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將上古華夏世界分為東、西兩個集團，以夏為西方集團，主要活動於河南、山西、陝西地區，這一學說對古史重建和夏商考古的影響有目共睹，由於豫西、晉南、陝北等地多處大型龍山文化聚落遺址的發現，夏居西方几成學界共識。夏居西方說的一個重要根據，是《左傳》叔虞封於夏墟的記載，周成王滅唐，封晉祖叔虞於夏墟，因晉居河東，故可推定叔虞所封的夏墟必在河東，漢魏以來，學者皆承此說。實際上，這一推定並不成立。詳考古書所載周成王時期封國格局、唐杜氏及其後裔晉國範氏的世系、遷徙和祭祀傳統，可知周成王滅以封叔虞的唐國，不在河東，而在魯西。叔虞始封的夏墟，實在魯西河、濟之間，其子燮始遷於河東。既然夏墟在魯西而不在河東，則“夷夏東西說”以及基於這一學說的夏墟考古和古史重建，都有重新審視的必要。
夏為古史傳說中開啟華夏世襲王朝歷史的第一個朝代，古人論華夏道統，往往“三代”並稱，而夏居其首。夏的歷史，關乎華夏曆史的起點，因此，夏墟所在，一直是現代古史學、考古學揮之不去的熱點話題。
據古書記載，山西河、汾之間為“夏墟”，而豫西伊、洛之間則為“有夏之居”，故自來考夏地者，最關切兩處地方，一為晉南，一為豫西。豫西“有夏之居”一說，出自《逸周書·度邑解》，牽扯伊、洛地名的變遷和牧野之戰的地理，頭緒紛繁，請俟另文詳論。河東“夏墟”之說，本自《左傳》晉祖叔虞封於夏墟的記載，而為漢晉間學者所祖述，至今猶為考古史者引為典據，深信不疑。然而，詳考此說源流，其中實隱藏一巨大的誤解，而前人俱未留意。
夏墟所在，關乎古史重建的地理基礎和華夏曆史的空間起點，不得不為之詳辨，故筆者不揣淺陋，略布管見，以就正於學界同道。
一、河東夏墟
堯、舜、禹都於河東之說，本自《左傳》，正因此故，自古迄今，言古史者對於堯、舜、禹皆都河東，大都深信不疑。在傅斯年“夷夏東西說”的宏論發表之前，早在1926年，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李濟及其同仁，就已經根據古書中關於河東夏墟的記載，到晉南一帶進行“夏墟”調查和考古，1949年後的山西考古也長期以夏墟考古為重要宗旨。著名的山西襄汾縣陶寺龍山文化遺址，正是在尋找夏墟的考古活動中發現的。由於夏墟已經被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佔了先機，且在考古年代學上，陶寺遺址早於二里頭遺址，既然自古相承有堯都平陽之說，而陶寺遺址正在古平陽附近，因此就被順理成章地指定為堯都。
然而，正如王國維、楊向奎、沈長雲等主張夏為東方民族的學者所指出，不僅古書所言上古帝王之都均在東方河、濟之間，而且古書所見夏人的同姓和夏人所交涉諸族，以及有夏一代史蹟所涉地理，幾乎全在東方，尤其是大禹治水的傳說，更只能發生於常遭水患的黃河下游，凡此種種，若以夏為西方民族，則終無法說通。至於河東地區，則除《左傳》定公四年“夏墟”及昭公元年“大夏”兩條記載外，先秦古書中罕見這一地區有與夏有關的記載，夏墟若果在河東，則古書所見河東的夏代史蹟不當如此寥落。另一方面，若主張夏在東方，河東夏墟又該如何處置？王國維、楊向奎為自圓其說，以河東夏墟為夏人因遭洪水暫時西遷而留下的遺蹟，憑空立論，並無史料支援，終難讓人信服。
前人相信夏墟在河東，是因為《左傳》說唐叔封於夏墟，而唐叔為晉國之祖，既然晉國在河東，故夏墟必在河東，司馬遷《晉世家》、班固《地理志》、服虔注《左傳》、鄭玄箋《唐風》以及後來的地理書如《括地誌》《元和郡縣誌》等言堯都、夏墟所在和唐叔之封，無非是據晉國封域而推求。
