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瓠子宣防治河不如無治 （總第七十三）

《資治通鑑》裡最具鑑戒意義的這些事兒

河流需要治理的道理容易明瞭，但對河流進行治理這件事，真要實施起來，卻不那麼容易。殷商王盤庚說：“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大意是，人們不要聚斂財貨寶物，要好好地謀生，能供養自己就行。”抱著金玉餓肚皮，從古到今的一個通病，被這個殷商王一句話表述得淋漓盡致。

讀過《資治通鑑.漢紀》十三，我們知道，漢武帝基本上是在泰山封禪完畢就去了瓠子決堤口現場。唉，漢武帝祭天祀地一番，天地鬼神還是讓他不能省心。司馬光說：“天子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宮。”這段話說明，漢武帝的決心很大，為治理水患親臨現場，中央政府的中下級官員也都必須到現場參加體力勞動。武帝為自己在決堤口附近建有宮殿，叫宣防宮。

宣防宮遺存旁邊的舊舞臺

《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治史，對遙遠的事情，只能跟著遙遠的前輩司馬遷的思路走，亦步亦趨。他也稱讚武帝“瓠子宣防治河”為：“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很顯然，司馬光這是勉為其難，姑且為此一說而已。在“洪水向東南衝入鉅野澤，泛入泗水、淮水，淹及十六郡”之後，依據當時的社會生產能力，堵堤所用物料無非是就近採取的柴草石塊泥土，修堤能否做到“復寧，無水災”且不說，導致黃河兩岸光禿禿地，水土流失嚴重是絕對存在的。元光三年，數十萬軍民拼命封堵了決口，其後水災並不少見，到了元狩四年，還是不得不遷徙七十萬今山東地區的災民予以異地安置，國庫耗盡。

宣防宮地理位置

其實，鑑於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對黃河水患只宜疏，不可堵。完全有必要堅定按照大禹治水的思路，遷徙水荒之民異地安置。而順應黃河水根據地勢而形成新河道的趨勢佈局行政規劃，既省時又省力。民且不至於困苦疲憊到極點。

中國的地勢形狀，形同一個簸箕，西邊最高處的山，就類似簸箕的“胸”；山勢南北交加跌錯，連綿不斷一直延伸到海洋，類似簸箕的兩肋；兩肋的腋窩下，土地平曠，延展到淮水和泗水之濱，這裡是簸箕的“腹”及“口舌”之處。靠近山脈的地方，土壤溼潤粘性極強；土地平曠的地方，土質乾燥輕而易碎，是因為山頂的散沙粉塵自高處散落而下，積聚成為空曠的平原，黃河從大山流出，徑自衝進這一大片飛來的土壤之中，黃河水衝到哪裡，哪裡就裂開口子，任其方便而毫無阻礙流過，黃河彷彿有人一樣的感覺，能夠預先知道哪裡是入海口，於是，哪裡方便就往哪裡衝。在遠古唐堯主政的那個時期，黃河水受阻於大山，還沒從大山中出來，所以只能從北山之麓，衝進濟水、漯水，然後入海。這裡的地質堅固，因此千餘年沒有變化。及至到了周定王那個年代，黃河水才衝開舊有的河堤，這也是黃河曾一直依山而流的緣故。

大禹借這個地勢，將黃河河道分成兩條渠，並在此基礎上，疏通了九條支流，從而緩解黃河水氾濫帶給河南和徐州一帶的災難。

大禹治水疏而不堵

當然，比起倒黴的漢武帝，剛剛祭天祀地，跪神拜鬼完畢就遇上了瓠子決口這檔子事。相比較，大禹則幸運多了，黃河，極其偶然的溫順期，被大禹給遇上了。他乘勢治理了曾無休止的水患，實在是有老天的保佑，但並不能就此而說大禹就是萬世之唯一能夠成就大業之人。大業，完成在悄聲無息是最高水準，而非轟轟烈烈。

黃河南岸土質相對脆弱，在河水日積月累地衝擊下，時間長了，必定會決在某處開一條口子，黃河自從南岸決口，河道就不可能再流經北方了。這種情形，即便是當年神通廣大的大禹，若他出生在黃河改道以後的周朝，或者武帝時期漢朝，又能如何？

漢武帝之所以能阻塞黃河瓠子河段的決口，是因為河堤決口不久，而且，洪水已把下游十六郡當成了蓄洪區，北河也已經疏浚，這種情況，不惜耗盡國力，確實能夠強行控制河流使它順從地沿著原來的河道流淌。但是，無需百年，可能數年之後，黃河的再次決堤終究避免不了。梁、楚、淮，泗，這些地區的廣闊原野，是黃河河道必定會擇機流過的地區，強行控制，她必定不會順從。到了宋朝，丞相王安石居然想驅趕黃河，讓黃河北流，於是，黃河之水懸在空中，成為令人生畏的“懸河”，真的是蠢得不可救藥！

