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奇葩神劇《大秦賦》的熱播，海量觀眾再次開啟了低端撕逼模式，或稱六國為反動餘孽，或視秦朝為孽障異端。由於受飯圈文化影響，普通網民也早已習慣了這種二元撕裂。

但暴秦和六國的關係，遠比當代人所假想的要複雜。因為躲在歷史程序背後、腦控秦人走向強大與閃崩的元兇，恰恰是以三晉為代表的六國文化。而被帝王野心犧牲掉的，則是普通秦民的生活方式。

日常層面的刻意山寨

秦國最初只是周天子故意冊封的低價值炮灰

秦人初登歷史舞臺，發生在西周的中後期。作為天子的牧馬人兼炮灰，贏秦部族長期處在戎狄包圍之下。連其賴以得名的封邑“秦”，都是偏居隴西、已在今日變為回族自治縣的甘肅張家川地區。自然是無緣與關東產生什麼有機聯絡。因此，在最先富起來的那部分秦人眼中，只有關中本地的宗周文化才堪稱高大上。這種迷之痴戀，也成為早期秦文化的最大特色。

原上海博物館的副館長李朝遠就發現，秦襄公與秦文公時期的青銅器，居然在造型和紋飾等方面同西周後期如出一轍。只是由於鑄造技術尚欠火候，讓乍看大氣的作品在細節上粗糙笨拙，根本不能和周人的產出比肩。至於刻意模仿本身，也令該階段的秦國青銅器略顯落伍。當秦人還在生產無蓋鼎時，同類物件已快在中原絕跡。因為擺脫昔日宗主影響的關東各國，正在積極摸索新的禮器型別。

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秦公鼎

此外，秦人對周文化的推崇，也深刻影響了文字發展。清華大學的趙平安教授，在《隸變研究》附錄中指出，秦莊公不其簋的銘文，字型同西周晚期金文完全一致。日後被始皇帝推向全國的秦系文字，其實就發源於此。

甚至可以毫不客氣的說，秦人對西周舊俗的堅守已發展至匪夷所思地步。例如國君對人殉的熱愛，就時刻常被傳統士大夫批作沾染戎風。但史黨社先生在《秦關北望》中已經指出，這一血腥嗜好的源頭，恰恰是豐鎬一帶的先周文化。當然，西戎對秦的影響並不能忽略不計，因為下層居民的屈肢埋葬習俗，就源自甘青地區的戎狄部族。但從甘肅禮縣的秦公大墓來看，不接地氣的統治階層仍按周人習慣，直肢下葬了事。

秦國貴族的人殉傳統 其實源自周文化

到了春秋中後期，因周王室的日漸衰微，秦人終於形成屬於自己的審美訴求。但隨著商鞅變法的驚雷響起，一個令考古學家目瞪口呆的文化斷層，又暴露在世人面前。

滕銘予教授在《秦文化：從封國到帝國的考古學觀察》中指出，原本別具一格的秦式青銅器，在戰國後期全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就是關東列國風格禮器。屈肢葬雖仍佔據主流，但也有不少關中秦墓使用直肢葬。而梁雲先生則在《戰國時代的東西差別》中強調：不止貴族專享的銅器，連普通秦民使用的陶器，也在三晉影響下被迅速改造。

秦軍兵器也只是對三晉產品的抄襲量產

在這個方面，變化最明顯的當屬兵器。由於《復活的軍團》等紀錄片吹捧，普普通通的秦劍、秦弩和秦矛，開始被無數軍史小白奉為神器。但令人尷尬的是，丁大為的《秦、楚東周青銅兵器對比研究》指出，戰國中後期的秦軍武器，既失去了原有風格，又毫無創新性。剩下的只是簡單粗暴地照三晉規格批次生產。

刻意山寨模雖不等於被全盤同化，但諸多秦人的文化傳承，仍被徹底的一刀砍斷。揮舞那把屠刀的罪魁禍首，正是《史記》中蔑稱秦文化乃“戎翟之教”、自詡令秦國“營如魯衛”的商鞅。這個來自關東的法術之士，總是高舉變法圖強的大旗行事。不僅要變更秦人的日常生活，還要在制度上譜寫自己的狂想曲，活埋掉老秦人僅剩下的那點田園詩。

商鞅的作風與結局 堪稱滴血的黑色幽默劇

變法幕後的玄機

秦國的變法原理 同樣是胡亂抄襲的結晶

中原地區的先民，本以宗族血緣為紐帶，生活在一個個村社共同體中。德高望重的族人長老，會定期主持分配份地、領導勞動，讓原始王權不能越過共同體去直達個人。所以楊寬先生在《西周史》中指出，這種溫情脈脈的集體生活方式，就是儒生所向往的井田制原型。

起初，老秦人的生產、生活方式與之差別不大。《詩經·秦風·無衣》所展現的袍澤之誼，顯然是彼此熟悉的小共同體成員。他們在長期的共同生活和互幫互助中形成濃烈情感，對素昧生平的陌生人，則沒多大可能會這般掏心掏肺。

