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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6年，國家衛生部的一份檔案中，曾這樣描述鴻茅藥酒——“紅毛酒是內蒙古自治區特產之名酒，歷史悠久，……”。但在現存的地方史料中，最早記載並介紹鴻茅藥酒的，是1937年的《綏遠通志稿》，1933年的《綏遠概況》和1934年的《綏遠省分縣調查概要》。

鴻茅藥酒在歷史上叫作“紅毛酒”，後來之所以改名“鴻茅酒”，背後有段獨特的機緣。據《內蒙古輕紡工業志》（內蒙古自治區輕紡工業廳編寫，1995年版），1969年，時任國家計委主任餘秋裡提議，涼城縣恢復紅毛藥酒生產，並將“紅毛藥酒”正式更名為“鴻茅酒”。

《綏遠通志稿》在各類地方史志當中屬於上乘之作。當年綏遠省主席傅作義聘請的總纂傅增湘，也把編纂《綏遠通志》視為“大業”。傅增湘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等職。鴻茅藥酒能寫入《綏遠通志稿》，既能印證衛生部的說法，又是種無上的榮耀。

— 壹·重量級史料中的鴻茅藥酒 —

除了享有盛譽的《綏遠通志稿》外，《綏遠概況》和《綏遠省分縣調查概要》來頭其實也不平凡。《綏遠概況》是由民國時期綏遠省政府編印的，代表著當時傅作義所主導的綏遠省政府官方的看法和態度。當時傅作義肅清了綏遠省的大股土匪，並透過長城抗戰獲得了良好的聲譽，正躊躇滿志，打算在綏遠省好好幹一番事業。

《綏遠概況》編印於1933年12月，傅作義在序言中字裡行間透露了其雄心壯志，“綏省控制邊陲，延袤千里，天然寶藏，甲於東南，果使焚萊闢土，厚利民生，不徙地方繁榮，而全國之富力系焉，……亟思引集國內之人才資力，共圖發展，……轉而供獻國家，以樹富強之基礎”。

鴻茅藥酒出現在《綏遠概況》的“第七編 工業”中，“廠汗營所產之酒，色如胭脂，香濃味醇，名「昭君紅」，俗名「紅毛酒」。每斤售洋八角，其製法當地人秘而不傳。人多和燒酒飲之，蓋質醇色豔，純飲易醉，銷路亦廣。蒙人尤珍貴之。苟能明其製法，設立大規模工廠，加意製造，定能推銷全國，實綏遠之一大利源也。”

《綏遠省分縣調查概要》於1934年4月，由綏遠省立民眾教育館編印，整體上是由館長樊庫主持編寫的。樊庫是綏東集寧（今烏蘭察布市集寧區）人，後來深受傅作義賞識，連續擔任陶林、東勝以及臨河縣長，抗戰時期出任過“綏遠民眾抗日自衛軍”五路軍總指揮。

樊庫早年畢業於北平中國大學，知識分子氣息很濃。其本人的一大特點，就是愛好修編縣誌，無論走到哪裡，都主張修志。在他擔任綏遠省立民眾教育館館長期間，教育館下屬的《社會日報》副刊，有好多談沿革說掌故的內容，這種風格為民眾所喜聞樂見，開一時之風氣。

他還喜歡搞教育，擅長以政治來推動教育，同時以教育闡揚政令。他任東勝縣長的三年，屬民國東勝（今鄂爾多斯東勝區）教育事業最興盛的時期。樊庫是清末民初綏東著名教育家涼城人喬活雲的學生。喬活雲光緒二十五年寧遠廳民籍科舉出身，在豐鎮執教40多年，弟子有涼城籍綏遠名人劉漢、邢大為等人。

