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賢了曾是東條英機的老部下，其軍旅生涯始終死心塌地地追隨東條英機，被人稱為東條英機身邊的“四愚”之一，另外三人是木村兵太郎、真田鑲一郎和赤松真雄，這“四愚”都曾長期在日本陸軍省任職，期間追隨和輔佐東條英機發動太平洋戰爭，美國人對戰爭狂人東條英機是恨之入骨，凡是曾與東條英機有牽連和交集的人，幾乎都被追究了戰爭責任。

佐藤賢了在法庭上

佐藤賢了（1895—1975）是日本石川人，從小是一個體弱多病的孩子，但自從上了初中以後，卻成為一個調皮搗蛋且不服管教的少年，1917年5月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9期炮兵科，曾入日本炮工專科學校進修深造，1925年11月畢業於陸軍大學校第37期，在校期間適逢東條英機擔任軍事教官，於是二人成為師生關係，這一期共有72名畢業生，沒有一個人晉升為大將，最高軍銜大多都是中將。

1926年3月，佐藤賢了晉升大尉並在陸軍省整備局統制課任課員，成為課長永田鐵山的部下，該部門負責各種作戰物資的調配、整備、儲藏、補給等，由於這小子尚未在基礎部隊服役而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對工作不能完全勝任，因此被外放到步兵第1聯隊任中隊長，其時該聯隊長是東條英機，師生二人由此再次相遇，並得到東條英機的照顧和提攜。

為了能夠讓佐藤賢了更好地適應陸軍省的工作，陸軍省不久又派他到美國考察學習，並在日本駐美國大使館擔任武官輔佐官，期間曾觀摩美軍的訓練，認為美國軍人作風懶散，而這樣的軍隊是不可能舉國打上一場戰爭。

1932年8月，佐藤賢了回國並晉升少佐，出任野戰重炮旅團第8聯隊大隊長，一年以後又被調回到陸軍省整備局統制課，工作中接觸和參與到日本一些對華政策的制定，其中包括向中國東北大量移民農業人口，人數可達137萬之多，為日本長期佔領中國東北提供人口上的保證。

佐藤賢了

1935年8月，佐藤賢了被調到陸軍大學校擔任教官，期間經歷了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由於他沒有參與其中而遭到整肅，一年後又被調回到陸軍省，在軍務局軍務課出任國內班班長，陸軍省軍務局是一個實權部門，主管國防政策、軍隊建設、組織計劃、動員計劃、軍費預算、軍需管理和國家戰時總動員等，其時他的頂頭上司是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大佐。

1937年3月，佐藤賢了晉升中佐並轉任軍務課政策班長，幾個月後“七七事變”爆發，日本由此按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的啟動鍵，佐藤賢了針對上海派遣軍在“八.一三淞滬會戰”中不斷增兵的經驗教訓，提出有必要擴大民間工廠生產武器彈藥規模的建議，為此，陸軍省曾專門邀請民間軍工生產商到陸軍大臣杉山元官邸做客，闡明時局的嚴峻性和緊迫性，拜託軍工生產商，希望得到合作和支援，但這些人卻因為擔心戰後破產，並沒有積極的響應。

針對這種狀況，佐藤賢了認為，必須制定一種響應制度作為國家戰時支撐和保障，這種制度既是一種總動員體制，也是戰時總動員法的基礎。在佐藤賢了的積極推動下，總動員法案很快便在國會上被提了出來。

陸軍次官東條英機

1938年7月，佐藤賢了晉升大佐並出任陸軍省報道部長兼新聞班長，此時擔任陸軍次長的是東條英機，這兩個人又有機會混在了一起，1939年3月佐藤賢了被調到中國戰場，出任日軍駐廣州的第二十一軍參謀副長，該軍是為攻克華南重鎮廣州而臨時編組而成，下轄第5師團、第18師團、第104師團、第四飛行團及各種特種部隊，先後由古莊幹郎和安藤利吉擔任司令官，這也是佐藤賢了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