前人一味在河東晉國封域尋求唐叔所封和夏墟，他們都理所當然地相信叔虞所封的唐國即後來的晉國所在。他們都忽視了一個可能性，即唐叔所封與後來晉國所封，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個地方，唐叔封地可能根本就不在河東。
那麼，叔虞所封之“唐”，究在何地？
二、叔虞封唐
綜觀《春秋》《左傳》所記諸“唐”地，無一在晉境者。唐為晉祖之初封，必為晉人宗廟所在，若其地在晉都附近，以《左傳》記晉事之詳，不當對近在咫尺的故國舊都一字不提。可見，唐叔虞所封之唐，很可能不在晉境，而當求諸晉境之外。
《春秋》《左傳》所記四“唐”中，成周、楚地、齊境之唐，都不可能是唐叔初封之唐：成周之唐既在王城附近，顯然不可能是叔虞封地；楚地之唐為國名，春秋早期其國猶存，顯然不會是成王所滅之唐；至於齊國之唐，《左傳》僖公四年載管仲之言曰：“昔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則黃河以東，皆屬齊封，必非唐叔之封所在。然則成王所滅以封叔虞之唐國，很可能為魯西之唐。
成王所滅之唐國當即魯西的唐邑所在，此可由數見史書記載的“唐杜氏”的歷史得以證明。
唐杜氏為位於宗周京畿附近的一個附庸小國，為成王所滅唐國的遺民所徙居。
範宣子稱唐杜氏“在商為豕韋氏”，《國語·鄭語》載史伯之言，以大彭、豕韋併為商伯，並稱彭祖、豕韋皆為彭姓，可見豕韋氏舊墟必與彭國相近，而大彭舊墟在今徐州，其地正與魯國相接。唐杜氏既為豕韋氏之後，則其故土必去魯地不遠。
綜合《左傳》關於唐杜氏和範氏源流的記載，可見範氏確為源遠流長的古國舊族，範宣子以“不朽”標榜其族，可謂名副其實。範氏為唐國之後，據範氏一族的世系源流和遷居之地，又足以證明範氏祖居魯地，魯地原有唐國。據此可以為唐國一族在西周至春秋的變遷勾畫出一條清晰的線索：唐國原為東方古國，春秋時位於曲阜以西今魚臺縣的唐邑當即其古墟所在；周成王時，周公東征商奄，唐國亦同時被滅，周遷其遺民至宗周附近的杜邑，是為唐杜氏；周成王將魯地的唐國故地封給叔虞，稱為唐叔，是為周初的唐國；周康王時，東土初平，唐叔虞之子移封於晉，是為晉侯；周宣王殺唐杜氏之君杜伯，杜伯之子隰叔逃往晉國，四世至於士會，魯宣公十六年，士會率師伐滅佔據衛土的赤狄，晉封士會於衛土範邑，以繼唐國之後，故稱範氏，而晉人則稱其地為魯縣。唐國，這一東方古國的香火，竟借去而復歸的範氏一脈而得以延續。
三、三星在天
《史記·封禪書》關於唐杜氏的記載還說明，這一由魯地遷於關中杜邑的唐國，與《左傳》所載成王滅以封叔虞的唐國，有著相同的宗教傳統，兩者皆主參星之祀。
《史記·封禪書》記述秦始皇整頓祀典，謂“於杜亳有三杜主之祠、壽星祠”，《索隱》雲：“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壽星一名老人星，即西方星圖中的船底座α星(Canopus α)。老人星非常明亮，為全天恆星中僅次於天狼星的第二大亮星(視星等-0.72)，不過，老人星儘管明亮，但赤緯甚低(當前赤緯為-52°41′44″)，位置非常偏南，因此在北方中原地區很難見到，一年之中只有有限的幾天能看到它低低地升起於正南方的地平線上。正因為老人星只能見於正南方，而不可能在其他方位出現，故古人據其出現的方位以定南極，從而名之為“南極老人星”。後世稱壽星神為南極仙翁，即源於此。
