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坊間有一個流傳極為廣泛的傳聞，它不僅引起了佛教徒和非佛教徒曠日持久的論戰，甚至還上升到了國家乃至是民族這樣的高度。而處在事件漩渦中的主人公，則是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的高僧玄奘三藏（嚴正宣告，玄奘三藏不是唐僧），以及影響了中國人數千年的道家（不是道教）經典——《道德經》。

在諸多的繪聲繪色的版本中，其核心的內容都是一致的：大致就是講貞觀年間唐太宗應古天竺某一個國家國王的請求，讓西行歸來的玄奘法師將《道德經》翻譯成梵文，以便倒傳回古天竺，但是這件事情不僅遭到了玄奘拒絕，甚至還出現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樁公案——玄奘大肆批判老子的《道德經》，說它膚淺低劣，根本不能與佛法相提並論。

那麼，筆者將在這篇冗長而細碎的文章中，為各位回顧一下這樁公案，同時對整個事件做一個自己的分析。當然，對於這樁公案的回顧是歷史考據，筆者自認為是站得住腳的，至於後面的分析部分，那也只能是見仁見智了。

01.太宗要面子，玄奘想拒絕

這件事情，其實是由唐太宗李世民的面子引起的，當然，東天竺一個叫作“童子王”的國王，給了唐太宗李世民一個好機會。但是，唐太宗李世民沒有想到的是，玄奘三藏不太給他面子，最終造成了歷史上一樁影響極大的公案。

大唐貞觀二十一年，西域使者李義表從天竺國回來，帶來了一個訊息：東天竺國的“童子王”，請求大唐皇帝將《道德經》翻譯成為梵文，然後倒傳回古印度。這件事情使得唐太宗李世民極度高興，於是在這一年，他便發動玄奘大師以及唐朝有名的高道，著手《道德經》的翻譯問題。

早在貞觀十七年，唐太宗便派遣了李義表作為唐朝的使者，前往戒日王所統治的中天竺國，算作是唐朝對天竺的“回訪”。為什麼要算是“回訪”呢？因為玄奘在當時打了唐朝皇帝的臉，他實際上是偷偷出境的，但沒想到這個大和尚取得了一般人難以想象的成就，戒日王在見到了玄奘之後，便開始了與唐朝的來往。

在貞觀十五年之後，統治了中天竺、北天竺以及古印度其他部分地區的戒日王，便開始派遣了使者訪問唐朝。在八年時間內，戒日王先後派遣使者訪問唐朝三次，而唐太宗李世民也回訪了三次。但是，畢竟是玄奘先去的天竺，並且將古印度一整套的理論全部搬了回來，這對於李世民來講，在面子上多多少少是掛不住的。

正好，在李義表等人從天竺國回來之後，東天竺地區的“童子王”表現出了對道家極大的興趣，請求李世民將道家的經典傳到他們的所在地。

按照道宣大師《集古今佛道論衡》的說法，“東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也就是說，“童子王”所用之的地區實際上佛教是不流行的，筆者猜想所謂的“外道”大致還是婆羅門教或者是一些原始的巫術信仰以及自然神崇拜。

唐太宗一聽就高興得不得了，這裡面實際上是有兩個原因的：第一，無論是道家還是道教，都是中國本土的學說或是宗教，倒傳回印度對於唐朝皇帝來說是有極大的政治意義的；第二，玄奘回國之後掀起了佛教興盛的狂潮，而唐朝的皇帝（尤其是早期）為了政治目的，將自己附會成老子李耳的後人，“童子王”的請求可謂是正中李世民的下懷。

於是，李世民就興沖沖地召見了玄奘，命令他著手翻譯《道德經》，卻意外地被玄奘潑了一攤冷水。《舊唐書》中有關於這段過往的記載，道宣大師所著的《集古今佛道論衡》以及《續高僧傳》，也詳細地記載了這段故事。但是，這些材料都沒有直接地描述“玄奘是願意還是不願意”，只是寫他馬上開始準備這件事情。

但是，在翻譯的過程中，玄奘三藏與參與翻譯的道士們，產生了數次重大的分歧，其中的內容多半是由佛道兩家的理論而引起的。從頗為曲折坎坷的譯經過程，我們其實也能夠看出玄奘三藏本身是不大樂意的，只不過迫於現實的壓力，不得不硬著頭皮接受這項任務。

02.老子不低階，道德經無罪

重點來了，相信很多人看完第一個小節之後，就要開噴了：玄奘看不起道家和道教，玄奘數典忘祖誹謗《道德經》，玄奘這個外國人根本不懂老子的偉大......