樊庫在《綏遠省分縣調查概要》中這樣描述鴻茅藥酒，“然廠汗營所產之酒，甚為著名，色紅味美，價值昂貴，本地人稱之為紅毛酒。每斤售洋八角，究其所以為貴者，因其能治疾病耳。至於製法，當地人秘而不傳，蓋恐外人之仿製故也。購者多以燒酒摻和而飲。斯因酒質濃而豔，且含有藥性，純飲易醉。銷路亦極廣，山西及內外蒙人多喜飲之，且珍貴之。苟能明其製法，設立大規模之工廠，加意製造，定能推銷於全國，實為綏遠之一大利源也。”

他的這部書由於記的很細，被綏西人調侃為“翻皮褲全書”。其中對鴻茅藥酒還有另外的評價，“又有製造紅毛酒者，亦為本縣（涼城縣）一種極著名之業工”。對鴻茅藥酒記錄的更為具體的則是《綏遠通志稿》，這部志書初稿成於1937年，2007年正式出版，期間70年的時間經歷非常坎坷，在正式出版之前社會上曾有手抄版流傳。

《綏遠通志稿》中對鴻茅藥酒有如是描述，“惟縣屬第三區廠漢營之隆盛榮，制有紅毛酒一種，為本縣（涼城縣）之特產，色如胭脂，香濃味醇，每壺二十四兩，價一元二角，每瓶十二兩，值七角。酒中含熱性藥料特多，婦女、患腰腿疼痛者，飲之每奏奇效，故價值雖昂，銷路仍極發達，近而山西、內蒙，遠而外蒙各地，皆有行銷，蒙人對之尤視為珍品。其製法據云配有藥品百餘種，本號恐人仿製，秘而不傳。近年其他商號多有仿製者，大抵用官桂五錢，肉桂一兩，公丁香、母丁香、高麗參、陳皮各二錢，肉蔻、小茴香、蓽茇各二錢五分，白蔻三錢五分，良姜、紅蔻各二錢，砂仁、紅麯各三錢，紫蔻一錢五分，赤糖六斤，配以生酒二十四斤，盛鐵鍋內，用文火煮之，以柳棍徐徐攪動，煮至相當程度即成，然其出品終不若隆盛榮之質純色豔，銷路暢旺，蓋猶未盡得其法也。”

這部曠世鉅著對鴻茅藥酒還有另外的描述，“此外在廠漢營有紅毛酒一種，亦為本縣名產，行銷頗遠”；“……又在一區之大廠漢營村，在清末時有大商號大盛公、德集玉、興泰當、萬義當等號。入民國後，相繼歇業。繼之而新設者，有恆盛源、隆盛榮、德慶永、和盛泉、復茂興、廣聚成。……而第三區廠汗營所產之紅毛酒，則多銷於綏東及雁北各縣。”

— 貳·《綏遠通志稿》自身的傳奇 —

民國十八年（1929年）元旦，綏遠正式設立行省。1931年，根據國民政府訓令綏遠省政府設立了通志館，聘請當時綏遠省數十位文化精英、知名人士專攻此事。他們都是綏遠民國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歸綏郭象伋為館長，託縣閻肅為副館長，土默特榮祥為主任編纂。

為了確保這部志書的編撰品質，通志館還聘請了當地蒙漢學者、文士20餘人作為編撰和採訪員。其中較知名人士就有白映星、陳志仁、楊令德、張竹卿、王森然、金松伯、趙國鼎、劉繼堯、王印、王慶和韓桂等。對於其中一些人的背景，我們在後文中會展開做相應介紹。

綏遠通志館館址選擇的也頗有內涵，這個地方是“大盛魁”商號北院。大盛魁是清代山西人開辦的對蒙貿易的最大商號，極盛時有員工六七千人，商隊駱駝近二萬頭，輝煌了近300年。到1929年，大盛魁才歇業。大盛魁是歸化城旅蒙商曆史的標杆，也承載著呼和浩特的太多記憶。

1934年，當時的綏遠省主席傅作義認為，“省志屬創舉，不僅為地方文治之淵源，將垂為百代流傳之典則”，於是續撥經費並於1936年聘請傅增湘擔任總纂。傅增湘清代和北洋時期，在政府系統擔任過要職，同時無論是在藏書、校書方面，還是目錄學、版本學方面，都是一代宗主。