老人星緯度極低，因此在北方中原地區，可觀察到老人星的時間甚短，一年之中，只有在春分前後的黃昏和秋分前後的拂曉，老人星才從南方地平線上低低地升起，升起不久即墜入地平線下不復可見。老人星不容易觀察，但與老人星相鄰的參宿卻十分醒目，故古人很自然會藉助參星以觀察老人星。當參宿升上南中天時，老人星必然會隨之升上地平線，因此，每當春昏或秋曉，只要看到參宿到了正南方，就很容易在參宿下方(南方)的地平線附近捕捉到老人星的身影，《夏小正》所謂“正月，鞠則見，初昏參中”，說的就是老人星和參星同見南方的現象。既然參星與老人星形影不離，以參星在古人觀象授時和宗教神話中的重要地位，唐杜氏既祠老人星，必不會置參星於不顧，《史記·封禪書》雲“於杜亳有三杜主之祠、壽星祠”，“三杜主”一說頗為費解，前人對此均無解說，區區杜邑一地，何以竟至於有三處杜主祀？“三”“參”音義俱同，參星共有三星，頗疑此處的“三”字即指參星，《封禪書》此句當斷為“於杜亳，有三、杜主之祠、壽星祠”。
《夏小正》和《大荒經》關於鞠星的記載表明，華夏先民觀察和祭祀老人星的歷史十分久遠。神祠歷年愈久，民愈虔信，其神愈靈，故古人雖滅人之國，卻不廢其祀，秦人祀壽星於杜縣，表明杜縣壽星祠必有久遠的歷史，必為唐杜氏世代所守之神祠。唐杜氏世代祠祀而不輟的壽星之神，必為唐國遺民被迫西遷時從東方故土攜來。子產稱唐人“服事夏、商”，則唐當為一個由夏入商的古老方國，至周公東征時始為周所滅，唐人對參星和老人星的祭祀亦必定經歷夏商，源遠流長。
唐杜氏與老人星、參星之祀的淵源，證明唐杜氏與子產所講傳說中“主參”的唐國有著相同的宗教傳統，叔虞所封的唐或“參虛”即唐杜氏在魯地的故墟，老人星、參星崇拜當是唐這個東方古國世代相傳的古老風俗，這再一次讓我們回到了子產講述的“參商不相見”的故事。
四、魯西大夏
子產為晉侯講述唐人主參、居於大夏的掌故，旨在說明晉國初祖叔虞封唐、稱唐叔的來歷，前人均據此認為大夏在河東，並因而斷定夏墟在河東。實際上，這個故事恰恰證明，晉祖唐叔所封的唐國、唐國所因的大夏，不可能去商丘太遠，因此不可能在晉地，而只能在東方。在天文學內涵之外，這一傳說的還蘊含了明確的地理學訊息。
傳說故事最初唯憑口耳相傳，大多與本鄉本土的地理、風俗、地名等有關，因此，傳說中的地理知識所能涵蓋的空間廣度大都是十分有限的，不會超出本鄉本土及其周邊地區，這也就意味著，出現在同一個傳說中的地名，必定相去不遠。子產講述的故事中，提到“商丘”和“大夏”兩個地名，大夏與商丘肯定不會相距太遠，也就是說，大夏之所在，只能求之於商丘附近、魯豫之間，而不當求諸千里之外的山西。
子產稱“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祝佗稱叔虞“封於夏虛”，兩說相關而有別。唐人“服事夏、商”，說明唐是一個歷經夏、商一直存在的古國，它與夏王朝並存，則其所因的大夏，不可能是夏墟，至周初叔虞封唐之時，則夏亡已久，由於唐人原本與夏人毗鄰而居，且系夏之屬國，故周人徑稱其地為“夏虛”。是知“夏虛”與“大夏”，其地雖同，其義則別，“大夏”蓋為地域之稱，“夏虛”則為都邑之名，夏王朝之稱“夏”，當因其都於大夏之地。夏墟在魯西，則“大夏”其地必在魯西。
