理學僵化的社會模式。

心學是開放進取的，強調人內心的良知良能與社會和萬物的溝通對話，不像程朱理學是一個封閉僵化的宗法倫理體系，思想和行動都不允許超過程朱理學思想劃定的大綱。因此，心學符合明朝當時時代發展需求，進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透過四件事看出：

1，明朝官方學說是程朱理學，王陽明心學矯正朱熹理學弊端，違背官方思想，但心學門徒的科舉考試卻並未受到影響，比如嘉靖元年（1522年）的錢緒山就順利考中舉人，甚至在1523年心學進入了考題。此後，幾乎已經無人再說心學是異端，科舉考場上心學隨處可見。

2，明朝內閣首輔中，出現了多位心學門徒，最具代表性的是徐階，曾經組織數千人講學。至於內閣大學士、各部主官級別的心學門徒更是不知凡幾。

3，王陽明之後，心學發展出多個學派，其中王守仁的學生王艮創立的泰州學派，被後世稱為“中國歷史中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啟蒙學派”，是王學中影響力最大的一個分支。這一派的弟子非常注重實踐運用（即實學），最典型的是徐光啟。其實，明朝晚期最能接受與西方傳教士的明朝士大夫，主要是一批心學門徒。明朝晚期出現徐霞客、李時珍、宋應星等，不是沒有緣由的，與當時實學發展息息相關。

4，心學門徒中，出現了很多離經叛道之人，最具代表性的是李贄，喊出了孔子非聖，四處講學時經常有很多婦女聽講。

可以說，明朝市井文化繁榮到出現《金瓶梅》、接納西學、出現諸多離經叛道的學者等，都與心學關係密切。原因很簡單，心學給了他們思想基礎，每個人可以透過自己的方式成聖，可以充滿個性化。

除了心學與程朱理學之外，明朝還有諸多學說出現，比如明代“氣學”代表人物之一的羅欽順，羅欽順是可以和王陽明分庭抗禮的大學者，時稱“江右大儒”。

朱熹理學認為“理氣二分”，三綱五常這些“理”高高在上，可以與“氣”（物體或人）分開，是最先存在的，即“理在事上”和“理在事先”。但羅欽順認為“理在事中”，理氣為一物。

還有堪稱明朝最妖孽的文壇領袖唐順之，俞大猷的兵法老師，戚繼光鴛鴦陣源自此人，既學習程朱理學，又學習過王陽明心學，但最終卻突破這兩種學說，重返經世之學——實學。

總之，明朝各種學說多如牛毛，反對與被反對可謂家常便飯，理學迎來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尤為重要的是，明朝皇帝對這一現象並未打擊或壓制，而是任其發展，即便對最為異端的李贄，因為學說與行為過於異端，受到不少官員抵制，萬曆也只是將他關進監獄，而沒有殺他，李贄後來在監獄自殺而亡。

清軍入關後，在程朱理學與心學選擇上，自然選擇更利於統治的前者，於是不規矩的心學備受打壓，越來越衰落。最終，清朝心學重視主觀意志，注重氣節品德，講求以理統情，自我節制，向程朱理學靠攏，更符合統治者的學說。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帝在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序》中，明確宣佈他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尤其是程朱理學）為治國之本。

所謂“治統與道統合一”，就是將皇權與對儒家經典的解釋權，全部集中在一人之手。明朝時期，皇帝只有治統沒有道統，道統在儒家學者手裡。顯然，這兩者合一就封死了儒家學者發展學說的道路。說封死可能有些誇張，但讓儒家學者不敢提出違背皇帝意志的學說了。

這裡有一個配套工程，即我們熟知的文字獄。在文字獄的打擊下，提出新思想的後果很嚴重，清朝儒家學者也沒人敢拿自己的腦袋開玩笑。與之相反的是，明朝官方意識形態起初是程朱理學，但儒家學者也沒當一回事，明朝皇帝也不敢隨便以別人提出新學說而砍了聖人門徒們的腦袋。

因此，明清官方意識形態看似都是程朱理學，但實際卻大不相同。明朝程朱理學在中期已經衰落，但清朝卻將之推向神壇。

《〈清儒學案〉序》：至論清儒，其情勢又與宋、明不同；宋、明學術易尋其脈絡筋節，而清學之脈絡筋節則難尋。清學之脈絡筋節之易尋者在漢學考據，而不在宋學義理。”又說：“清儒理學既無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無大脈絡大條理可尋，如宋儒之有程、朱與朱、陸。

簡而言之，在清朝高壓政策下，學者們只能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做考據，而不敢提出學說思想，更不可能提出符合時代發展的理學思想。清朝時期，中國考據學空前發展，但背後的代價是儒家學說幾乎徹底沒了發展，清朝儒學猶如一潭死水。而即便不問天下事，專心做考據，清朝學者也未必能避免劫難。

筆者舉一個例子，《物理小識》的作者方以智，祖父方大鎮、父親方孔炤均學習西方天文學，這一家都是心學門徒，也可謂西學世家，清朝之後放棄了自然科學研究做考據，形成了大名鼎鼎的“桐城派”，但在戴名世《南山集》案中，戴供詞承認《南山集》抄錄的是同鄉方孝標的《滇黔紀聞》，於是刑部判戴、方兩家三百多人坐死，經過康熙的“寬宏大量”，戴名世寸磔，方孝標戮屍，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餘流徒。

在這種時代氛圍下，整個清朝沒有自產出一位大思想家。

社會進步，思想先行，沒有思想準備與基礎，社會又如何進步？

筆者不時聽說，聲稱“明朝延續到鴉片戰爭時期，會比清朝做的更糟糕”，甚至有“清朝取代明朝，是中國的幸運”等言論，其實這種觀點完全忽視了明朝學者的自我適用時代的能力，以明朝百花齊放的理學發展觀之，明朝如果存在到18、19世紀，必然會出現與之相適應的思想學說，進而推動社會變革。

以日本觀之，德川幕府時代，也將程朱理學定為唯一官方正統，將陽明心學視為謀反之學，堅決禁止。但德川幕府晚期，心學傳播已無法遏制，當時傳播心學的大師是吉田松陰，他門下八十多個門徒，其中竟然有四十多個成為了明治維新的關鍵人物，包括伊藤博文、木戶孝允、高杉晉作等人。而日本明治維新或之後的名人中，西鄉隆盛是心學信徒，東鄉平八郎“一生俯首拜陽明”等。章太炎評價說：“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簡而言之，心學成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基礎，沒有心學，可能就沒有日本的近代崛起。

管中窺豹，透過明清理學的發展，可以看到清朝取代明朝，並非時代的進步，而是阻礙了中國的發展，甚至中國儒學思想因而倒退三百年都不止。

參考資料：《明史》、《清史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