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回憶:〈泰晤士報〉晚清改革觀察記》，42.00元，重慶出版集團出版。

　　　　（致《泰晤士報》編輯）閣下，在醇親王啟程離開德國返回清國的訊息刊登在貴專欄的同一天，我收到某位長期住在清國的公民發來的一封信，他與長江流域的清國改革派官員們有過較近距離的接觸。下面這封信的摘要可以充分說明，對於醇親王此行，他們曾經有過何種期待，而結局又令他們心懷何種失望。

　　我所有的清國朋友們都以極大的興趣關注著醇親王的歐洲之行。他們覺得，不管他的行程是在一個如何痛苦的境況下完成，事實終究是，這是一個皇族成員生平第一次與西方近距離的接觸，事件本身便象徵著他的國家對於未來的某種期許。他們相信，在他回到祖國之後，一定有許多故事要向人講述。他此行所產生的推動力，將不僅僅是因著推倒了偏見的藩籬而改變朝廷的外交途徑，這一藩籬阻隔了天朝，甚至更甚於阻隔了它的臣民。因為清國原先對德國並沒有什麼信任感，故希望親王此行，不僅能對德國產生影響，也能進一步將影響力推展至其他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兩國。但是據我聽聞，慈禧皇太后從一開始就反對籌劃這趟行程，並且盡其一切所能褫奪其可能性，當然，她也一定受到了企圖使朝廷停留在舊領導路線的李鴻章與親俄派的鼓動。親王是一個很有親和力的人，很願意接受新的事物，在不少方面都與他的兄長（光緒皇帝）很相似。他離家之前對於此行滿懷興奮與好奇，就好像一個孩子即將出發，去探知一個完全未知的世界。

　　以我自己最近在清國的經歷來說，我完全認同我朋友在這封信中的觀點。在我與兩位力圖改革的兩江總督的交談中，他們都強調了對滿人世襲統治階層進行改革教育的必要性，為達此目的，他們也都同意，滿人貴族的子嗣們，甚至是皇族的親王們，都應該被鼓勵去國外旅行、學習。

　　　我知道，醇親王本人非常渴望利用這一機會對西方國家有更為直觀的瞭解，畢竟，他對於皇帝的改革傾向是深表同情的。一位性情友善、才能卓越的年輕人經過妥善的安排，便會得到令他受益終生的一次寶貴經驗，在清國宮廷的記錄中，這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試想一下，皇帝的弟弟在回到清國以後會產生出怎樣的效應？他會告訴清國人，興師問罪與索要高利貸的賠款並非西方文明的全部內容，在船堅炮利的背後，清國人應該要看到西方國家透過司法實踐、慈善機構、管理體系的效能與完備性所具體表達出的道德力量。儘管大清帝國承繼了“萬世師表”，也不能忽略西方文明的這些重要元素。

　　那麼，到底醇親王回家後，會講述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呢？他在剛剛抵達歐洲時，就碰上了要向德國皇帝跪拜致敬的要求。過去一百年間，西方外交界一直試圖告訴清國人，我們視這樣的致敬方式為人格的羞辱。身為哀求致歉者的醇親王，卻能在某個耀武揚威的西方列強國家的揚揚得意的代表面前，扭轉了整個局面，並最終以自己的致詞贏得了聽眾。

　　除此以外，他在整個行程中一直迴避著德國商人，也躲閃著窮追不捨者在“特許土地使用權”上所提的要求。在事先安排好的、與德國政府的商討中，德國既企圖讓他接受將自己從北京搶來的天文儀器永遠留在柏林的要求，又企望在文明世界的眼中，使這件事處理得“不會太丟了臉”。但諸如此類的故事，會使他的滿人同胞們消除掉對於西方世界存有的偏見嗎？會讓他的兄長對於西方文明的價值滿懷信心嗎？會加深他以西方的策略、路線進行國家改革的同情心嗎？

你忠實的，

最近發自清國

1901年 ，採訪李鴻章

我們的談話幾乎全部都集中在清國與俄國的關係問題上。我觀察到，在清國問題的較早階段中，友邦因為缺少有關清、俄兩國間協定的可靠訊息，一直處於不利的狀態中。很明顯，這些秘密協定是存在的，因為俄國提出的各項索賠，並未以對外公佈的條約作為基礎。李鴻章並未否認這些協定的存在，但是他指出，這些協定只與清、俄兩國有關。

我再次提出：“這正是困難所在。假如清國拒絕公開這些事實，如何能夠指望得到援助呢？”李回答說，“如果列強想要得到訊息，為什麼不對聖彼得堡方面堅持這一點，而一定要由北京提供？清國本身是願意公開這些訊息的，但是它不敢公然挑釁已經對此下了禁令的俄國。列強也都懼怕俄國，那麼，他們為什麼會對弱小的清國懼怕俄國這一事實感到吃驚？或者，他們認為這個問題並非是最重要的，那麼，清國又如何能指望他們出面相助？”

李鴻章本人的態度——他的脫口而出、不耐煩的聳肩、搖頭晃腦等肢體語言，甚至比他所說的話包含了更深刻的含義。當我的一些評論經過翻譯傳入他耳中之後，我很高興這些都已經成了他的個人問題。而眼下，他所專注的策略是，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去收買俄國，而這幾乎使他對其他列強幹涉此事的可能性，或任何想要削弱他相信俄國萬能的企圖，都表現出一種恨意。

（節選自《帝國的回憶》一書，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