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人情觀，在1921年給彭璜的信中就這樣寫道：“待朋友：做事以事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無論言行，毛澤東都忠實於自己的人情觀。

首先，重人情是做人的一種基本品格。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共收選了毛澤東1920-1965年期間的372封書信，其中給親屬、故舊的書信計有67封。這些書信的內容表明，毛澤東不僅是偉大的領袖人物，也是一位好父親、好女婿、好表親、好學生、好同學、好同事、好朋友……在了解到昔日老師生活困難時，毛澤東給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信中這樣指示：“張次侖、羅元鯤兩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現年均七十多歲，一生教書未作壞事，我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張為校長，羅為歷史教員。現聞兩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極苦，擬請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給津貼米若干，藉資養老。”昔日的警衛員因高血壓病向他求助時，他慈愛地回覆道：“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信收到，很高興。高血壓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藥已託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給你。”章士釗慷慨厚助革命的義舉，更是引出了一段40餘年後毛澤東“還債”十年的生動故事。

其次，重人情更要重大人情或“公情”。人情通常分為：先天之情與後天之情；儀式性人情與日常性人情；“禮尚往來”型人情、“急功近利”型人情與“知恩圖報”型人情。毛澤東的人情觀卻浮現出一種新分類，即“公情”與“私情”：對親友之愛、之情為“私情”，更廣闊深沉的是對人民群眾之愛、之情，為“公情”。在公私問題上，毛澤東幾近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楊開慧之兄楊開智想謀個好職位，他給湖南省委領導的指示是：“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給楊本人的回覆則是：“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他和楊開慧當年在長沙的保姆陳玉英的女兒——孫燕寫信求幫忙解決初中畢業後的升學問題，他也未允。

再次，人情問題亦是一重要政治問題。毛澤東能在難纏的人情問題面前處之泰然，始終把黨、國家和人民利益放在“私情”之上，是因為他站得高、看得遠，把人情問題提升到了政治問題的高度：“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後者是不正派的路線”。這兩條對立的用人路線，如若受到人情的錯誤干擾，會給黨、國家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帶來不同影響。同學的弟弟請他推薦公職，他委婉拒絕：“吾兄出任工作極為贊成，其步驟似宜就群眾利益方面有所贊助表現，為人所重，自然而然參加進去，不宜由弟推薦，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為然否？”關於前程問題，他這樣訓導兒女：“你們有你們的前程，或好或壞，決定於你們自己及你們的直接環境，我不想來干涉你們，我的意見，只當作建議，由你們自己考慮決定。”（摘編自8月25日《湖南日報》 賀培育 姚選民/文）

轉自：共產黨員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