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大秦賦》開播以來，針對於“秦”的態度分為兩派。一派是秦的“鐵忠”，而另一派則是“否秦”。

認可秦的，有感慨秦始皇大一統之功績的，滅六國是魄力的；而否定秦的，則是說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後，就行重法，壓迫人民，到了秦始皇的時候更是徵囚徒，修長城，焚書坑儒之歷史大罪。

然而，從客觀的角度來說。秦國以及始皇帝，對於中華民族大一統雖然有功勳，但其所為並非完美不可缺陷。

無論是肯定也好，否定也罷。我們都要一分為二的看待問題。既不必全盤否定，更不必全盤肯定。

就著今天的話題，我也想跟大家聊一個問題。那就是“暴秦”的問題。

暴秦這個詞，頻頻出現在各種史書之中，尤其是司馬遷，如果讓他給秦國貼一個標籤，那他首選肯定是“暴”。

秦始皇之暴，不等於暴秦

在封建王朝，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如何表現，將決定人們給這個國家貼什麼樣的標籤。就拿秦朝來說吧，人們之所以將其稱之為“暴秦”，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出自秦始皇：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

一部《史記》，雖然記錄了秦始皇之功，同時也記錄了秦始皇之暴。而且，於“暴”的方面，司馬遷是突出寫的。除了《秦始皇本紀》中，其餘的多篇文章中都有秦始皇之“暴”。

司馬遷之所以這麼寫，原因無非有二。一是始皇帝的確有此方面暴行，的確焚書坑儒、修驪山宮、修長城這些“暴”行，就是秦始皇所為。

而另一方面，則是借秦始皇來對映漢武帝。漢武帝的所作所為，其實就是漢朝的秦始皇。兩個人有同樣的魄力，但卻也同樣的窮兵黷武，好大喜功。

我不為秦始皇的所作所為去辯駁。他的功績大家都知道，他的過錯大家也明白。至於司馬遷筆下秦始皇的所作所為可信程度能達到多少，這也是眾說紛紜。

而我要說的是，秦始皇之暴，並不等於暴秦。人們習慣於以帝王的特點加在一個王朝的特點上面，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在錢穆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不止一次的把“制度”與“政治”兩個詞著重提出。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制度”與“政治”是完全兩件事。

什麼是政治？在封建王朝，一個君主的所作所為，其實就是這個王朝的國家性政治。譬如說，秦始皇有暴行，那麼秦國的政治就是暴政。

但大家忽略了一點，秦始皇的作為是以個人行為凌駕於秦國整體管理之上的。他的行為在左右著秦的行為，可同時他的行為與秦國的制度無關。

說白了，政治是有人參與的活動，秦始皇可以影響政治；但制度不同，制度是由人制定，制定之後他就是一個理性的衡量標準，只要不調整制度，那制度就是一定的。

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後，一概的大的制度都確立了，直到始皇帝統一六國，都沒有進行什麼大的變動。甚至到了漢朝，很多制度都是在承襲秦制。

秦制固然有苛刻的一面，但就沒有始皇帝所展現出來的那麼霸道。他的修驪山宮、修長城、修阿房宮等一系列行為，其實是違反了秦的制度的。換言之，秦始皇是秦制的最大違背者。

其實，想要搞明白這一點，只需要搞清楚一個悖論就可以。如果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制是暴秦，是對百姓的無限剝削之政，那麼為什麼當時山東六國的商人紛紛要居於咸陽，百姓也紛紛遷入關中。

只能說明一點，當時的秦制在那個年代，更加適合百姓們生存。也就是說，當時的秦制是最高生產力的代表，所以才能吸引百姓紛紛而往。也正是因為有了人們遷往秦國，才有了秦國逐漸賦予的基礎，有了秦國統一天下的根本。

無限徵兵？非也！秦的兵制，還算善良。

看過《史記》的人大家都知道，在裡面有著白起殺40萬趙國降卒的記載。對此，有人質疑，也有人攻擊白起以及秦國之殘暴。

40萬趙國士兵，僅是長平之戰計程車卒。這裡面不包括趙國在北方防備匈奴計程車兵，也不包括各地防衛士兵和都城防禦士兵。

我們做一個大膽的推測，如果長平之戰，被白起殺的趙國降卒有40萬，那麼當時趙國的總兵力應該不下60萬。

可當時趙國的人口是多少呢？當時趙國的人口是350萬。350萬里面，出60萬人當兵。

350萬人裡面，把老人、婦女、兒童排除，可用於徵兵、勞作的人口不足百萬。從這裡面留出來一半的人去勞作，剩餘的人去當兵，最多也就50萬人可用於軍隊。要少於趙國部隊總數的60萬。