1936年底，郭象伋把《綏遠通志》初稿帶到北平傅增湘的住處藏園。傅增湘邀集當時史學名流改寫“通志”，郭也住在藏園一起研討編修。“七七”事變爆發後，受時局影響，所約學者不得不散，唯夏仁虎一人獨行屬稿。夏仁虎德才兼備，不畏戰亂，為編志書而進入無我無人之境地，草成全稿。

1937年10月14日，歸綏淪陷，通志館禍遭兵燹，部分底稿散失。其後通志館大部分人員出走，只有郭象伋堅守整理殘章碎頁。他面對殘稿，想到七年來數十人所費心血，悲痛至極，竟失聲痛哭。偽蒙疆政府成立後，德王等人起初並不同意重修和印行《綏遠通志稿》，但日本人得知訊息後非常重視，密謀查詢稿本下落。

在日本人宇山兵士及其幕僚黑澤隆世等人的干預下，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找到傅增湘並給付了相關費用。1939年3月，《綏遠通志》完成，日寇“東方文化研究所”也出席了相關儀式。其後，原稿交國際運輸公司保險郵寄，修成本由日寇軍部專門運送，交偽蒙疆政府顧問部。

關於《綏遠通志》定本印刷，初定北平京華廠印刷，後因該廠紙張不好、印刷週期長（為期二年），改由“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奉天印刷廠印行。後又覺該廠戰事風險大，又改為日本最大最好的印刷廠影印出版。1945年5月，志稿成書準備出廠，23日東京遭美軍空襲，印刷廠被夷為平地，成書及原稿成為劫灰。

所幸傅增湘處尚有另一部繕清本存留。抗戰勝利後，經綏遠省政府協調，傅增湘之子傅忠謨把殘缺不全，僅剩一百一十三卷的綏遠通志館原編稿本送回綏遠。1960年，內蒙古文史研究館館長榮祥等人奉令修訂該本，以便內部排印，即將完成之際，“文革”開始，事又中輟。

1970年榮祥等人奉命繼續修訂，次年告成繕清。1981年到1984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就榮祥修訂稿再次校訂，以期正式出版。內蒙古史志文學巨匠劉映元，七八十年代就曾參與了《綏遠通志稿》的修訂工作。《綏遠通志稿》其後又遇到種種原因，到2007年才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付梓面世。

— 叄·郭象伋館長及其傳奇人生 —

郭象伋（1880-1943年），字並卿，今土默特左旗兵州亥人。其父親郭昭是歸化城廳西刑房掌案。郭象伋八歲喪父，十歲起給歸化城私塾先生吳天章當書童，並隨吳讀書。吳天章是山西代州人，貢生出身，長期在歸化城設館，曾與鄉紳上書山西巡撫，建議在歸綏道“立學校，定考籍”，最終在光緒十年（1884年）為“口外七廳”爭取來科考資格。

說起郭象伋這個名字，還有個講究。東漢有個郭伋，其高祖父就是漢武帝時期以仗義行俠而聞名的郭解。歷史上曾有個“小兒騎竹馬迎接幷州牧郭伋”的故事，這個故事發生在西河郡美稷縣（故城在今準格爾旗之北）。後來這個軼事典故成了“不失信用，信守承諾”的典範。郭象伋的名字當中，象伋寓意是以“郭伋”為榜樣，“並卿”暗合郭伋的職位。

郭象伋18歲赴省城太原考中秀才，返綏即受聘到歸化城南龍王廟小學堂任教，後升任為堂長。宣統元年（1909年）被選為拔貢，在太和殿朝試中甲級一等，放為直隸補用知縣。其後返回歸綏，任綏遠副都統三多的幕僚。三多後來擔任庫倫辦事大臣，郭象伋則與其一起見證了辛亥年的“庫倫獨立”事件。

