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嬰殺趙高第二月是十月，因為秦以十月為新年第一個月，所以視為第二年。
子嬰也許不凡，但為時太晚。繼位第46天，劉邦的軍隊入京城。應該是不願再連累百姓吧，子嬰放棄抵抗，坐一輛白馬素車，系一條白練，躬著身恭候在路旁，雙手將那刻著“受命於天，既壽永昌”8個大字的玉璽呈遞劉邦。強大無比的秦氏帝國僅存15年零47天，便一去不復還。
從《過秦論》到《大秦賦》
如同英年早逝，秦王朝之亡特別引人注目，也特別多議論。《劍橋中國秦漢史》有專節《崩潰的原因》，歸納5個原因：
一是道德方面，雖然《史記》對秦帝國特別是對秦始皇的描述可能過於陰暗，但秦王朝殘暴和剝削顯然嚴重。
二是智慧的缺陷，秦始皇自滿，不願納諫，秦二世也大致如此，而子嬰則軟弱，生性孤獨。
三是摒棄傳統，賈誼說“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認為秦沒有仿效歷史上好的一面；喬治·桑塔亞納說“不能記住過去的人勢必重複過去”，認為秦沒能避免歷史上壞的一面，總之沒吸取歷史教訓。
四是社會因素，以上3個解釋是中國傳統史學強調，後來馬克思主義史學歸因於階級鬥爭，陳勝、吳廣的民變。該書予以否定，認為：“在幾個叛亂領袖進行的不但是反對秦朝，而且是自相殘殺的鬥爭中，很少發現有‘階級團結’的證據，而大量出現的倒是機會主義和追求私利。”對此，另有楊師群說：“以前所謂農民階級反對地主階級的理論可笑之處在於：秦是以土地國有製為基礎的政權，經濟以國有製為主導，就是說當時並不存在經營私有土地的地主階級，所以秦始皇決非地主階級的領袖。”
五是資源的過分緊張，該書認為：“經過了幾個世紀的血腥戰爭，當秦突然從諸侯國發展成帝國時，它承擔的任務太多，根本不能在如此短的時期中完成。因此，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5點都有理有據。好比盲人摸象，誰摸到的都是真實的大象，誰的結論都無法否定。
然而，哪一點才是秦二世而亡的致命原因？誰摸到的才是大象的要害部位？
這就見仁見智了！
最早、最有影響的評論，無疑是距秦亡不過半個來世紀西漢早期賈誼的《過秦論》，最新、最有影響的評價則非《大秦賦》莫屬。《過秦論》的觀點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就是說秦王朝因為沒有施仁政，所以反勝為敗了。賈誼這一觀點，應該可以說是2000多年來中國人的共識。《大秦賦》的觀點則恰恰相反：秦國正因為實行了仁政，六國人民都盼著他們去“解放”，所以最終統一中國。
應當承認，“大一統”是歷經春秋戰國那個大動盪時代的社會思潮。《荀子》早就提出：“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歐洲的一統觀念較弱，但不是沒有。雨果小說《巴黎聖母院》中，法王路易十一咬牙切齒說：“總有一天，人們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就只有一個絞刑架，一個國王！”秦始皇統一中國，確屬順應時代朝流的壯舉。
然而，一統帶來的未必都是福音。葛劍雄在他《統一與分裂》一書中寫道：
統一，這個被視為神聖的名詞，一次次與戰爭聯絡在一起，而為維護自身的生存的戰爭卻常常以失敗而告終，其作用只是推遲了統一的實現。人類就是這樣以同類的鮮血換來自身的進步，以殘酷的殺戮創造新的文明。
只不過，“產生弊病的不是統一本身，而在專制的集權制度。我們也不能否定以往分裂時期所取得的進步，但必須看到，進步的原因並不是分裂本身，而是專制的集權制度被削弱的結果”。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舉順應時代朝流，不等於他所為都符合當時人民的願望，不等於給當時人民切實帶來了福祉，更不等於我們今天全國人民還應當叩謝皇恩浩蕩。
從盛世看末世
這些年來，筆者專注中國歷史王朝興衰問題，著重創世、盛世、危世與末世歷史四季，全面梳理歷史上43個盛世（含治世、中興），剖析十餘個長壽王朝建國立朝之初，以及十幾個王朝的最後10年。一系列看下來，有一個詞逐漸浮現並明朗化，這就是“華麗轉身”。
“華麗轉身”是現代詞，指從一種社會角色形象轉變為另一種社會角色形象。轉身是改變，華麗則強調這種改變是朝著積極的、好的、公眾認可或期望的方向。引申到政治，就是古人所謂“皇道開明”，現代所謂“文明執政”。“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說的也是這意思。對一個帝王來說，這才是關鍵。