徐州，豫州，還有兗州南部，是大自然形成河流的必然之地。黃河要流向大海，必然會讓這些地方遭受衝擊，受到衝擊的地方，必然形成大川，比如漯河，濟水，漳水等河流，皆是北方的大川。

決堤之水從河陰地區向東，南邊逶迤而至到達徐州，北部形成的汶水，水流分散，是因為沒有大川大河專門把河流聚在一起了。於是，黃河唯有隨意流淌，任何地方都是它潛在的衝擊物件，它所有流淌過的地方，都開始沙化鹽鹼化，不再適合糧食種植，且因此地既非金屬礦產資源地，也不生產竹木棉麻之類的生活資料，此地居民往往為了生存而貪圖小利，及至滿懷奸詐。厲害一點的，倒是一天天地富裕了起來，而絕大多數老實一點的，只會日益貧困，形成了中國最粗鄙之地！

那麼，黃河既然已經南流，就不可能復歸於北河道，而是透過南部山麓，順著汝水，蔡國的東邊，連帶灊水、霍水，蜿蜒進入江浦，這些地方，是黃河必定不會施虐兩岸之處，土地也就不會遭到河水侵蝕，後世無需進行治理。

如果，政府選擇放棄黃河水患頻發區的那幾個地勢低窪的縣、邑，併到其他州縣去，把當地百姓都遷出來，在一定時期內減輕這些移民的賦稅，安排好移民生活和生產的需要，對國家造成的損失將微乎其微，而河道治理時的勞民傷財，就可以永久避免。

為此只能說，漢武帝親臨瓠子宣防，不僅僅是為了面子工程那麼簡單，他明明有更好的選擇而不實行，就在於，武帝朝廷的君臣都捨不得相對於付出少之又少農田賦稅，也害怕為移民安置而一次性付出的那麼一筆不菲的財政開支。同時，當地的那些土豪劣紳，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貪戀他們富甲天下的土地，向官府行賄，百般阻止移民搬遷。這就印證了不按殷商王盤庚所說的話“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去做，而能讓天下人傷不起的道理。

事實上，這兩大項開支，在武帝手裡一點也沒省下。奇怪的是，兩位司馬史官，只是責怪漢武帝明顯是在萬般無奈之下遷徙山東水災饑民去朔方而耗盡了國庫，卻對瓠子宣防的勞民傷財，耗盡的民資民力堵堤盛讚有餘。不得不說，為後世帝王和執政之人只看重面子工程不務實，起了極為不好的消極作用。

孟諸這個地方，是一片沼澤；濠、泗之地的曠野，漢王朝以前歷來是放養生豬的地方，為了千秋萬代的利益，讓黃河水蓄積於此，任其成為河湖，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而沒有了那種不必要地、一門心思地想要探尋如何治理水患的僵化思維，黃河完全可以不必粗暴治理。站在今天的立場上，我國又有了幾個較大的淡水湖，多好。

當今社會，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所有水利工程都有嚴格的立項、論證和評估過程；漢武帝卻是獨斷專行，想怎麼幹就怎麼幹，他又怎麼可能堵了瓠子決口就一勞永逸？

如果，想要減災防災的事業上有大的作為，那就對奔騰的黃河水因勢利導，尋找黃患區低窪地，多開一些渠道，把水勢分散，不但如此，應該盡毀只為少數人利益而在這些個地段各自為陣建起來的堤壩。即使是神通廣大的大禹在世；即使是生產力高度發達的今天，也改變不了這麼一個科學疏堵的原則和操作方法。

如果不是這樣做，其實質就是好大喜功者，在等待著黃河氾濫，屆時，河水從徐州，泗州決堤，向著廣大曠野漫天衝擊過來，黃水浩浩蕩蕩，形成大川之勢，然後，當局者大顯治水神功，還猶自以為獲得了什麼巨大的收穫。如果，當權者不是在腦海裡只有一個要自我建功立業，流芳百世的私念，那麼，對黃河的治理，就該放棄私利，讓河流釋放自己的能力，而無需去違背自然，去玩什麼與大自然的爭鬥，只需靜靜地，等待後世對大自然的征服能力的提高，屆時，再去處理，不是更好嗎？

漢武帝親往，並坐鎮瓠子河宣防宮，用數十年國力民力為代價，為自己裝點門面，粉飾功德，不過是上演了一場精彩大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