郭本人知識淵博、書法工美，老劉母校內蒙古大學經管院院長郭曉川教授，便是他的孫輩。民國前期，郭象伋前後擔任了歸綏觀察使署第二科副科長、土默特高等小學校長、綏遠稅務局局長、眾議院議員（綏遠地區當時只有兩個名額）、綏遠教育廳廳長以及綏遠旱災兵災救濟會會長等職務。1930年任綏遠通志館館長，主持館務。

從清末到抗戰時期，郭象伋不但是歸綏地區名噪一時的紳士，而且還稱得上綏遠教育界的前賢。他支援在北京讀書的綏籍學生回鄉排演“文明戲”，宣傳新文化運動，並支援他們興辦平民教育。他們起初利用茶館對成人實行義務教育，後來又辦了綏遠特別區立第一、第二平民小學，招生物件均為貧民子弟且實施免費制度。

郭象伋與綏遠省政治文化名人榮祥是師兄弟，同為吳天章的學生，還是內蒙古參事室參事趙國鼎的老師。陳志仁被稱為“綏遠才子”，是綏遠地區第一個考入北大文科的學生，與白映星、榮祥並列為“塞北三大文豪”。陳志仁等人演“文明戲”，就獲得了時任教育廳長郭象伋的大力支援。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凱、張之洞奏請立停科舉。清廷詔準自1906年開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宣統元年（1909年），朝廷為了緩和矛盾，給接受傳統教育的人士一個機會，開了個恩科，這就是“宣統己酉科”，也是最後一次科舉考試。

郭象伋就是這次極具歷史意義科舉考試中的拔貢。“宣統己酉科”中的拔貢，整個歸綏道只有四人，除了歸化城廳的郭象伋外，其他三人都是寧遠廳（今烏蘭察布涼城縣）人。這三個人分別是楊培構、楊濂和張呈藻，他們就是涼城歷史上著名的“己酉科三拔貢”。按照傳統說法，他們都是郭象伋的同年。

寧遠廳“己酉科三拔貢”當中，楊培構、楊濂屬於叔侄關係，後來都是民國前期綏遠教育界舉足輕重的人物。楊濂在綏遠地區建立了最早的女子教育學校——涼城縣立女子學校（內設師範班）。楊培構則是歸化中學堂最早的六位教席之一，其學生多是綏遠省政治文化名人。

郭象伋他們在《綏遠通志稿》中，對鴻茅藥酒做了非常明確清晰的記載。其己酉科同年楊培構，則是“紅毛藥酒得名駝隊說”的持有者。據楊培構考證，“紅毛酒”的叫法，來源於前往恰克圖的駝隊，與中俄貿易有關，數代人口口相傳、約定俗成。楊培構老先生，是解放軍南下幹部、四川省委黨校楊伯濤教授的祖父，而楊伯濤則是研究涼城縣史的先行者。

— 肆·綏東採訪組趙國鼎的往事 —

綏遠通志館成立之後，設有兩個採訪組。綏西採訪組由托克托縣的王印負責，地域是歸綏以西各縣和伊盟。而趙國鼎負責綏東採訪組，地域是歸綏以東各縣和烏盟（老烏盟，即現在四子王旗、達茂旗和烏拉特三個旗），趙國鼎的助手是韓桂，由呼市小召的喇嘛王慶擔任翻譯。

當時的綏東地區，有“綏東五縣四旗”的說法。“綏東五縣”指的是豐鎮縣、涼城縣、集寧縣、興和縣和陶林縣；綏東四旗，指的是察哈爾八旗的右翼四旗，即鑲藍、鑲紅、正黃和正紅旗。“五縣四旗”交錯重合，屬於“旗縣並立”體制的典型。《綏遠通志稿》當中“紅毛酒”的相關資訊，就是趙國鼎的“綏東組”採集而來的。