歷史上，不論中外，國家或王朝政權都像新生兒一樣帶著血汙降生，沒有幾個來自和平。史學名家呂思勉就說：“篡弒，也是歷代英雄的公罪”。法國曆史學家米涅說：“好事和壞事一樣，也是要透過篡奪的方法和暴力才能完成。”連《聖經》都一再強調：上帝降生之時“猶如黑夜之竊賊”。奪權之後，才分出統治者的高下。漢人所謂“逆取順守”，湯武之道，大致就這意思。人類歷史就是一部華麗轉身之史，而不是相反。那種說遠古多美好，後來才變壞，厚古薄今，我是無法相信的。但我覺得讀史如觀荷，不必糾纏它出身多泥濁，而應當著重看它是否及時華麗轉身。有些帝王迅速華麗轉身，儘量告別暴力，即使當時沒能開創盛世，也打下了良好基礎，讓二三代之後步入盛世。更多帝王遲遲不肯轉身，一根筋走下去，王朝沒亡在自己手裡也堅持不了幾代。漢光武帝劉秀、晉武帝司馬炎、梁武帝蕭衍、隋文帝楊堅、宋太祖趙匡胤、明太祖朱元璋，都是開國即盛世。周成王、宋文帝劉義隆、齊武帝蕭賾、唐太宗李世民、後唐明宗李嗣源、清聖祖康熙等，二三代也開創盛世。所謂中興，南宋王觀國解釋為“王道衰而有能復興者”，從前輩那裡接過來就是“王道衰”的班底，再不華麗轉身就來不及了。
“開元盛世”如日中天，可就在這時爆發“安史之亂”。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分析：“安史之亂從根本上動搖了唐朝的統治根基，使得唐朝處於瀕臨滅亡的危機境地，然而在不知不覺中，唐王朝卻又穩住了陣腳，竟然又延續了一個半世紀的命脈。究其原因，應該說與蘊含在唐朝內部的柔性結構所具有的強韌性有關。”這種蘊含在王朝內部柔性結構的“強韌性”，就是盛世的結晶。有了這種“強韌性”，唐朝能夠承受意外打擊。而秦統一雖然迅猛，由於缺乏“強韌性”，像鋼一樣，看似無比堅硬，其實很脆，經得起高壓卻經不起打擊，一打就斷。人算不如天算，百密一疏，意外防不勝防。韌性的強度，或者說有沒有盛世，穩定發展期長短，決定一個王朝壽命的長短。
從暴君到明君
將一個人物簡單標籤化，很容易一葉障目。
面對春秋戰國那禮崩樂壞、烽火連天的局勢，許多有識之士挺身而出，所謂諸子百家，都在積極尋求解救之道，只不過多數人都失敗了。秦始皇收拾了那麼大的亂局，應該說功莫大焉。
統一之後，秦始皇仍然勵精圖治。《史記》載：“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說他大小事都親自抓，每天要批閱完一石檔案才睡覺。當時檔案刻在竹簡上，一石約為現代30公斤。我們難以想象那一石檔案相當於現在多少頁A4紙，但不難想象每天過手過目30公斤物品是否輕鬆。
《中國歷史大事編年》記載了始皇帝的主要作為：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定官制、改行郡縣制、統一度量衡、收民間兵器鑄樂器，前220年西巡、築國道，前219年東巡封禪、鑿靈渠，前216年查核田畝，前215年伐匈奴，前214年擊南越、築長城。柏楊“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卻破例贊秦始皇“做出了幾乎比此後兩千年大多數帝王所做的總和還要多的事”。
但這一系列大事，對於一個歷經幾百年戰亂之後剛剛統一的國家來說，確實難以承受。據估計，當時全國多達15%以上的人口被徵集到各大工地。史書描述其時“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慘不忍睹。如果說伐匈奴、擊南越、築長城出於無奈，那麼造宮殿和驪山墓可以暫緩吧？超出實際能力的事，就難免用暴力強制了。最糟的是“焚書坑儒”，雖然坑儒存在諸多爭議，但就像《劍橋中國秦漢史》所說，“它使後世的文人對秦帝國產生了持久的反感”。
然而，秦始皇顯然也有華麗轉身。他認為“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所以從體制上挖掉了諸侯混戰的根源。統一度量衡、鑿靈渠都關係經濟民生；收兵器鑄樂器則極富象徵意義。深入歷史的大街小巷，還可以找到些耐人尋味的細節。秦始皇聘有70位學者，授以“博士”官銜。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在他新書《生死秦始皇》中不容置疑地寫道：這70名“當然都是儒學博士”。又為博士招2000多名學生，稱“諸生”，並“尊賜甚厚”。這“諸”說明沒什麼獨尊。2002年湖南龍山裡耶出土的秦簡表明：公元前214年被調派服徭役的12名犯罪男子，每日工資8錢，除去伙食費可餘6錢。一天收入扣除伙食費可餘3/4，這並不太像“勞改”。公元前215年北巡時，秦始皇令李斯代撰《碣石門辭》，其中有句：“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即使這不是現實寫照，至少表明秦始皇有這樣的理想，與儒家所追求的並不矛盾。辛德勇還明確說：“儒家在秦代不僅沒有受到特別壓抑，而且與其他諸家學說比較起來，還可以說是獨得朝廷的眷顧，有著其他諸家無可比擬的優越地位。”不然，如果真“焚書坑儒”殆盡的話，劉邦制禮作樂哪來“頗採古禮與秦儀式雜就之”？陳寅恪甚至認為《中庸》是“秦時儒生之作品也”。
