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聽過英國使臣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的故事。故事大致是這樣：1793年，英國國王派使臣馬戛爾尼到中國見乾隆皇帝，但乾隆皇帝頑固不化、表現傲慢，用對待周邊附庸國的禮儀來對待馬戛爾尼，要求他行跪拜禮，馬戛爾尼堅決不從，最終清朝錯失與世界先進文明接觸的機會。

我們看看《哈佛中國史：最後的中華帝國 大清》是怎麼描述和評價這段歷史的。

馬戛爾尼使團覲見乾隆皇帝

清朝的貿易體系：朝貢貿易廣州體系

這段歷史得從清朝前期的貿易體系談起。說起明清時代的貿易體系，我們很容易想到一個詞：朝貢貿易。這是很多歷史學家用來描述明清時代中國海外貿易的一個詞。在很多人看來，明清時期的對外政策是閉關鎖國，而維持中國與外部經濟往來的，就是這種朝貢體系：中國周邊的附庸國定期向中國朝廷呈送貢品，承認其臣屬地位，中國則慷慨地回贈物產，而回贈品往往比貢品更加豐盛。

朝貢貿易的確存在過，而且存在了很多年。在明朝開國時期，朱元璋試圖讓國家壟斷的朝貢貿易作為中外貿易的唯一通道，並用嚴格的海禁來壓制私人貿易，從而使朝貢貿易的地位逐步提升。到了15世紀初，朝貢貿易已經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最主要的途徑。然而，朝貢貿易在16世紀中葉就逐漸失去了主導地位，因為朝貢貿易不僅沒有達到抑制走私的目的，而且還給朝廷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清朝在入關後，就放棄了自朱元璋以來異想天開的貿易政策。雖然在一段時間內，為打擊臺灣的鄭氏王朝，康熙曾頒佈遷海令實行海禁，但在統一臺灣的第二年，康熙就取消遷海令，結束了海禁，並且宣佈開放所有沿岸港口所有私人海洋貿易（須經允許並接受監督），並且為了便於徵稅還建立了海關網路。直到這個時候，我們依然看不到清朝閉關鎖國的影子。

實際上，到明朝晚期，朝貢制度已經逐步失去其在貿易中的主導地位。到清朝時期，朝貢已經失去其經濟上的實質意義，更多的是展現臣屬關係的外交禮節。如書中所說：雖然朝貢制度依然存在，然而在私人貿易的積極發展之下，朝貢貿易已經差不多成為歷史陳跡了。取代朝貢制度佔據中國貿易主導地位的是廣州體系，即清廷宣佈廣州為大清帝國唯一對西方開放貿易的港口。選擇廣州，而不是寧波、廈門，主要是因為珠江水系發達，更方便通往內陸。儘管浙江、福建的官員對此不滿，但並沒有動搖清廷的決定，其中原因與後面所說的安全因素相關。

大清帝國的政治安全考慮

既然清廷並不反對海上貿易，那為什麼清朝又給人留下閉關鎖國的印象呢？這就不得不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了，那就是政治穩定，或者說安全。

明末清初，旅居南洋的華人越來越多。在1639年，旅居馬尼拉的華人就有三萬多人。這些華人曾是臺灣鄭氏王朝抵抗清廷的重要力量。儘管在1683年，康熙完成了統一臺灣的大業，但清廷對南洋華人顛覆清政府的擔憂並沒有消失。1717年，康熙下令限制商人及其家人居留海外的時間，逾期者禁止歸國，並且命令留在南洋的華人三年內返國，否則永不得回國。讀到此處，我不禁要感嘆一番，如果當時清政府不是限制而是鼓勵華人居留南洋，那今天東南亞將是另一方景象，南海甚至可能成為中國內海。

影響清政府對外政策的另一個方面是宗教問題。伴隨著西方對華貿易的發展，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也日益廣泛。剛開始，中國政府對外來宗教的態度是比較寬容的。西方傳教士在面臨中國本土思想時，也是採取變通的做法。比如，利瑪竇和耶穌會就認為改宗者祭祀祖先與孔子是俗世禮儀、而非偶像崇拜，是比較相容的。但到18世紀初，羅馬教廷宣佈耶穌會的這種做法是“遷就主義”的異端，換句話說，不認可中國的教徒祭祀祖宗和孔子的做法，這使得基督教和儒家文化變得不可相容，以至於基督教派長期以來爭取中國精英分子認同的成果也付諸東流。康熙末年，清政府多次勒令禁止傳教活動。乾隆時期，清廷不時地進行反基督教的行動，並且限制基督教徒在中國境內的活動。中國境內的基督教徒從18世紀初的30萬人，逐步減少到18世紀末的20萬人。