1940年2月，日軍第二十一軍建制被撤銷，同時組建了華南方面軍，這也是日本陸軍七大方面軍之一，共下轄七個師團之多，直接隸屬於日本參謀本部統轄，由安藤利吉中將出任司令官，根本博少將為參謀長，佐藤賢了大佐也隨之升任參謀副長，輔佐安藤利吉和根本博處理軍務。

安藤利吉

佐藤賢了在任內主張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原本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已經與法國駐日大使達成協議，日軍可以和平方式由海防登陸進駐，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一直駐守在中越邊境的日軍第5師團，還是從鎮南關越過邊境，並在沿途與法國軍隊發生軍事衝突，原本和平進駐演變為武力攻佔，這也是日本陸軍三大下克上事件之一，而佐藤賢了就是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其結果直接導致英美利益在遠東地區受到嚴重威脅，由此開始對日本有所警惕，並提出嚴重抗議和警告，日本觀察家曾評論此次事件，導致日本由此“開闢了一條通向地獄的道路。”

東條英機

1941年3月，佐藤賢了被晉升少將並出任陸軍省軍務課長，此時擔任陸軍大臣是東條英機，任內佐藤與時任海軍省軍務局長岡敬純沆瀣一氣，積極支援東條英機對美開戰，成為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急先鋒，這也是戰後二人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為甲級戰犯的根本原因，其中佐藤賢了被內大臣木戶幸一指證為太平洋戰爭的強硬派。

東條英機出任日本第40任首相後不久，於1942年4月20日提攜佐藤賢了出任陸軍省軍務局長，由於東條英機兼職過多，陸軍省實際上是由陸軍次官木村兵太郎主持，而擔任軍務局長的佐藤賢了相當於陸軍省二把手，積極輔助首相兼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管理戰時軍務，由於他與東條英機的特殊關係，有時甚至也不把木村兵太郎放在眼裡，儘管木村兵太郎也曾當過他的頂頭上司，佐藤賢了可謂是權傾一時，當年底甚至在船舶分配問題上，與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田中新一少將產生矛盾，進而還上演了全武行，兩個陸軍少將因打架轟動全軍而成為軍中談資。

木村兵太郎

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海軍大將被美軍設伏斬首，佐藤賢了跳出來堅決反對為山本五十六舉行國葬，其此舉可謂是惹怒和得罪了整個日本海軍，被譏諷為東條英機身邊的“三奸四愚”中的“四愚”之一。

1944年7月，東條英機在內外交困中黯然辭職，其鐵桿追隨者佐藤賢了遂被新任陸軍大臣杉山元逐出陸軍省，於當年12月調任中國派遣軍總參謀副長，其時司令官是岡村寧次，總參謀長是松井太九郎，佐藤賢了任職不到半年，又於1945年4月7日被調任泰國，出任日軍第三十七師團中將師團長，該師團曾長期在中國戰場作戰，此時被編入日軍第十八方面軍，司令官為中村明人，參謀長為花谷正。

中村明人

1945年9月8日，佐藤賢了隨日軍第十八方面軍在曼谷向英軍繳械投降，1945年12月2日被駐日美軍憲兵逮捕，並關押在巢鴨監獄內，1946年4月29日被列為28名甲級戰犯名單中，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進行調查、起訴和審判，佐藤賢了與其他甲級戰犯表現不同的是，當他知道自己被定為甲級戰犯，竟然高興地歡呼起來，這完全是他追隨東條英機的結果。

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做出終審判決，佐藤賢了被判為終身監禁，他在服刑八年之後，於1956年被赦免釋放出獄，其時剛逾花甲之年，並不甘從此寂寞，曾出任東急管財社長等職務。

佐藤賢了在獄中下棋

佐藤賢了儘管被提前釋放出獄，並不是因為他認罪和悔改，完全是日本當局庇護的結果，類似佐藤賢了這樣死不悔改的戰犯，被提前釋放出獄的不在少數，而他們始終都認為大東亞聖戰是神聖的。

1975年2月6日，佐藤賢了在病痛中死去，其生前曾著有《大東亞戰爭回顧錄》、《佐藤賢了證言》等書籍，這小子在僅是少尉軍銜時就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從這一細節可以看出，舊日本軍人的婚姻並沒有多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