這樣的評論筆者實在是看過太多了，就不一一列舉了，事實上，玄奘確實對當時的《道德經》文字進行了批評，而且說得相當難聽：“同巫覡之婬哇，等禽獸之淺術”、“其言鄙陋、將恐西聞異國有愧鄉邦”。意思就是，“這種東西”是巫術淫祀，與禽獸（指沒有修養與智慧的人）崇尚的淺薄之術沒有區別，真的要傳到印度去，那就要被人笑掉大牙。

先不要急著噴，大家應該注意到，上面的文言文內容省去了主語，這實際上也是很多人大作文章的重點所在。主語部分的“這種東西”，指的不是老子的《道德經》，而是所謂的“河上公序”的內容，也就是說，玄奘駁斥的並不是《道德經》，而是這部經典各種版本的註釋。

“老談玄理微附虛懷，盡照落筌滯而未解，故肇論序致聯類喻之，非謂比擬便同涯極。今佛經正論繁富，人謀各有司南，兩不諧會。”

這才是玄奘三藏對於《道德經》的真正評價，也是他對於最原始的道家的真正評價，“各有司南，兩不諧會”。在玄奘的評語中，並沒有出現厚此薄彼的語句，而是認為佛道兩家根本就是兩條路徑，互不干擾沒有什麼高下之分。事實上，玄奘大師對於《道德經》還是心存敬意的，“奘乃句句披析，窮其義類得其旨理”。

正是由於玄奘做了大量的功課，他就發現了其中的一個大問題——《道德經》的註釋版本實在是太多了，而且這些註釋的版本與老子五千言的精髓相去甚遠。

“然老之道德文止五千，無論解之，但有群注。自餘千卷事雜符圖，蓋張葛之咠附，非老君之氣葉。又道德兩卷詞旨沉深，漢景重之誠不虛，及至如何晏、王弼、嚴遵、鍾會、顧歡、蕭繹、盧景裕、韋處玄之流數十餘家，註解老經，指歸非一。”

玄奘三藏於是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道德經》是偉大的，但被後人的註釋玩壞了，尤其是張道陵和葛洪之流，搞出了一個畫符唸咒神神鬼鬼的道教，也要附會到老子的身上。所以，玄奘大師看不上的不是老子的《道德經》，而是後人自以為是的註釋以及附會老莊的道教。

於是，在“河上公序”的翻譯問題上，玄奘大師是不肯讓步的，因為這個版本的《道德經》註釋實在是過於低階了。它的內容與老子所講的“道”相去甚遠，完全成為了民間巫術以及長生術的翻版，玄奘大師認為這種東西還不如被佛教駁斥的“外道”，翻譯成梵文傳到印度簡直就是要笑掉大牙。

這是玄奘翻譯《道德經》的第一個波折，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大師本人的態度，他雖然主觀上不願意做這件事情。但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他還是站在維護大唐聲譽的角度的，同時他本人對於這項工作也是極為認真負責的。

03.道教想倒貼，佛教不答應

當然，很多讀者總是將道家與道教混為一談，筆者對於這樣的事情也是愛莫能助，實際上，這兩者的差別比男人和女人的差別還要大。那麼，除了玄奘大師在翻譯的文字上堅持自己的意見之外，他在翻譯的方法上也是有著自己的意見的。總結一下，就是玄奘大師果斷地拒絕了道教徒的倒貼行為，沒錯，就是道教徒的倒貼。

“諸道士等並引用佛經中百等論，以通玄極”；“或誦四諦四果、或誦無得無待、名聲雲湧實質俱虛”

在確定了翻譯的內容之後，協助玄奘大師翻譯《道德經》的道士提出了一個建議：引用《中論》、《百論》、《瑜伽師地論》這樣的佛教經典，去闡述老子的五千言。此舉遭到了玄奘大師的斷然拒絕，隨後，道士們又建議玄奘三藏，那麼就以佛教的四諦、十二因緣以及阿羅漢四果等佛教義理，去闡述老子的真髓。