乾隆皇帝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西南地區的基督教活動，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地下傳教網路，乾隆皇帝發現這個秘密網路後，便將此與陝甘回變聯絡起來，因此下令逮捕了一些傳教士。伴隨海外貿易的發展，中國東南沿海也不斷有傳教士潛入進行非法傳教。這些有著狂野、不同尋常的外邦人大量湧入，有可能毀壞他和祖先們創下的基業。

廣州體系將海上貿易限制在了廣州，相應的人員往來、宗教活動也就限制在廣州了。在清廷看來，這樣做既滿足了海上貿易的需要，也兼顧了帝國的政治安全。

首次交鋒：崛起的英國與傳統的天朝

剛開始時，英國和東印度公司是預設廣州體系的，然而很快他們就開始對這種限制感到不耐煩。加之，在廣州體系下，外國人在廣州被控有罪時，須以清代法律進行審判，這無法滿足英國人的需要。於是英國開始了自己的盤算：一方面希望在中國有個據點，就像葡萄牙從明朝政府那取得澳門一樣，他們想在廣州和舟山附近獲得一個小島，作為貿易的中繼站和補給站。

1787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國會議員兼駐孟加拉軍需司令加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中校率使團覲見乾隆皇帝。可惜，加茨喀特因肺結核死在了海上。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喬治三世和東印度公司再次派使團訪華，這次的使臣就是喬治·馬戛爾尼（GeorgeMacartney）。馬戛爾尼訪華的目的主要有：促使開通寧波、天津、舟山等地開通直接貿易，讓清廷在廣州與舟山附近割讓小島作為貿易中繼站，取得在首都北京建置一商用倉庫的權利。

馬戛爾尼帶上了喬治三世寫給乾隆皇帝的一封信件。在信裡，喬治三世稱讚了中國的偉大，同時暗示英國擁有無敵的海上軍事力量，並談到國際貿易對中英兩國的好處。然而，乾隆皇帝對英國的提議並不感興趣。他回覆喬治三世的信中說，如果默認了英國這樣的請求，那其他西方國家也都會向清朝提出類似的請求，“況西洋諸國甚多，非止爾一國”，接著又說“天朝物產豐隆，毋須外求”，“為惠爾等，朕已令廣州開諸貨公倉”，並且表示“長久以來，爾等從奉爾之真教……今爾來使欲請推行爾英人之教，此朕必不能從”。

乾隆皇帝以《大清通禮》規定的“賓禮”來接待馬戛爾尼使節團，但馬戛爾尼認為這種禮制是清廷用來對待附庸國的，英國是海上霸主，應當與大清帝國平起平坐，清廷應以更高規格禮節對待英國使臣。馬戛爾尼給乾隆呈送了西方精巧技術產品，但在幾十年前耶穌會就給皇帝呈送過同樣甚至更為高明的物品。從諸如此類的一些插曲中可以看出，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的過程，並不是一場愉快的外交活動。

捲入世界貿易體系而不自知

關於文章開頭所說的，清廷要求馬戛爾尼行跪拜禮，在大清朝看來，這是任何使節覲見皇帝時例行的禮節。馬戛爾尼是否行了跪拜禮，已經無從考證，有的說是行了單膝跪拜禮、有的說是叩頭禮。但是馬戛爾尼對外宣稱的是因為他堅守原則，違抗讓他屈身伏地有辱國王與國家的無理要求，導致任務失敗。馬戛爾尼的這套說辭，不過是為他自己訪華失敗保留顏面罷了。不過，正是因為馬戛爾尼的這些說辭，乾隆皇帝在這次外交活動中表現，給後世留下了頑固不化、沉醉於天朝美夢的不良印象。

馬戛爾尼訪華的失敗，與是否行跪拜禮沒有關係。真實的原因，我們在乾隆的迴應中已經可以看出端倪。一方面，當時的中國作為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大國，自身經濟對貿易的依賴性並不強，這是其經濟基礎決定的，所以乾隆在回信中說“天朝物產豐隆、毋須外求”。另一方面，信中還表露了乾隆皇帝的擔憂，“欲請推行爾英人之教，此朕必不能從”。這正是乾隆皇帝面對各地宗教活動給帝國帶來安全隱患時的深深擔憂，而要割讓小島、在首都建倉庫，更是直接威脅到帝國的安全。

乾隆皇帝在信中也對廣州體系表現出了自信，以及該體系對西方國家的“誠意”甚至是恩賜，只是這種誠意遠遠滿足不了正在成為日不落帝國的英國的要求。在當時的政治經濟背景下，別說年邁的乾隆皇帝，換作康熙皇帝、雍正皇帝，馬戛爾尼這次訪華也不會有另一個結果。

參考書目：

《哈佛中國史：最後的中華帝國 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