《呂氏春秋》《新書》《淮南子》《史記》諸書將大夏與三危、扶木、雕題、交趾、流沙、幽都、狗國、人身鳥面、焦僥等四裔地名相提並論，很容易被理解為異域荒遠之地，其實，這些地名大都出自《大荒經》。古人不瞭解《大荒經》的地域範圍，因見《大荒經》屢言海外大荒，博載殊方異類，誤以《大荒經》為異域職方誌，因此賦予其中地名以宇宙論意義，用以想象和標示非我族類的四方異域。實際上，《大荒經》世界觀與山東地理相表裡，大荒四方所及，不出今山東省周邊。諸書將“大夏”與出自《大荒經》的四裔地名並列，意味著“大夏”當與《大荒經》屬於一個共同的世界觀和地理學傳統，則大夏其地亦當由山東周邊求之。諸書或以“大夏”為北裔之地(《呂氏春秋·為欲》、琅邪刻石)，或以“大夏”為西裔之地(《新書·修政語》)，而《淮南子·墬形訓》則謂西北方曰“大夏”，則大夏當為綿延于山東西北方的一片廣大地域。
崑崙之所在，是學術史上一個眾說紛紜的懸案，或以為在新疆，或以為在青海，或以為在甘肅，皆以其為某座中國西部大山，實際上，崑崙最早出自《山海經》，由《山海經》不難定其所在。《西山經》雲：“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海內西經》：“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大荒西經》雲：“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所言為同一神山。如上所述，《大荒經》版圖實與今山東版圖相表裡，《大荒西經》《海內西經》《西山經》所述即為魯西大野澤周邊山川與方國。這座被視為帝之下都、眾神所在的魯西神山，只能是泰山。《山海經》中，崑崙為“帝之下都”，實為古人祭祀上帝之所，後世帝王登封泰山以祭天，即源於此。
阮隃或崑崙既然就是泰山，則“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云云，表明大夏就在泰山附近。
《史記》之《秦始皇本紀》《李斯列傳》載二世引韓非子說，稱“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謂大禹開闢龍門，疏通大夏，將積水排洩至大海，大夏為龍門上游的積水之域。那麼，龍門何在？“龍門”又見《禹貢》“導河章”，前人皆指為西河龍門，即今陝西省韓城市與山西省河津市之間的黃河禹門口。其實，黃河在西河龍門上下，行於兩山夾峙之間，山高谷深，水流湍急，周圍地形溝壑縱橫，既不可能有亭水(壅水)之虞，更不會有氾濫之患。明乎此，則知禹鑿龍門的傳說必不會發生於西河，最初的龍門必不在西河。
大禹鑿以洩洪的龍門，在黃河下游，《淮南子》亦可為證，其《時則訓》雲：“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碣石。”河、濟為水名，龍門為河水所經，所謂“龍門、河、濟相貫”，其義謂河、濟經龍門而貫通，則龍門不可能在與濟水遙不相涉的黃河上、中游，而只能在與濟水會通的黃河下游，據此實不難考見龍門之所在。
茌平黃河以東不遠即為濟水，其地古有石門。這座位於今濟南長清區西南的石門，在春秋時就已存在，其始建則不知在何時。石門為濟水上的水門，與位於茌平、長清之間的四瀆口相去甚近，當即上古時期溝通黃河與濟水的瀆口所在，亦即四瀆口的故址，由於黃河水道移徙，到北魏時，四瀆口已北移，但石門故址猶存。
茌平、長清間這條溝通河、濟的渠道除有運河功能外，應當還有分洪功能。河、濟之間為兗州，兗州西為大河，東為泰山，黃河一旦決口，東為泰山所阻，排洩不暢，兗州之域即成氾濫之區，兗州自古多水患，正緣於此。長清石門作為溝通河、濟的渠道，正可在黃河洪水時分流濟水，藉此減輕洪水對黃河的壓力。明乎此，則知傳說中“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的龍門非此石門莫屬，而禹闢龍門以洩洪水的傳說，也只能產生於這一地理背景，石門以上、河濟之間、泰山以西的洪水壅積之區，即《禹貢》兗州之地，當即所謂“大夏”。
