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以後，部分文人認識到中國面臨著幾千年未曾見過的新情況。黃恩彤把這種情況叫做“變動”，黎庶昌稱之為“變端”。王韜把這叫做“創事”，丁日昌、瑞麟、曾紀澤和李宗羲稱之為“創局”。不過最通常的術語是“變局”;夏燮、薛福成、王韜、李鴻章和恭親王在19世紀60年代，鄭觀應在70年代以及康有為和其他經世派學者在80年代，都使用這個術語。

雖然後來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也許有充分理由認為鴉片戰爭是劃時代的事件，但是晚清的絕大多數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後才覺察到這種變局。現有的史料表明，1840- 1860 年之間只有揚州秀才黃鈞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寫道，西方人的到來是一大“變局”。但是在1861年以後，許多士紳認識到了這事件的重要意義。

李鴻章在1872年聲稱，西人東侵是三千年來所發生的最大的變化。光緒在位時期，曾紀澤稱這是五千年來最大的變化，張之洞書之為亙古未有的奇變。實際上，這種變化太大，不能根據過去的經驗來認識。確實，這簡直是史無前例的。

1862年李鴻章致沈葆楨的一封信中指出，中西雜處之勢方興未艾，這種情況是不可變更的。兩年以後王韜以同樣語氣寫道：“現在，外國人從地球上的各個角落向中國聚集。這的確是史無前例的事件天下的大變局。”他後來斷言，這種變局將一直繼續 下去，直到合全世界成為一大同族體而後已。

根據這些思想開朗的人士的說法，西方的到來招致了各方面的大變。首先，新局勢給中國帶來了外交問題。改良派馮桂芬在60年代初期曾經恰當地指出，雖然中國不久將把國內叛亂鎮壓下去，但它不能把肯定要在中國呆下去的西方人趕走。所以，正如夏燮和黃恩彤在60年代中期堅決主張的那樣，與來自遠方的人們保持和平是中國政府的重要任務。

中國在隨後幾十年非常注意它和西方的關係，這促使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在1884年肯定地認為，在中國同外界打交道的漫長曆史中，它不過剛進入一個新時代。新形勢的特點也表現在西方軍事的優勢上。不祥的外國威脅使得中國猝不及防。這不僅因為威脅的來路與往昔不同，而且也因為它有其無可爭辯的軍事力量。

高階官員楊昌清在1874年指出：“西洋各國，以船炮利器，稱雄海上，已三十餘年。近更爭奇鬥巧，層出不窮，為千古未有之局。”李鴻章以同樣的口吻指出，西方可怕的軍事威力表現在其破壞性的大炮上，大炮可以摧毀中國最強大的陣地，使得沿海和內地的要塞都無法防禦。

此外，輪船和電訊提供的快速交通通訊設施也助長了這種軍事優勢。因此他得出結論說，西方是中國數千年來所面臨的最強大的敵人。按照許多人的說法，變化的實質在於這一事實：西 方不是遊牧國家，而是海上強國。

1874 年李鴻章奏稱：“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在長城)。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統領周盛傳所持觀點與李鴻章完全相同。

1865年黃恩彤寫道：“追英吉利互市開關，粗就條理，而米利堅、佛蘭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幹。其餘各小國亦竊睨其旁，菱生覬覦。洵數百年來中外一大變動也。”國許多人認為，往後局勢會越來越壞。恭親王和李鴻章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都曾指出，外國人不僅活躍於沿海，而且侵人腹地，甚至闖入京師。

李鴻章說，這些西方人“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另外一些高階官員如楊昌溶和王文韶也所見略同。李鴻章說，這些西方人“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另外一些高階官員如楊昌溶和王文韶也所見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