老秦人原本生活在一個個小共同體之中

但戰爭的壓力改變了一切。為滿足統治者的野心，也為在亂世中求生存，諸夏各國紛紛走上集權之路。其套路大同小異，都是要汲取到更多資源，並因此去努力拆分小共同體、強化王權對個人及家庭的控制。為方便執行王權意志，勢必要擴大官府的組織規模、延伸朝廷觸角，並以吃皇糧的官僚隊伍負責具體運作。這點倒是很符合後世德國思想家威廉·馮·洪堡在《論國家的作用》裡的論斷：公務員構成了專制主義國家的基礎。

經常慢關東半拍的秦國，最終還是跟上了時代節奏。秦獻公的“為戶籍相伍”，初步打下了戶籍制度的基礎。秦孝公和商鞅的政治伎倆，則在《史記·商君列傳》中有十分明顯的展示。先頒佈“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一類的法令，透過獎勵生產、讓百姓嘗些甜頭的方式來收買人心。等到“秦民大悅”，才亮出尖牙利爪，透過第二次變法擴張政權組織，以便實現最終集權。這就是“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將所有民間聚落都控制在自己手中！

商鞅變法的最終目的就是集權和斂財

今天的很多秦粉始終堅信，暴秦比六國進化的更徹底、完全剔除了分封制與貴族制的殘餘。但這完全是滑天下之大稽。因為《史記》裡就與白紙黑字的記載，商鞅不僅有封地，還被秦惠文君逼得以私兵造反。秦相魏冉還為擴大封地，努力忽悠秦昭王捨近求遠去攻打齊國。秦始皇在親政前還“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毐國”，也就是下血本獎勵自己老孃的情夫嫪毐。

至於被神化成打破血統論、英雄不問出處的軍功爵體系，自然也絕非秦人獨創。朱紹侯先生在《軍功爵制考論》中指出，魏、齊等國均推行了軍功授爵。頗為黑色幽默的是，擁有爵位的軍功地主，雖是秦國新社會的模範，卻也是朝廷極力提防的物件。從《嶽麓書院藏秦簡（四）》來看，這些最受街坊鄰居稱道的國家功臣，竟不能充任管理30戶人家的“裡典”。朝廷還規定“以其裡公卒、士五年長而毋害者為典、老”，就是讓編戶齊民中最平庸窩囊、既上了年紀又無爵位和犯罪前科的老頭，負責管理基層。目的顯然是遏制軍功地主在民間社群的影響力。

軍功地主本身也是秦廷的重點防範物件

此外，有關變法確立土地私有的傳統說法，也在雲夢秦簡出土後的20世紀70年代就被打破。劉澤華、張金光等老一輩學者，均斷定商鞅推行的是國有授田制。當代學者雖對此所有修正，卻也基本認為秦的田制不是真正的土地私有，而是國有向私有的過渡形態。

甚至有部分痛恨秦國的網民，異想天開地稱暴秦受波斯帝國影響，從而走上集權專制的不歸路。用意無非是要暗示，光輝燦爛的諸夏文明，毀於走邪路的大秦之手。但盲目的仇恨，還是經不起常識與史實的考驗。

馬家塬西戎墓地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

歷史上的秦國和西域並非沒有交流。透過對馬家塬墓地的考古可知，地中海世界的商品經常會流入臣屬的戎狄部族。王子今先生在《秦漢長城與絲綢之路》中指出，公元前4-3世紀的阿爾泰地區墓葬中，就出土有典型的秦式銅鏡。但制度借鑑遠比商品流通要難。後來的清朝宮廷收藏有大量法國鐘錶，但沒人會就此認定愛新覺羅家族向波旁王朝的路易們借鑑治國理念。更何況，那些夾在西亞帝國與秦人之間的綠洲城邦和遊牧民族，雖會販運物品，但這些組織鬆散的政治體。所以就不可能成為帝制的中間商。

既然生物學上存在趨同演化概念，那麼人類歷史上的諸多文明，也在相似的環境壓力下，不約而同地走上了相仿道路。但最為關鍵的一點則是：波斯帝國的專制程度，根本不能和同期的中原文明相提並論！

波斯帝國的專制程度 遠不如中原文明

首都師範大學的晏紹祥教授，曾對波斯帝國政體下過精闢論斷--有“集權”而無“專制”。萬王之王雖大權在握，在地方共同體仍處在自治狀態。體量不及波斯帝國的先秦文明，倒在專制層面實現了彎道超車。臺灣“中研院”院士杜正勝在《編戶齊民》裡指出，中原政權控制個體臣民的嘗試，最晚始自西周末期的周宣王“料民於太原”。大抵至公元前6世紀，楚、齊和晉等國已普遍確立了戶籍制度。

在官僚組織的擴張和王權對基層社會的滲透方面，李峰先生的《西周的政體》一書中詳細論證過。貌似貴族掌權的西周，恰恰是東亞最早摸索官吏統治的王朝。網紅梁惠王的碩士導師李家浩先生，則認為“縣”這一名詞在西周就已出現。