黃河由西而來，至東阿、茌平一帶遇到泰山阻擋不得不折而北流，濟水則沿泰山西麓而北流，故河、濟二水在茌平、長清間相去最近，溝通最易。茌平、長清之間溝通河、濟的水道，不管是洪水沖決，還是人工開鑿，其為禹闢龍門傳說的誕生地，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瞭解了龍門、呂梁的真正所在，大禹治水傳說的地理背景也就昭然若揭了。魯西平原地處黃河下游，其東則為泰山，豫東河道一旦決溢，魯西平原即成一片汪洋，洪水東流無路，只能由魯中南丘陵的南北兩翼排洩，龍門與呂梁，一在泰山西麓的河、濟之間，一在徐州東南泗水之上，正為魯西洪水排洩所必經，故欲排洩洪水，必北導龍門、南闢呂梁，方能導水入海。《墨子》《屍子》《呂氏春秋》所述大禹鑿龍門、闢呂梁之說，皆以龍門、呂梁為治水之要害，當即以此為地理背景，墨子、屍子當猶知此意。相傳既久，後世之人則早已不知龍門、呂梁之真實所在，故《禹貢》置之於西河，而龍門、呂梁之所在以及大禹治水之真義遂不復可聞。
古史傳說猶如現今的地方傳說，都是在特定的地域內流傳，以特定的地理環境為背景，因此，傳說中的人物和事蹟儘管多出杜撰，其中的地名卻往往有著真實的地理環境為依託。大禹治水傳說只能流傳於洪水氾濫之地，其中的地名也只能求諸洪水氾濫之地。夏墟所在的“大夏”之地，為洪水傳說中位於龍門以上的黃河洪水瀦積之區，只能是指魯西北泰山西麓、河濟之間及其周邊易遭黃河洪水氾濫波及的古兗州之域。這一帶相對於山東地區，在西北邊緣，故在東方人的宇宙觀中“大夏”被視之為西裔或北裔之地；其地洪水浩蕩，大澤廣佈，有如汪洋大海，故《淮南子·墬形訓》謂之西北方“大夏”曰“海澤”；其地為河、濟水路交通樞紐，經濟水入河可通中原，經泗水南下可入江、淮，來自齊地的海鹽經此可以運往天下四方，故《呂氏春秋·本味》有“大夏之鹽”。
總之，泰山西麓、河濟之間的古兗州，既是殷商早期之所都，亦是夏墟之所在，殷因於夏，殷早期之所都亦必為夏的故墟，誠如王國維所說，夏“與商人錯處河、濟間蓋數百歲”，所以夏墟肯定不會在與殷墟遙不相及的河東，這本是很簡單的道理。
子產不愧“博物君子”之稱，所講的參、商兄弟分家的故事一定非常古老。不過，他雖然講述了一個蘊含著古老歷史記憶的傳說，卻不知道故事中的大夏和唐並不在晉地，因此錯誤地把這個傳說安插到了晉地，致使自古迄今的學者皆深信夏墟在河東，從而給後來的歷史認知造成巨大的麻煩。其餘波所及，尤其是經傅斯年“夷夏東西說”的放大，竟至於從根本上誤導了現代的古史研究和考古發掘。
現既知古書中記載的夏墟不在河東，而在魯西，則夏墟考古就應該將目光轉向魯西地區。傳說中的夏代，在年代學上相當於龍山文化時期，考古學者在魯西的聊城、菏澤、濟寧等地區發現了多處龍山時期的古城遺址和眾多大汶口、龍山、嶽石、殷商時期為避洪水而築造的丘居遺址，考古學界念念不忘的夏墟，可能就在這些考古遺址中。
結 語
尋找夏墟，是古史重建的基本問題，也是考古學的熱點問題。要尋找夏墟，必須以古書中關於夏墟的記載為依據。《左傳》定公四年叔虞“封於夏虛”之說，是先秦文獻中唯一一次關於夏墟的明確記載，這一記載又有同書關於叔虞封於唐國、居於大夏的記載相印證，故素為考古史者所重。叔虞為晉祖，而晉居河東，因叔虞封於夏墟而推定夏墟在河東，可謂順理成章，故漢晉間學者即據此而斷定堯、舜、禹之都皆在河東，河東夏墟之說因此著為定論，難以動搖。現代學者儘管不再像古人那樣輕信古書，對古書中所載上古史蹟不加辨析、照單全收，但對於河東夏墟之說卻深信不疑，古史學者據其論夏王朝的地望，考古學者據其求夏都之遺址，李濟在1920年代發起夏墟調查，即從晉南開始。
