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常說：“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實踐中，他還是“自我批評到老”。

自我批評貫穿一生

自我批評貫穿周恩來一生政治生涯。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周恩來檢討調和主義的錯誤，對三中全會的錯誤承擔責任。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從1943年11月15日起，周恩來在整風學習會議上整整作了五天報告，檢討自己在各個時期的錯誤。《周恩來年譜》提及：在這次整風運動中，周恩來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和過火的指責與批評。他在檢查中，曾說了一些過分譴責自己的話。

1962年1至2月的七千人大會是建黨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會議，面對大躍進帶來的嚴峻形勢，周恩來主動承擔責任。當年參加會議的陳丕顯說：“他那情詞懇切的自我批評，實際上減輕了中央各部門和地方的壓力，同時也做了表率，希望各部門、各地能做自我批評，汲取教訓。”

1967年被指責為“二月逆流總後臺”的周恩來作自我批評，就懷仁堂碰頭會承擔責任。

1972年6月10日的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面對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共312位負責人，粉碎“九·一三”政變的功臣周恩來（一個月前被確診為膀胱癌）連續三個晚上作了題為《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長篇報告，“結合個人親身經歷，對自己作了嚴厲的剖析乃至過分的檢討”。

1975年6月16日，被癌症折磨得體重只剩下61斤的77歲老人周恩來在病房裡寫信給毛澤東，信的最後寫道：“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40年，得主席循循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覆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勇於承擔責任

周恩來的自我批評不是不痛不癢，而是勇於承擔責任。

1929年2月2日，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起草了中央致毛澤東、朱德並轉湘贛邊特委的指示信（史稱“二月來信”），要求紅四軍實行分散，朱德、毛澤東離開紅軍。二月來信是四個月後毛澤東在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失去前委書記職務並不得不離開紅軍的一個重要起因。在6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認識到錯誤，表示二月來信讓紅軍分散等問題“是有些毛病”。9月28日，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12月底，“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在1934年長征出發之前，“三人團”是中共中央的最高權力核心，內部分工是：政治上博古做主，軍事上李德做主，周恩來督促軍事計劃的實行。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博古作報告，強調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周恩來作副報告，指出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錯誤，並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責任，請求撤銷自己紅軍總政委職務，又批評了博古和李德，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洛甫、王稼祥的意見。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央常委，取消三人團，“恩來同志是受黨內委託的在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毛澤東曾在私下裡對妻子賀子珍表示：“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援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在1月底，毛澤東與紅一師師長李聚奎談了遵義會議情況，強調：“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遵義會議後不久，成立了一個新三人團負責軍事，團長是周恩來，團員是毛澤東、王稼祥，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上被解除軍權的毛澤東重新掌握了軍權。

周恩來的自我批評促成古田會議、遵義會議成功召開，兩次會議成為了歷史轉折點。

對外國友人坦誠相告

周恩來的自我批評不僅在黨內，也在黨外；不僅面對國人，還面對外國友人。1970年12月14日，周恩來會見智中文化協會代表團時，對有關部門此次及過去工作安排中存在的缺點和問題，向智利客人作自我批評，並向阿連德總統、智利外長和代表團成員深表歉意。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周恩來為十三陵參觀接待工作中中方弄虛作假的事向尼克松道歉：“我們承認這樣做是錯誤的。”尼克松多年後在回憶錄中評說：“周恩來精細的自我批評則是一種成熟的自信心的明證。”1973年6月，周恩來陪同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率領黨政代表團到延安參觀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延安。在同延安黨政負責人談話時，周恩來得知群眾生活仍十分困苦，難過得流下眼淚。在晚宴上，周恩來當著越南客人的面說：“解放都這麼多年了，延安的經濟還沒有發展起來，人民的生活還這麼艱難，我作為國務院總理，對此負有直接責任。今天我要當眾作自我批評。”

（轉自《中國組織人事報》2019年12月2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