那麼當時秦國的兵制是什麼樣的呢：

同居毋並行，縣嗇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貲二甲。

這也就是說，一戶人家裡面，不得抽取兩個及以上的勞動力去服役。如果違背了這條規定，當地的管理人員就要受到處罰。

如果我們用這條秦國的兵制，來對比趙國的徵兵比例，那麼秦國徵兵比例要低於趙國。起碼，秦國在這方面比趙國要相對“人性”。

在很多的史料中，我們都會看到一些記錄。說在秦國當兵的人，都要當一輩子兵。事實上，這個純屬汙衊。

在古代，生產力不足的情況下，國家長期養兵是很難的。所以，大多數計程車兵也是輪流戍邊，根據情況不同，有的戍邊三個月，有的戍邊半年。

只不過這些人都會記錄在冊，一旦打仗的時候，如果兵力不足，這些人是有限選擇物件。這也是為什麼王翦在李信徵楚失利，國家損失20萬士兵後，還能夠從秦始皇那裡要來60人滅楚的原因。

並非是國家常被80萬士兵去養著，而是輪流戍邊制度，幾乎是所有勞動力都可以為兵。王翦那60萬，是秦始皇從“預備役”裡招來的。

至於那些一直服役，終身服役的人，他們是囚徒，而且他們服的是徭役，並非是兵役。

客觀來說，秦國的兵制在戰國並不算殘暴。當然，他也不能殘暴。在農耕社會中，如果兵制過嚴苛，徵兵比例過高，勢必會影響生產的。

違法是否有溫情

在絕大多數人的印象中，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如果違法就會受到極其嚴峻的處罰。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公子虔。他因為秦孝公太子嬴駟違法，而受劓刑。

有了這個例子，大家就會覺得，如此的王孫貴族違法，都會被如此懲治，那要是一般的老百姓不就更狠了麼？

公子虔被處以重刑，一是商鞅要殺雞儆猴，給那些阻撓變法的人以顏色；二是因為嬴駟所犯的罪是死罪，本身就應該被處以極刑。

而真正到了正常情況下，這些冰冷的法律，也有它溫情的一面：

居貲贖責者歸田農，種時、治苗時各二旬。

看到了吧，在秦法當中，只要不是那些罪大惡極的人，如果遇到了農忙季節，是可以回家二十天幫助家裡幹活的。

如此制定法律，一方面固然是因為農業社會里面，農耕是極大的事，秦國為了經濟發展應該這麼做。但如果換一個角度考慮，讓服刑之人從事農耕，也可以給國家提供糧食儲備。之所以這麼做，還是有“民本”意識的：

杖城旦勿將司；其名將司者，將司之。

對於犯了罪，要受城旦處罰的老人，是不必監管的。這些老人是有一定的自由的。秦國的制度雖是由法家制定，但法律之內，也有溫情，譬如說這條尊老。

當然，在愛幼發麵，秦國的律法也有體現：

甲小未盈六尺，有馬一匹自牧之，今馬為人敗，是人稼一石，問當論不當？不當論及賞稼。

小孩在放馬的時候，馬吃了人家的糧食，從律法角度上來講，這個孩子無責。

那個時候沒有熊孩子的說法，還不考慮馬吃了人家糧食的責任在小孩還是在主家。只是從愛幼的角度出發，為了保護小孩而保護。

這條法律如果放到現在，自然不算完善。可要是放到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恐怕這條律法該是世界範圍內最早的未成年保護法了吧。

同時，秦律裡面還在未成年生存、生活方面提供了權益保障，並明確有要求，對那些唆使未成年犯罪者，要處以極刑。

結語

秦國是暴秦麼？

站在山東六國的角度，以秦始皇的所作所為為出發點，去探討這個問題的話，秦國是“暴”。但秦國之暴，是暴政，而非暴國。

秦始皇所為有暴政，這點我不為始皇帝辯駁。即便秦始皇對中國歷史的發展，有再大的功績，他性格底色中的“暴”是無法掩蓋的。

但暴政並不等於暴秦。如果想給秦冠以一個“暴”，我們需要去了解秦國的制度。

可從制度出發，秦國並不是我們印象中的那種暴秦。秦的確法律條文多，也顯得嚴苛，也對人有更多的控制，可對那些違法者，只要不觸及原則，懲罰的方式基本就是勞作。

從某種程度而言，這種方式在當時是有生命力的。以勞作的方式來懲罰，起碼在生存力落後的那個年代，可以更迅速完成一些事情。

至於從“人性”的角度，人的“自由”的角度去談論秦制。我也只能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制度。制度是否合理，不用看別的，只需要與制度對應的生產力是如何表現的。

秦國所表現的生存力更為發達，也就證明了秦國的制度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制度，則絕不可單以一個“暴”“仁”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