當然，這些道士們給出的理由也很有道理——“文字雖然千變萬化，但只要表達清楚本質就可以了”，結果也是相當明顯，玄奘大師嚴詞拒絕了他們的建議。玄奘大師給出的理由也很充分：佛教的理論就是佛教的理論，道教的理論就是道教的理論，兩者之間不能夠混雜在一起。

這實際上只是表面的交鋒，其背後隱藏了佛道兩者極為重要的姿態——道教要倒貼，佛教不答應！

我們把歷史往前翻，佛教在漢末傳進來的時候，實際上也有過相當長的“倒貼時間”。比如安世高尊者在翻譯《安般守意經》、支婁迦讖翻譯《道行般若經》的時候，都大量地採用了道家以及儒家的詞彙，這在佛經的翻譯史上被稱為“格義法”。

“格義法”的歷史背景是佛教初傳，其主要的作用有兩個：第一，中國人對於佛教理論完全陌生，在翻譯上採用儒道兩家的詞彙甚至是吸收一部分理論，能夠使得中國人迅速理解並且接受佛教；第二，佛教作為初傳的宗教，在此時勢必是要降低姿態的，這樣不僅能夠減少儒道兩家的迫害，還能夠與他們打成一片，迅速適應這片陌生的土壤。

而此時，佛道兩家的地位已經完全調換了，佛教在此時的勢力是要遠遠大於道教的，即便是唐朝的皇帝將道教奉為自己的“國教”。但是，經歷了長達千年的中國化歷程，佛教已經深深地紮根於中國的土壤，孕育出了適合不同人群的各大宗派——漢傳八宗。而玄奘回國之後創立的“唯識法相宗”，更是達到了佛教義理最為光輝燦爛的頂點，這是佛教熠熠生輝的時刻。

也正是因為如此，玄奘才果斷地拒絕了道教的“倒貼行為”，他深深地體會到了佛經翻譯混亂帶來的弊端。

要是其他的僧人，或許就答應了當時道士們的請求，但偏偏他們遇到了玄奘——他正是因為三家理論過於混雜，才踏上取經之路的。

04.一字之差別，千年大烏龍

現代人有一個很大的誤區，尤其是對於僧眾的印象，認為他們一定是不問世事的出世者。但實際上，在宋朝之前的僧眾，他們的身份更確切地來說，應當定義為“學僧”，也就是說，這幫人首先要有學術水平。

至於佛教的世俗化乃至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拜懺、放生、超度這類的法事，實際上是佛教在明清之後高度世俗化的產物，而佛教的世俗化從北宋中期就已經開始了。

為什麼要提到這個問題呢？我們必須要理清的問題就在於，玄奘本人實際上相當複雜，他並非我們印象中那個唯唯諾諾的唐僧，這也是筆者一直反對將玄奘大師等同為唐僧的原因。首先一點，僧人這個群體無論是在古印度還是在中國乃至是其他的國家，他們最早一定是代表著最高學術水準，這是佛教最為顯著的特徵。

佛經中的義理極為繁雜，而且幾乎包含了當時一切的學問，它本身就是某種程度上的學術著作。中國古代的高僧尤其是北宋以前的高僧，一定是“三家並舉”的，比如東晉時期的廬山慧遠大師，再比如本文的主人公玄奘大師。他們的學術視野是極為廣闊的，不是念唸經就能成為高僧的，更何況玄奘三藏這樣的將中國古代學術一下子拉到頂點的人物。

所以，玄奘大師在從印度回來之後，就致力於將原本混雜的佛教“淨化”，這也是“唯識法相宗”與其他所有宗派截然不同的原因，它是原汁原味的印度傳來的佛教宗派，是沒有經過任何“中國化”歷程的佛教宗派。我們應該能夠理解，玄奘大師為什麼對道教當時的“倒貼”不領情了，因為這恰恰是他所反對的。

而在翻譯《道德經》的過程中，還發生了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關於“道”這個詞彙的翻譯。道士們主張翻譯為“菩提”，也就是梵語中“覺”為譯音，而玄奘大師堅決認為，應當將“道”翻譯為“末伽”，也就是梵語中“道路”的譯音。