趙國鼎生於1895年，祖上是明朝大同的軍戶，清初轉入大同右衛綠營。1739年（也就是鴻茅藥酒誕生的乾隆四年）呼市新城綏遠城建成後，他的一位祖先隨同前來，到綏遠將軍衙門擔任“掌案”（文書之類的吏員）。這種職業在清朝歸綏地區父死子繼，一直傳承到了民國初年。到趙國鼎父親手裡，就到了歸化城廳西刑房擔任“掌案”，正好與郭象伋父親是同僚關係。

這種“掌案世家”，在清代叫“住衙門的”，而且這個行當還有自己的行社“酇侯社”，供奉蕭何為祖師爺，為了平衡家族的影響力，通常還會安排家族子弟“住地方”（就是進商號當學徒，走經商之路）。趙國鼎從小接受的是傳統教育，後來還在歸綏中學堂等學校接受了新式教育。

趙國鼎與郭象伋的交集，源自“歸化城第二小學堂”，此時趙國鼎是學生，郭象伋是老師。在其後的幾十年中，趙國鼎又成為郭象伋的得力助手。郭象伋在綏遠歷史上有幾大可圈可點的功績，一舉辦平民教育，二開展賑災救濟活動，三編撰《綏遠通志稿》，趙都有參與。

1926-1929年，綏遠地區連續四年遭遇兵災、旱災。特別是那個著名的“民國十八年”，綏遠省慘遭旱災、雨澇和霜凍，一時赤地千里，餓死的亦不在少數，鬻兒賣妻的可達萬家，數萬婦女被人販子拐到雁門關以南出賣。郭象伋等地方人士組建了“綏遠旱災兵災救濟會”，趙國鼎被借調過去，做了四年多的具體工作，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趙還是做出了很大貢獻。

在整個民國時期，趙國鼎見證了綏遠特別是呼市的好多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他本人經歷也非常豐富，最初在武川西區（即後來的固陽縣）禁菸委員會擔任“文案”，並在武川知縣手下給承審員當過錄事，後來在歸綏做過老師、高等小學校長、歸綏縣教育局長等工作。

受恩師郭象伋提攜，再加上個人做事踏實能幹，抗戰之前，趙國鼎長期在綏遠教育廳任職，並在那個官員走馬燈的年代，成了綏遠教育廳中垂15年的不倒翁。“七七”事變之後，八月底九月初，傅作義三十五軍被閻錫山調到雁門關一帶佈防，協守太原，歸綏淪陷之前，綏遠軍政人員撤往山西，趙國鼎也就隨之開始了抗戰幹部的生涯。

他們先是從託縣河口鎮乘船從黃河南下，到達磧口鎮後又輾轉到臨汾、運城，最後到達西安。當時綏遠省政府在西安設有辦事處。趙國鼎他們在西安、安康期間，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成立“國立四中”，收容察綏兩省流亡學生、知識分子，後來他們又在陝壩成立“國立綏中”“綏西師範”，從淪陷區搶救青年。

傅作義在陝壩建立後方政權之後，由於工作能力突出，趙國鼎先後被任命以狼山縣縣長、地政局副局長以及民政廳廳長等重要職務。1949年，趙國鼎參加了“九一九”綏遠和平起義，其後長期擔任內蒙古參事室參事。上世紀80年代，年屆九旬的趙國鼎還與劉映元合作，為內蒙古留下了一批極其珍貴的文史材料。

— 伍·蒙旗翻譯王慶的別樣人生 —

在《綏遠通志稿》那些群英薈萃的編撰和採訪人員當中，綏東組擔任蒙旗翻譯的王慶，是地地道道的涼城縣鴻茅鎮人。王慶是著名喇嘛翻譯家，內蒙古民族文獻館藏的奠基人，國內國際都享有盛譽。他1903年出生於察哈爾鑲藍旗小召灘薈安寺（村莊），即今涼城縣鴻茅鎮小召村委會。

