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與西藏和平解放

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因其與內地相距較遠，交通不便，新中國成立後，在解放軍未能進駐西藏之前，西藏的局勢較亂。特別是分裂主義分子想趁機分裂祖國。

針對這一情況，中央的方針是：“要認真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做好統一戰線工作，要爭取上層，影響和團結群眾，保護守法的喇嘛寺廟，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風俗習慣，親密團結這個民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愛國力量，集中打擊帝國主義及其忠實走狗——親帝分裂主義分子。”賀龍堅決執行中央這一方針，在打擊分裂勢力，促進西藏和平解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國成立前後，西藏分裂主義分子活動十分猖獗。他們想趁國共兩黨決戰和新中國剛成立不久，內地還不十分穩定的時機，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高瞻遠矚的毛澤東預先考慮到了解決西藏問題的原則，這就是：堅決打擊分裂勢力，維護祖國統一，但考慮西藏政教合一的特殊情況，我黨應該儘量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

同時，毛澤東認真考慮了以哪個軍區為主解決西藏的問題。一開始，毛澤東考慮以西北軍區為主來解決西藏問題。這是有原因的。因為青海解放後，居住在青海的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致電毛澤東、朱德，表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並表示，祖國統一是西藏僧俗人民的迫切期望。

班禪的這個態度十分重要，因為班禪是藏傳佛教兩大領袖之一，對藏族僧俗群眾有重大影響。班禪擁護新中國，支援中央人民政府，對於解決西藏問題，是十分有利的。而班禪居住在青海，毛澤東自然想到，要由西北軍區進一步解決西藏問題。

但是，毛澤東也考慮到，解決西藏問題，光靠西北軍區還不行，西南地區與西藏相鄰並且歷史聯絡密切，西南軍區也應該參與解決。正是出於這一考慮，1949年11月23日，毛澤東電告彭德懷、賀龍、習仲勳、劉伯承、鄧小平：

“彭德懷同志並賀龍、習仲勳、劉伯承、鄧小平：

一、復班禪電略加修改即可發表。

二、經營西藏問題請你們提到西北局會議上討論一下，目前除爭取班禪及其集團給以政治改造(適當地)及生活照顧外，訓練藏族幹部極為重要。西藏問題的解決應爭取於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

就現在情況看來，應責成西北局擔負主要的責任，西南局則擔任第二位的責任。因為西北結束戰爭較西南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據有些人說平坦好走，班禪及其一群又在青海。

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當然不只有西北一路，還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後，即應著手經營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個軍，如何分配及何人負責指揮現在還難決定；但西北局現在即應對於藏民幹部準備問題及其他現在即應注意之問題作出計劃。你們意見如何，盼告。”

時任中共西南局第三書記兼西南軍區司令員的賀龍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後，內心十分清楚，自己所率領的部隊，以及西南地區，在解決西藏問題上，今後肯定要承擔重大任務。他在向部下傳達毛澤東電報精神的同時，要求一些部隊，特別是第十八軍，要有參加解決西藏問題的思想準備，在軍事上也要做好入藏準備工作。

果然，不久，毛澤東和黨中央就把解決西藏問題的重任，具體交給了賀龍，要求賀龍和他所領導的西南軍區，要研究西藏問題，做好率部入藏的準備工作。

其實，賀龍是有戰略眼光的軍事家，他早在率十八兵團入川之際，即著手對西藏問題進行了研究。進入成都後，他認真閱讀了許多有關西藏問題的材料，派部下了解西藏的情況，同時，他也廣泛徵求在成都的藏族上層的意見，通過他們進一步了解西藏各方面的情況。其中，過去長期統治四川的劉文輝，就是他頻繁請教的物件之一。劉文輝也曾經想解決西藏問題，還派手下人進西藏了解了不少情況。

但是，由於蔣介石實行反動政策，劉文輝本人也沒有徹底解決西藏問題的真心，使西藏問題長期拖了下來。但不管怎樣，劉文輝對西藏的情況還是了解的。

1950年1月23日，賀龍邀王維舟、廖志高與劉文輝作了一次長談，這次談話的中心議題就是康藏問題。賀龍十分坦誠地說：你對西藏的情況比我們熟悉，我們是來向你請教的。如何解決西藏問題，你也出一出主意。

劉文輝曾經在1939年兼任西康省主席，但他以統治四川省為重點，自己不長住康定，只是時而去視察一番。西康省主席一職，實際上由西康省民政廳廳長張為炯代理，直到解放。劉文輝和張為炯統治藏區，自有一套他們的辦法，他們主要是依靠藏族上層進行統治。比如，他們都信佛教，並且都是崇奉廣佈於康藏地區的黃教。由於這層關係，他們與康藏各地的著名活佛、喇嘛有著廣泛的聯絡和交往。劉、張二人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維護藏族上層的利益，藏族上層也擁護他們，因此，他們與藏族上層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

當賀龍等向劉文輝徵求如何解決西藏的意見時，劉文輝也以自己當時的認識水平，坦誠相對，直抒己見。劉文輝的意見是：要解決西藏問題必須依靠藏族上層，藏族上層不光經濟實力厚，政治地位高，而且大多是宗教領袖，對廣大藏族群眾的影響非常大。

只要把藏族上層爭取過來，其它問題就都好解決了。賀龍一邊抽著菸斗，一邊認真地聽著。賀龍心中有自己的主見，他認為，解決西藏問題，基本的工作是發動群眾，使藏族廣大群眾從政治和經濟上得到解放，這樣才能爭取下層廣大群眾的擁護。有廣大群眾擁護，解決西藏問題的根基才牢固。但是，西藏情況特殊，上層確實對下層起很大影響作用，要解決西藏問題，也離不開爭取上層。