可見秦始皇不是不想華麗轉身，只不過沒轉成功，或者說沒來得及轉成功，就被貼上“暴君”的標籤了。秦始皇死時才50歲。他在地下如有靈，恐怕會常吟白居易那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從恩人變敵人
直到秦始皇死，秦朝局勢比此前此後許多政權變易之時看起來更平穩。公元前210年上半年，秦始皇東巡至雲夢祭虞舜，到會稽山祭大禹，眺望南方戰場，也許還想繼續南下呢，哪有半點土崩瓦解的跡象？然而，正如孟德斯鳩所說：“這種穩定並不是太平，它只是緘默而已。”
就在這時，秦始皇病倒，局勢也隨之如山倒。大公子扶蘇曾公然為儒生辯護，觸怒龍顏，被逐邊境督軍，這是秦始皇的一個致命錯誤。但辭世前夕，秦始皇遺詔扶蘇接班，說明他仍有華麗轉身之心。不想這要命的時刻出了意外，大臣趙高與大將蒙恬之間有怨，趙高便篡改遺詔，賜扶蘇與蒙恬死，而讓另一個公子胡亥繼位。不過，至此局勢還不算最壞。胡亥少時跟趙高學過法律，時年23歲。此時距陳勝揭竿而起還有整整一年時間，劉邦起兵更是在其後，胡亥仍有時間華麗轉身。問題是胡亥根本沒有此心。
在這裡，姑且不抨擊趙高、李斯之流，因為任何時候都有惡人。也不應抱怨六國後人復辟，給了你十幾年時間，為什麼還不能讓他們“悅服”？如果沒有陳勝帶頭，他們何曾有過反抗？關鍵是胡亥這不肖之子認賊為父，貪圖享樂，像木偶一樣任惡人擺佈，一根筋錯到死。
劉義隆之父也是開國皇帝，命更薄，第三年病死。長子劉義符繼位，卻根本不把朝政放心上，而當時國際形勢嚴峻，顧命大臣謝晦等人感到問題嚴重，便將劉義符殺了，改立劉義隆。劉義隆皇位可謂撿來的，理當感恩戴德，然而他橋歸橋路歸路，將謝晦等人治罪，然後北伐南征，平息內亂，發展經濟，開創“元嘉之治”。這不是孤例。此後十餘年，北魏太監宗愛殺太武帝拓跋燾，改立其子拓跋餘。拓跋餘佯裝胸無大志，暗中謀劃。宗愛覺察後先下手將他殺了，然後立拓跋濬。拓跋濬吸取教訓，繼位後即殺宗愛個措手不及。拓跋濬在位13年，逐漸安定，病死後由其子拓跋弘繼位，開創“孝文中興”。如果胡亥能像劉義隆、拓跋濬，繼位後華麗轉身，不說盛世，保持大局穩定應該不難吧？
民軍勢如破竹，火燒眉毛，胡亥、趙高、李斯之流卻還在那裡內耗，直到趙高殺了李斯，胡亥才意識到危險，怒責趙高。趙高怕了，逼胡亥自殺，擁立其侄子嬰。子嬰不是傻瓜，趙高派人請子嬰去受璽即位，子嬰稱病。趙高信以為真，前往探望，一進門便被殺。
子嬰也許不凡，但為時已晚。繼位第46天，劉邦的軍隊即入咸陽。子嬰不願再連累百姓，放棄抵抗，向劉邦投降。強大無比的秦帝國僅存15年零47天。
說到底，還得追究秦始皇。蜚聲國際學界的芝加哥大學終身教授越鼎新指出：“秦國在統一中國之後對它囊括天下的組織能力的有效性以及它在全民戰爭時期發展出來的一套嚴酷的統治手段過於自信”，“因而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國家權力首次不受任何社會力量有效制衡的局面。正如中國和世界歷史上所一再上演的那樣，這樣一種政治體制所帶來的只會是災難性的後果”。因為過於自信，秦始皇遲遲沒能華麗轉身，雖然幹了一堆大事，但人心也失盡了——沒幾個人真心想去挽救它。
想想拓跋濬當時，年僅12歲，能有多少大智大勇，還不是靠左右大臣？可是，秦始皇遺詔被篡改之時，為什麼沒有其他人站出來阻止趙高、李斯，讓胡亥這個年輕人懸崖勒馬？胡亥娛樂至死，繼續橫徵暴斂修阿房宮，而將各地越來越激烈的內戰誤以為鼠竊狗偷。直到戰火燒到距咸陽僅60公里的地方，胡亥才如夢初醒，慌忙赦免驪山修墓的數十萬刑徒，發給武器，鼓動他們拼死抵抗。這之前，那麼多文官武將幹什麼去了？別忘了，陳勝、吳廣們大都只是沒經武裝訓練的農民，而官軍十幾年前曾橫掃中原，軍心民心都丟到哪裡去了？
古往今來，人們都希望長壽，也希望國運永祚。迄今怨始皇，只因為他浪費了太多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