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伯伯、蔡暢媽媽和我父母的關係非同一般，他們之間有幾十年的戰友之誼和如家人般的親情。而我們從小也有幸和李伯伯、蔡媽媽有過親密接觸，點點滴滴，令人不能忘懷。
我父親與李伯伯、蔡媽媽的革命友情始於20世紀20年代初留法勤工儉學。我父親加入旅法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一直與李伯伯、蔡媽媽在一起。
我父親回憶，他是和蔡媽媽一起在巴黎進行的入團宣誓，他們當時激動的心情，幾十年後仍難忘記。
我父親在法國從事黨團工作期間，與李伯伯、蔡媽媽相當親近。李伯伯、蔡媽媽長我父親四歲，我父親親切地稱他們為大哥、大姐。李伯伯和蔡媽媽在法國相愛並結為終身伴侶，我父親是他們愛情的見證人。
1923年後，我父親到巴黎，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活，與李伯伯等一起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少共機關與其機關刊物《少年》一起設在巴黎戈德魯瓦街17號一個旅館的小房間裡。
蔡媽媽曾回憶：刊物《少年》是輪流編輯，鄧小平、李大章刻蠟版，李富春發行。後來該刊物改名為《赤光》，社址在巴黎義大利廣場S街5號，一個咖啡館的樓上。鄧小平、李富春是白天做工，晚上搞黨的工作，而周恩來則全部脫產。
蔡媽媽的回憶生動地描述了這些年輕的中國共產主義戰士的生活。他們身居陋室，白天做工餬口，晚上通宵苦幹。
他們擠在周恩來住的小房間裡開會，床上、桌子旁都坐滿了人。他們吃的是麵包，喝的是白水，有時連蔬菜都吃不上。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中保持著樂觀向上的革命熱情。
在巴黎期間，我父親曾同李伯伯、蔡媽媽住在一起。我父親經常提到，他常吃蔡媽媽煮的麵條。
回憶起那時的生活，蔡媽媽曾笑著對我們說：“你爸爸最小，我們都親切地叫他小弟弟、小胖子。他可愛吃我煮的麵條了。”在巴黎的革命歲月中，他們是親密無間的戰友，也是情濃於血的親人。
1925年，李伯伯、蔡媽媽赴蘇聯學習。1926年，我父親也離開法國赴蘇聯學習。後來他們在不同的時間應國內革命形勢的需要相繼回國，投身於如火如荼的國內革命鬥爭。
在關鍵時刻和危難時刻，他們仍然互相關注、互相關心、互相幫助。
933年，我父親在江西中央蘇區遭受“左”傾路線的錯誤批判，在被批鬥和處分的最困難的時候，李伯伯在政治上一如既往地關心他，蔡媽媽看見他生活艱苦還給他送飯吃。
1934年長征時，由於我父親剛剛受過批判，一開始參加轉移的名單中沒有他，最後還是時任總政治部代主任的李伯伯特意把我父親加進了長征的隊伍中。
1939年，我的父親和母親在延安結婚。9月的一天，在楊家嶺毛主席的窯洞前，為祝賀鄧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許明兩對夫婦新婚，老戰友們在一起聚餐。
毛澤東夫婦、劉少奇、張聞天夫婦、李富春夫婦等，當時在延安的高階領導人，能來的都來了。
席間都是叱吒風雲的人物，都是未來新中國的中流砥柱。那些革命老戰士，居然童心大發，捉弄起新郎官。孔原被灌醉了，而我父親有敬必飲卻毫無醉意。
後來張聞天告訴他的夫人劉英，原來是李富春和鄧發弄了一瓶白水充酒，掩護了老戰友鄧小平。
1954年9月，李伯伯和我父親同時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1957年，我們家搬進中南海，住在慶雲堂三院。巧的是，李伯伯和蔡媽媽就住在前面的一院。
比鄰而居，使我們兩家人的關係更加親密。我父母經常帶著我們去李伯伯、蔡媽媽家玩。李伯伯用濃重的湖南口音，總是把我弟弟飛飛叫成“灰灰”。
我和飛飛小時候很愛到李伯伯家，因為蔡媽媽總是拿糖給我們吃。我母親對蔡媽媽非常尊重，有事常常向蔡媽媽請教。而蔡媽媽對我母親也非常親切。
李伯伯非常簡樸，他的中山裝已穿得非常舊了，蔡媽媽要給他新做一套，特意讓我母親幫她一起去選料做衣。在工作上，他們配合默契。
對於政治上和工作上的問題，他們有許多共同的認識和看法，相知甚深。以至於在20世紀60年代曾被批評為兩個獨立王國：一個書記處，一個計委。
後來，我父親被批判、被軟禁，孩子們被強令趕出中南海。李伯伯也因為被誣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當時是暴風驟雨從天而降，人人自身難保。慶雲堂四個院子，李富春、譚震林、鄧小平、陳毅四個副總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批判。
有一天，在空蕩蕩的衚衕裡，李伯伯的警衛員小孔拿了兩包煙，悄悄塞在我們家一位老公務員手中，說了一句：“就說是富春同志送的。”被隔離軟禁中的我父母收到這兩包煙時，真是百感交集。
1974年，我父親被重新啟用回到北京，他去探望了重病中同樣渡盡劫波的老戰友李富春。1975年，我父親為他親如兄長的老戰友主持追悼會並致悼詞，為李富春的一生獻上了高度的評價。
1980年5月，蔡媽媽80歲大壽，我父母帶著我們全家祖孫四代，去給蔡媽媽祝壽。我父親給他親愛的大姐獻上一束鮮花。
近60年的歲月過去了，他們的親情，仍如在法國時期一樣深厚。我問我父親：“這一輩子，您和誰的關係最親近？”我父親說：“周總理。當然，還有你李伯伯、聶伯伯。”
我們紀念李伯伯和蔡媽媽，也是紀念我們的父輩們。他們是不可複製的一代人，他們是中華民族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