當然，後世的人對於這件事情是有意見的，他們認為玄奘要麼是沒讀懂《道德經》，要麼就是故意“亂翻”。因為，《道德經》中的“道”含有最基本的三個意思：本體、規則、路徑，而“道路”顯然只有表層的“路徑”的意思，沒有“本體與規則”這兩層意思。於是，很多人便指責玄奘“雙標”，如果按照他所說的“五不翻”原則，“道”完全可以音譯成梵文。

這一點問題呢，筆者覺得也是玄奘的無奈之舉，因為他自己本身就不太願意去翻譯《道德經》。但是，皇帝一直對他施壓，加上道教徒不斷地想要“倒貼”佛教，玄奘面對這樣的情況也只能“亂翻”了。當然，道士們將“道”翻譯成“覺”，實際上也是不可取的，兩者取其一的話，玄奘在這一點上還是做出了讓步。

這件事情很難講得清楚，或許我們只能回顧那個特定的時代背景，去揣測一下玄奘這位聖人心中的矛盾與無奈。

05.矛盾的時代，慈悲的聖人

玄奘所處的時代實際上是一個相當矛盾的時代，唐太宗李世民與唐朝正走在歷史的重要節點上，而玄奘毫無疑問也是那段歷史的見證者與鑄造者。唐太宗雖然被稱為“唐宗宋祖”，且與“秦皇漢武”相提並論，但實際上他執掌的唐朝是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

這樣的現象也可以引申到其他的三位皇帝身上，比如秦始皇和漢武帝，他們面對的時代也同樣是充滿了矛盾與艱辛。正是這樣的矛盾造就了時勢，也正是這樣的時勢造就了英雄，矛盾與進步可謂是一體的。唐太宗不僅要面對突厥、吐蕃等等外在的強敵，同時還要面對內政的極度紛亂，歷史明君執掌的江山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

秦始皇、漢武帝是如此，唐太宗也是如此，其後的宋太祖更是如此。歷史給予他們重任，將他們推到了風口浪尖上，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註定要湧現出不平凡的人物。而在思想學術上也是如此，春秋戰國有百家爭鳴，秦始皇時期焚書坑儒，漢武帝要獨尊儒術，而到了唐太宗這裡，佛教開始真正地登堂入室。

玄奘三藏作為中國佛教千年以來繞不過去的人物，他必須要完成歷史交給他的任務，他必須要在矛盾與掙扎中完成自己的使命。從他踏上西行之路的那一刻開始，便註定了他是那個不平凡的天選之子，他身上揹負著中國佛教乃至是中國思想的未來。

當時佛教走到了歷史的轉折點上——究竟是要繼續中國化，還是要回歸到獨立的狀態？很顯然，玄奘三藏選擇了後者，因為自漢末佛教傳入之後，佛教中國化的弊端實在是太多了。

然而，取經回國之後的玄奘，發現事情遠遠沒有那麼簡單。他要面臨的不僅僅是佛教內部的問題，還有儒釋道三家之間從未停止的爭鬥，以及高高在上從未被撼動過的世俗皇權。百般思量之後，他還是選擇依照自己的本心，將“唯識法相宗”的一整套理論傳了過來，並且在中國將這一支宗派推到了最為光輝燦爛的頂點。

而中國佛教最為根本的學術工作，便是翻譯，因為它是外來的。玄奘在翻譯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以及闡發上來看，他都可以被稱為“前無古人”，當然，後面也再無來者。除了鳩摩羅什三藏能夠與他並舉之外，在佛經的翻譯上，沒有人能夠望其項背。那麼，在《道德經》的翻譯任務中，玄奘面對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還是無奈地屈服了。並且，最終在道教徒“倒貼”的問題上做出了讓步，這是他的無奈與慈悲。

當然，正是《道德經》的翻譯問題，使得一直致力於佛經翻譯的玄奘三藏重新認識了“翻譯”，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將自己的理性思維付諸於佛經翻譯的實踐上。玄奘開啟了中國佛經翻譯事業的新時代，也走出了“佛教獨立”的第一步，但可惜的是，大師的努力最終只是曇花一現。玄奘大師圓寂後百年左右，佛經翻譯的歷程便走向了終結，而大師作為學術試探的“唯識法相宗”，也消失在了歷史的荒煙蔓草中。

大師之後再無來者，我們也只能感念大師的大慈大悲與無上願力，或許，大師在彌勒內院已成正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