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著名的改朝換代事件，強大的殷商王朝經牧野一戰崩盤。此後，忠於殷商的奄、豐、薄姑等方國雖然擁立紂王之子武庚發動了大規模的反周運動，但仍未能動搖西周的統治。

武庚反周復商的嘗試失敗，也宣告了商朝這個朝代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

周人在敘述這段歷史時，往往將自己塑造成正義的化身，而紂王則是一副奢靡殘暴的形象。周康王就認為：“唯殷邊侯甸與殷正百辟，率肆於酒，故喪師”。（商朝敗亡的原因是統治者奢靡酗酒）

不可否認，商朝滅亡的確與紂王個人享樂和舉措失當有關，但這僅僅是原因之一，還有一條更重要的原因，周朝上下都十分清楚，只不過不適合用來做政治宣傳，這就是：武王伐紂時，商朝軍隊的主力並不在國都，而是遠在東夷。

到了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周天子喪失了對天下的威懾，世人開始重新審視商周鼎革的原因，《左傳》就公正地評價說：“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王討伐東夷導致自身實力受損）。

那麼紂王為什麼要征伐東夷，難道他對西周的威脅視若無睹嗎？

事實上，殷商與西周的矛盾由來已久，周文王的父親季歷在位時，就因東渡黃河征伐餘無（今山西長治南，臨近殷商都城安陽），被紂王的爺爺文丁處死。

而周文王姬昌繼位後仍熱衷於開疆拓土，被忠於商朝的崇國國君虎告發：“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於是紂王將周文王囚禁在了羑里，7年後才將其釋放回國。

紂王之所以沒有殺掉姬昌，一方面是因為西周大臣的周旋，另一方面則是姬昌在西方的諸多方國中頗有威望（《竹書紀年》：“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

但被釋放歸國的文王並沒有像他承諾的那樣做個安分守己的臣子，歸國後，他相繼征服了甘肅一帶的密須、阮、共等國，此後於四十四年兵峰東向，滅掉了黎國（今山西長治西南），三年後又伐崇國。

黎國距商朝都城安陽不過三百里，距紂王常居的行宮朝歌也不過四百里，可以說西周的軍隊已經打到了商朝的家門口了。

那麼紂王這個時候在做什麼呢？

就在周文王東征西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時候，殷商的主力大軍卻在征伐東夷，並且多次徵調和途經淮水流域的攸國。

如果說周文王在位時僅僅是擴充實力，還沒有對商朝發起直接的軍事進攻的話，那麼周武王繼位後的孟津觀兵和兵發牧野，就已經是公然和商朝宣戰了。

但奇怪的是，紂王的主力大軍此時仍被東調討伐夷方，以至於周軍都打到了朝歌郊外了，兵力不足的紂王才匆忙拼湊俘虜和奴隸進行抵抗。

難道紂王看不到周軍的威脅嗎？

史書和甲骨文的記載為我們解開了謎團。

“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時國力衰弱，東夷入侵攻入中土）。

“商紂為黎之蔸，東夷叛之”。（紂王在黎國閱兵，東夷叛亂）

出土的甲骨文卜辭則有如下記述：“在十月又二，往徵夷方”、“在十月，王來徵夷方，在攸侯喜”、“在三月，來徵夷”……

顯然，東夷早在紂王的曾祖武乙在位時就已經成為商朝的巨大威脅，而到紂王繼位時，西邊的周國也崛起，商朝面臨著東西雙線作戰的窘境。

紂王在黎國閱兵，正有震懾西周之意，但紂王大軍剛剛調往黎國，東夷就再次叛亂，這種情況下，紂王的軍隊就不得不再次東征夷方。

而甲骨文為我們梳理了這樣一條時間線：十祀九月商王正式出兵，十祀十二月進入夷方交戰，十一祀正月踏上歸途，十一祀五月回到都城。

商朝大軍東征一次夷方的往返時間跨度是6到8個月，而西周金文記載的周武王從起兵伐商到凱旋，前後歷時僅78天。換言之，在紂王著手處理西周的威脅前，首先要平定東夷的叛亂，而武王伐紂恰恰就發生在商軍主力東調無法及時回援的這個空檔期。

某種意義上講，西周的軍事進攻帶有趁虛而入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