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5月，太平天國水兵在浦口“譁變”，準備投奔清朝“江南大營”，局勢一度混亂。此時，楊秀清為平息眾怒，表演“天父下凡”，在公眾場合杖責北王韋昌輝數百大板，讓他幾天走不了路。韋以成《天國志》記載：“東王杖北王數百以謝唐正才（水兵將領），至不能起。”可知，楊秀清下手非常狠，韋昌輝很痛苦，也很沒面子。

韋昌輝，上帝“第五子”，冊封北王六千歲，地位僅次於東王楊秀清。水兵“譁變”，主管水兵工作的韋昌輝應當負責，但不一定非要杖責不可。那麼，楊秀清為何要杖責韋昌輝呢？僅僅是為了“謝唐正才”嗎？一起來看看。

1852年6月，太平軍在蓑衣渡遭受湘軍鼻祖江忠源埋伏，南王馮雲山陣亡，數千精兵命喪湘江。蓑衣渡之戰後，太平軍元氣大傷，能戰鬥的“老兄弟”不足五千餘人。然而，不到一年，太平軍就相繼攻克嶽州、益陽、武昌、安慶、南京、鎮江、揚州，威震東南。

進入湖南後，太平軍所向披靡，主要原因是從湖南、湖北招募一幫水兵，藉助水師優勢，縱橫長江。可以說，兩湖水兵是太平天國“功臣”，沒有他們賣力，洪秀全無法進入南京。兩湖漁民、水手、船伕、腳伕等支援太平軍，是因為他們痛恨清朝各種苛捐雜稅，而不是想參加太平天國。

對此，楊秀清很清楚，他許下諾言：“彼時不願作官者即予回籍。湖廣船多有家小，許不分男行女行”。就是說，兩湖人不想做官，可以回家；留下來的，也可以過上正常家庭生活。

楊秀清之許諾，“不分男行女行”最為關鍵。原因很簡單，金田起義時，太平天國實行“分營制度”，除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胡以晃等八人，其餘都不能過上正常家庭生活。“分營制度”下，男女要分開居住，不能隨便往來，即便夫妻也是如此。

兩湖水兵返回湖南、湖北不現實，他們曾支援太平軍，清朝不會放過他們，留在太平天國才能保證安全。所以，定都天京後，兩湖士兵基本都留下來，唐正才則是他們的首領。兩湖水兵留在太平天國，但東王楊秀清卻不能兌現諾言，“分營制度”下，他們也是受害者。

張德堅《賊情彙纂》記載：“比至江寧則不守前約，各與偽官令歸營，女眷亦令歸館。”意思是，兩湖水兵到了南京，立刻面臨著夫妻分居、母子別離之巨大痛苦，不能享受正常家庭生活。如此，矛盾不可避免激化。

“分營制度”下，底層士兵是受害者，他們自然不滿，對太平天國充滿怨言。1854年5月，北王韋昌輝派麾下大將張子朋來到浦口，讓他率兵兩湖水兵西征，攻打湖南、湖北清軍，增援西線戰場。兩湖士兵怨氣很重，不願意西征，張子朋惱羞成怒，直接毆打水兵，激起了兵變。張德堅《賊情彙纂》載：“打水營多賊，眾心齊叛，欲盡開船上駛投誠，抑或各散。”

兩湖水兵“譁變”，東王楊秀清很著急，他立刻派兩湖籍將領唐正才前往浦口安撫水兵，然後表演“天父下凡”，當眾杖責張子朋、韋昌輝，向兩湖士兵“認錯”。接著，楊秀清任命唐正才為水師統領，主管長江防務，表示太平天國並沒有輕視兩湖人。如此，水兵停止“譁變”，繼續留在太平天國。

從上述可知，兩湖水兵“譁變”主要是對“分營制度”不滿，張子朋毆打水兵只是導火線而已。“分營制度”是誰實行呢？答案是楊秀清，他以“天父下凡”之名義推廣，讓底層將士痛苦不堪。要知道，就在“水兵譁變”事件前不久，東王麾下大將陳宗揚因偷偷與妻子謝滿妹約會，結果雙雙被處斬。

為爭取兩湖水兵支援，楊秀清曾許諾給他們過上正常家庭生活，不用受“分營制度”約束。結果呢？楊秀清自己違背諾言，兩湖士兵自然不滿。楊秀清享有“天父代言”之權力，是上帝的“化身”，他不會承認錯誤。那麼，錯誤該由誰來承擔呢？很簡單，自然是韋昌輝、張子朋了，他們是替罪羊。

張子朋毆打水兵，是水兵“譁變”導火線，應該承擔責任；韋昌輝是張子朋直屬上司，也要承擔連帶責任。但是，韋昌輝畢竟是北王，地位僅次於楊秀清，就算要受責罰，也不至於杖責數百大板。

韋昌輝被杖責數百大板，主要原因不是水兵“譁變”，而是楊秀清想借此機會樹立個人權威，震懾其他諸侯王。韋昌輝，北王六千歲，實力派二號人物，楊秀清表演“天父下凡”將其杖責一頓。北王屈服，甘願接受“處罰”，這就凸顯了楊秀清的權威，東王才是太平天國的主宰。

楊秀清要樹立個人權威，才是韋昌輝被杖責之關鍵。後來，“牧馬人事件”，楊秀清也是小題大做，同時杖責燕王秦日綱、佐天侯陳承瑢、衛天侯黃玉昆（石達開岳父），讓大夥下不了臺面。楊秀清囂張跋扈，目中無人，人際關係非常差，這是他死於天京事變之重要原因。

參考書目：《天國志》、《賊情彙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