本文的研究表明，河東夏墟之說，儘管淵源有自、世所公認，久已被學界視為定論，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誤解。《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於夏墟的記載，確實儲存了周人關於夏墟、唐國和周初封國曆史的真實記憶，子產所述商居商丘主辰星、唐居大夏主參星的傳說，尤其蘊含了豐富的歷史和文化記憶。但是，前人疏於考證，不瞭解叔虞一族先封於魯西(唐國)後遷往晉南的歷史，想當然地認為叔虞所封之地就是晉國後來所居的河東，因此斷定叔虞所封的唐國、夏墟即在河東。隨著唐國、夏墟以及叔虞初封被從魯西誤置於河東，很多與之相關的古史人物、地理和事蹟也被先後安插到了河東。於是，堯都在平陽，舜都在蒲坂，禹都在安邑，堯、舜、禹禪讓的歷史都是發生在山西，甚至連只能發生於黃河下游的洪水傳說也被搬到了山西，禹為宣洩洪水而鑿的龍門、闢的呂梁、通的大夏、疏的底柱，都一一被安置到了山西周邊的黃河，而全不管山西黃河根本就沒有發生洪水傳說的地理條件，與此同時，這些歷史掌故中所蘊含的古老而真實的歷史記憶則遭到了埋沒。
古史悠遠，史事浩瀚，上古歷史原本主要靠口耳流傳，得以著於文字、載於簡帛、傳諸歷史記憶的史蹟僅是滄海一粟，這些古彩斑斕的古史碎片因為缺乏完整的歷史編纂學作為依託，被裹挾於時間的洪流中隨波逐浪，中間不知輾轉經過多少人的口與手，疊經轉述、闡釋、剪裁甚至改竄，才流傳至今。我們看到的古史傳說和古書記載，已非其最初的模樣。即使文字保持原樣，後世之人也不可避免地帶著歷史造成的成見看待和理解這些文字，有意和無意的誤解幾乎是不可避免。一個地名的誤解，可能導致對歷史空間的全盤誤置，從而使全部古史重建工作都誤入歧途。正是有鑑於此，顧頡剛先生髮起的古史辨運動，主張為了重建古史，首先需要辨析史料，只有將古往今來附加於古書史料上的誤解謬說清洗乾淨，還古書史料以本來面目，才有可能在可靠的基礎上重建古史，也才可能為科學考古學提供可靠的線索。
對於辨析古書、重建古史，顧頡剛先生提出了一系列極具理論性的思想原則。比如說，針對中國疆域疊經變遷，而古代學者因為缺乏歷史地理學眼光，據後世大一統的中國地理想象上古方國地域，從而造成對古史地理和古書地名的誤解，顧頡剛先生提出打破地理自古一統的觀念，並主辦《禹貢》雜誌，親自講求古史地理學；針對古史傳說原本多憑口耳相傳，即使著於簡帛以後仍不可避免地會因為因時因地而變改，顧頡剛先生提出用故事的眼光看待古史，並親自蒐集、研究孟姜女故事，試圖透過這一研究，揭示傳說故事發生、流傳、播遷、演變的機制，作為辨析古書史料、清除層累造成的偽史說之鏡鑑。本文對河東夏墟之說來龍去脈的考辨表明，河東夏墟以及與之相關的一系列古史說，正是因為歷代學者忽視古史地理的變遷和古史記載的傳說特徵而層累造成的古史說，最初僅僅是一個地名的誤解而導致“夏墟”的誤置，隨後卻像滾雪球一般，錯誤的古史認識越滾越大，直到現在，連考古學也被裹挾進去，古史層累造成的程序仍在繼續。
只要人，包括歷史學者，還置身於歷史的洪流之中，他們就不可能擺脫歷史的侷限性，歷史被層累造成的程序就不會自動終止，歷史學就不可能走出疑古時代。
轉自文史哲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