因此，賀龍並不先將自己的看法談出來，而是向劉文輝詳細了解藏族上層的情況。談話中，劉文輝表示：需要我做什麼工作，我一定盡全力。賀龍見劉如此表態，便請劉向他推薦一些藏族上層人士，同時也推薦一些熟悉西藏情況的人。劉文輝見賀龍如此信任自己，便盡其所知，向賀龍推薦了一些藏族上層人士，也介紹了一些專家、學者、名流。劉文輝特別向賀龍推薦了四川大學歷史教授任乃強。

劉文輝說，任乃強是西藏問題專家，是難得的人才，1935年組建西康省建省委員會時，就被聘為委員。任乃強博學多才，為了修纂《西康通志》，曾對康藏曆史、地理、社會、宗教、風土等實地進行過系統的考察，對中外資料也作過深入的研究。

賀龍十分重視劉文輝的意見，他也是一個十分愛才的人。他知道，要解決西藏問題，自己要將一些專家團結在身邊，要聽取他們的意見，才能制定出正確的方針，提出好的解決辦法。而任乃強正是他所需要的專家。賀龍決定把任乃強請來，和他長談一次。賀龍是個認真的人，他讓祕書從四川大學圖書館借來《西康圖經》、《康藏史地大綱》、《康導月刊》、《康藏研究月刊》、五十萬分之一的康藏地圖等，在處理完公務後，就潛心研究這些材料。

1950年春節過後不久，賀龍派李夫克把任乃強請到他的住所，同時也請中共西南局的其他領導同志李井泉、廖志高、李大章、胡耀邦等參加接見。一見面，賀龍就親切地握著任乃強的手，非常誠懇地說：“任先生，你看解放西藏，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這是我們大家的事，請就你的看法，爽快提出來，我們大家研究。”任乃強見賀龍這樣親切、誠懇，也就敞開胸懷說：“紅軍長征，是經過了這個高原的東部的，經驗比我豐富。我試就研究所及，提出幾個問題僅供參考。”

賀龍挪開嘴裡的菸斗，笑著說：“你就直接說好了。”於是，任乃強談了西藏的氣候、行軍打仗應注意的事項，談了如何解決語言困難，談了要尊重藏族人民的風俗習慣等問題。任乃強還舉了許多歷史事實，說明保護寺廟、團結僧侶對解放西藏的重要意義。賀龍聽後不住地點頭，鄭重地說：“任先生說得對，我們一定要保護寺廟，保證信教自由。這絕對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我們黨的一貫政策。”

賀龍非常清楚，解決西藏問題的一個重大原則，是解放軍進軍西藏。這是他最緊要的任務。於是，他又向任乃強問起進軍路線。任乃強很客觀地說：我不懂軍事，但了解一些地理環境。接下來，任乃強毫無保留地向賀龍談了他以前到康藏民族地區去作實地考察的情況，他說，我去考察，雖是進行學術的探索，也是出於愛國心的驅使，才冒著生命危險去的。他向賀龍清楚而又簡要地介紹了西藏的地理、從哪個路線進軍方便等。

最後，他對賀龍說：“西藏是中國的領土，有過光榮的抗擊外國侵略的歷史。清朝末年，政府腐敗，和英國簽訂了幾個關於西藏的不平等條約。英國的侵略就越來越猖狂了，公然派人到昌都、大小金川、打箭爐、巴塘勘察資源，測繪地圖，搞社會調查。”任說自己作為一箇中國人，不能看著外國人去調查，應當自己搞調查研究，這樣，他下定了決心，利用修志的機會，搞出了一份西藏地圖來。

賀龍聽到任乃強自己親手繪製了西藏地圖，非常高興，立即問任乃強繪製的西藏地圖的情況，任答覆說：由於條件的限制，還不能說得精確。一共20大張，其中兩張還沒有畫完。畫完後，我要把這些地圖全部無償地提供給您。賀龍讚揚任乃強有一顆愛國之心，表示共產黨人要虛心向他這樣的專家學習，不光解放西藏，以後的和平建設，也要依靠他這樣的人才。

臨告別時，賀老總緊緊握著任乃強的手說：“今天向你學到很多東西，感謝你了！”賀龍的博大胸懷和人格魅力，使任乃強深受感動。此後他見到知識界的同仁，就讚揚共產黨，讚揚賀龍，這使四川許多知識分子很快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也使與這些知識分子有廣泛聯絡的藏族宗教界上層人士信任共產黨。這為後來西藏的和平解放起了很大作用。

這次談話後，賀龍還派部隊的工作人員到任乃強家裡，幫助他一起完成後兩張圖的繪製。在賀龍派來的工作人員的協助下，任乃強很快完成了他的西藏地圖的繪製工作，這份地圖後來印發到了進藏各部隊。

賀龍請任乃強來談話，只是他團結四川知識分子的一例。其實，賀龍在進軍西藏之前團結熟悉西藏情況的知識分子的事例是不少的。僅僅他請這些上層人士到自己家裡談話來說，就有許多。當年，他還請了專門研究康藏問題的專家李安宅、於式玉、法尊和尚、謝安等詳細介紹康藏的歷史和現狀。在這些談話中，賀龍對西藏的歷史和現狀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作為一個統帥，他已經全域性在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