龐大的波斯帝國 從不以格式化的郡縣統御萬邦

當然，不論西周的“縣”還是春秋初年楚、秦等國的“縣”，尚不算一級官府。但陳劍在《先秦時期縣制的起源與轉變》中指出，到春秋後期，晉國的縣已完成官僚化，成為君主專制的幫手。

顯然，三晉才是所謂“秦制”的直接源頭，這早已是學術界共識。如楊寬先生在《戰國史》中指出，《秦律》乃至《漢律》的藍本，就是李悝為魏文侯定製的《法經》。

晉國是最早完成縣制官僚化的先秦諸侯

帝王心術與皇朝覆滅

秦始皇的一生 就是暴秦歷史的縮影

梳理完秦人對三晉的全盤抄襲，我們必須直面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何是笨拙的學生，反過來吞併牛氣沖天的老師？

其實答案並不複雜。翻開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就能發現，三晉各邦不僅多面環敵，領土還交錯破碎。其在制度和生產力方面的先發優勢，並不能抵消地緣政治方面的巨大劣勢。恰如工業產值早就是世界第二的德國，發動兩回世界大戰都血本無歸，最後反而是原本落後的蘇俄控制了半個歐洲。

三晉的地緣政治處境太差

早在春秋晚期，晉人就做過坑人又害己的賠本買賣。他們曾為牽制楚國，轉而大力扶植吳國。不料在夫差統領下，小弟竟直接大舉北上。不僅連破齊國，還在黃池會盟上讓老大哥大丟盡顏面。面對尚處落後的江東勢力，表面還算統一的晉國尚且招架不住。那麼早已撕破臉的韓、趙、魏三方，被秦人殺下陣來也並非不可理喻。

橫掃六國秦始皇，則犯了一個無可挽回的致命錯誤--全面推行郡縣制。雖然此舉被中國式政治正確給洗白為英明無比，卻同步產生最激烈的衝突。何況肇事者居然不是六國遺民，而恰恰是秦國自身的官僚階層。

秦始皇的徹底郡縣化 為繼承人埋下大禍

有管理學常識的人都明白，企業若缺乏強悍的資金鍊與管理層，就不應盲目搶佔市場。如若一味接盤大集團，只會閃了自己的腰，表現出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無奈。從嶽麓、裡耶等新出簡牘來看，面對擴大了一倍的廣袤疆土，秦帝國的幹部儲備與官吏素質根本沒做好準備。於是就迅速陷入人手捉襟見肘的窘迫境地。

為抽調吏員去管理剛剛征服的“新地”，秦廷不得不飲鴆止渴。《嶽麓書院藏秦簡（五）》明確記載：今南郡司馬慶故為冤句令，詐課、當廢官，令以故秩為新地吏四歳而勿廢，請論慶。制書曰：諸當廢而為新地吏勿廢者，即非廢，已後此等勿言。

廣大的六國故地 超過了秦的消化能力

簡文含義並不難理解。即大量犯了罪過、本應被廢除為官資格的秦吏，都被髮配到“新地”當差。請問，剛剛遭受亡國之痛的六國遺民，面對慣於作奸犯科的“新地吏”，還能對大秦帝國產生更強的認同感嗎？

秦統治階層對自身斤兩並非毫無自知之明。博士淳于越，曾建議始皇帝大封子弟功臣作為藩屏。身為齊人，他的建議或許出自給故國興滅繼絕的私心。但作為食秦之祿、有資格同皇帝丞相一道喝酒吹牛的政府高參，他也不可能無半點為君分憂的考慮。況且分封幾個諸侯王，並不損害秦身為天下共主的威嚴。

秦始皇將如何統治的技術問題給意識形態化了

但一心建立萬世功勳的始皇帝，還是把如何管理新地的技術問題，上綱上線到了意識形態高度。不惜下詔焚書，也要一錯再錯。此時的大秦帝國，如同酒精代謝能力有限、卻為了面子而灌下六瓶悶倒驢的油膩中年，根本經不起任何折騰。可秦二世胡亥，還是朝嘴裡胡亂塞了大把抗生素。

繼位合法性存疑的新皇帝，急於樹立個人權威。同時，身為千古一帝的乖兒子，他很自然地想起了父皇對韓非子的推崇。進而在法家理論集大成者的著作中，找到了源自申不害的馭下寶典--“行督責之術”。大力苛責懲處秦廷官吏，進而迫使深感朝不保夕的秦吏為多刷政績指標而加緊搜刮百姓。

為指鹿為馬大開綠燈的秦二世

這就是秦統治者對三晉智慧的最後一次抄襲，效果可謂是立竿見影。不僅將更多關東百姓逼上反路，也毀滅了秦朝官府同老秦人的最後羈絆。當沛公劉邦帶著一幫楚、魏故人殺到關中，就反其道而行的宣佈約法三章。結果，長期被視作虎狼的秦民，竟把孟子口中的簞食壺漿與喜迎王師都變成了現實。

於是，外強中乾的秦帝國，終於被自己的路徑依賴所吞沒。其繼任者將在血淋淋的歷史教訓之上，摸索融合各方文化、調和官民關係的新方法。失去了舊稱的秦民，也將獲得一個更重要的身份--“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