王慶八歲開始在七甲廟當喇嘛，滿蒙藏漢四種文字的造詣都很深，還是呼市小召最後一任住持，1931年被選為歸化城管理各寺喇嘛印務處秘書長。王慶早年的幾位老師，也都很有聲望。滿蒙文老師，是察哈爾鑲藍旗總管阿凌阿、鑲紅旗總管巴勒貢扎布，古漢語老師則是名列“塞北三大文豪”，後來擔任過土默特旗總管、蒙旗宣慰使的榮祥。

1931年，王慶開始參加社會工作，除了任綏遠通志館蒙旗採訪翻譯員外，還擔任過土默特旗政府蒙文秘書、綏境蒙政會教育處一等科員、蒙旗宜慰使公署蒙文秘書、土默特高階國民學校校長等職務。1954年，調任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蒙文秘書。1956年，為了搶救民族文化遺產，王慶被調到內蒙古圖書館工作。

在今天的內蒙古圖書館蒙文古籍區，還可看到那一排排整潔的書架和黃脆古香、風貌別緻的古老民族圖書，這些都是王慶對民族文化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見證。王老對內蒙古圖書館蒙文古籍庫的形成具有開創之功，這個異常珍貴的文獻庫是他整整31年心血和汗水的結晶。

王慶1987年才退休，離開了他心愛的工作崗位。通過幾十年的艱辛努力，他的足跡踏遍了七盟二市（當時行政劃分）各個旗縣，使內蒙古圖書館古舊蒙文圖書資料，由原來的100餘冊，增加到5000多冊，還增添了3000多冊滿文古舊圖書，1000多冊經卷，其中有不少珍本孤本。

這些滿、藏、蒙文古舊圖書內容非常廣泛，類別有哲學、醫學、天文、地理、語言、文學、史地、算數、神話、實錄、傳記、歷代帝王年鑑及名人全著、格言、古訓、祝詞和讚歌等。其中，對於研究清代察哈爾八旗和內蒙古地區庚子賠款極有價值的參考資料，就有《察哈爾鑲紅旗地圖》，以及該旗於庚子年給外國人賠款的賬簿。

值得一提的是，王慶對這些圖書資料的搶救，絕大多數發生在文革前，而且好多都是從召廟、王府及蒙旗總管家徵集過來的。考慮到文革期間所經歷的浩劫，王慶的搶救工作堪稱功在千秋、澤被萬世。他還有件功德無量的事情，就是搶救了部蒙文《丹珠經》225卷。《丹珠經》是佛經裡的百科全書，內蒙古圖書館雖有兩部，但全是藏文的，懂得人少，不如蒙文適用。

在內蒙古圖書館期間，王慶被讀者稱為“活字典”。有的資料上找不到的人名、地點，多數能從王慶這裡得到滿意的解答。他本人對滿、藏文藏書情況瞭如指掌、有問必答。為了更好發揮這批蒐集來的圖書資料的巨大價值，王老於1959年編制出第一部《館藏蒙文古舊圖書目錄》。1980年冬，王慶還協助過土左旗整理滿蒙文古舊檔案。

對於本民族圖書和文化遺產，王慶有著宗教般地執著和虔誠。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草原上交通條件還很原始，大多數地方沒有汽車，只有馬匹、毛驢和駱駝，甚至只能靠自己兩條腿。為了蒐集那些珍貴的圖書，他曾在阿拉善定遠營騎駱駝下牧區一個多月，有次甚至在沙漠裡過夜。還有次在伊克昭盟，有兩回早晨只吃半碗炒米飯就出發了，整天餓著肚子騎馬趕路。

時光荏苒，快一個世紀過去了。當年王慶和趙國鼎在王老家鄉涼城縣採訪期間，他們一定講過好多紅毛酒（鴻茅藥酒）的傳說。王慶對涼城的貢獻還不止於“綏東組”的採訪，察哈爾鑲藍旗、鑲紅旗總管家的古舊滿蒙文書籍，薈安寺藏文《甘珠經》（北京版珠字精裝本），都被他徵集到了內蒙古圖書館，做了妥善儲存和永久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