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試想一下，一個國家有一半的公立學校的孩子在捱餓，這個國家怎麼能得到大多數國人的支援。試想一下，在一個國家，每31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在監獄裡，或者在監管下。這個國家的公民被關進監獄的機率會是世界平均的五倍多，這個國家如何才能確保他們的人民生活幸福和諧。而這個國家，正是我們認為“強大”的第一世界國家美國。

眾所周知，美國是世界上的超級大國，美國人擁有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財富。但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從來不怕美國的力量，他甚至說美國是紙老虎，他的高瞻遠矚我們不應忘記。在這裡我用美國毒品問題的角度，來闡明毛主席為什麼可以稱美國為“紙老虎”，外表孔武有力，實則敗絮其內。

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的抑鬱症發病率、吸毒者和監禁人數都較高。毒品的危害有多嚴重？對個人來說，只要他們感染了毒品，他們的人生就可以基本宣告結束。從某種意義上，癮君子會成為社會的負擔。可以想象，藥物利用化學技術“格式化”人腦。毒品在西方相對寬鬆的法律環境下，在各種“自由”口號的掩護下，20世紀70年代美國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趨勢。

美國是一個只佔世界人口不到5%的國家，但美國的吸毒者卻接近總人口的10%。比如，2014年美國有130萬人需要毒品和鴉片製劑處方的醫療援助。2013年估計有2460萬12歲或以上的美國人（9.4%）在過去一個月裡使用了一種非法毒品。這一數字比2002年的8.3%有所上升。這一增長主要反映了最近大麻使用量的上升，大麻是最常用的非法毒品。有22.6%的18至20歲青年報告使用了非法毒品。另一方面，吸毒率高主要是由於美國人患抑鬱症的比率高，這兩者是分不開的。全球健康與健康研究的最新全球抑鬱症資料：美國是世界上最常見的抑鬱症國家，高達28.4%的美國人有自己測試過抑鬱症狀，其次是英國（25.8%）和巴西（18.1%）。

在美國，治療抑鬱症的藥物與毒品有相同的成分。例如，最近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准了一種與氯胺酮密切相關的新型抗抑鬱藥。華爾街分析師預測，到2022年，僅此一種抗抑鬱藥，強生製藥的年銷售額就將超過6億美元。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毒品在美國不僅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美國解決不了毒品問題的最大原因是貪婪的資本集團或精英的逐利本性。不管這些錢是來自世界人民還是美國人民，他們都樂於接受。再者，由於層層利益共享，禁毒更難開展，甚至有些州已經走上了毒品合法化的道路。

在世界的另一邊，從1840年到1949年，中國一百多年的屈辱史總是伴隨著毒品的泛濫。西方列強使用毒品來扭轉與中國的貿易逆差。毒品就像一個吸管插入中國人的體內，每一滴血都必須榨乾，毒品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回顧中國禁毒史，新中國成立後僅兩三年，中國就從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國變成了“無毒品國”。毛主席做了一件古今中外罕見的事。時至今日，它仍堪稱世界禁毒史上的奇蹟。毛主席是如何領導中國共產黨解決毒品問題的？主要有以下三種方法。嚴格的法律，依靠群眾，和社會的改革（土地改革和集體農業）。

第一，嚴格的法律。在中國，犯罪分子因生產、販賣、運輸毒品50克以上，將面臨15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死刑。50克是什麼概念？雞蛋的重量。你可以在美國大城市的非裔美國人聚居區，輕鬆的找到50克的毒品，甚至在一些大學生宿舍、聚會現場，也能找到更多。因為嚴格的法律約束，毒販的販毒慾望大大減少。當然在毛主席的年代，法律並不總是那麼的冷酷或者無情，我們稍後在分析相信群眾的方面時也會提到。那個年代，對販毒者，從犯及販毒者的家人是有很明顯的區別。正是因為這一點，群眾才會勇敢地去揭發販毒者，即使可能是其家人。

長遠來看，如果政府只是採取嚴厲的禁毒政策，勢必會引發大範圍的反對勢力，容易引發社會動盪，影響國家的穩定或團結。但是，如果政府只採取寬鬆政策，很容易導致禁毒行動的權威性和嚴肅性的喪失。因此，毛主席堅持實事求是，採取寬嚴相濟的方針。正如中共中央《關於消除毒品流行的指示》中明確指出的那樣，我們要教育和改造大多數人，特別是要提倡以緝毒立功。

第二，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在這一時期，大部分被逮捕的毒品犯罪分子都會通過勞動改造教育。總的目標是嚴格查處，寬嚴相濟，懲教結合，努力改造大多數罪犯。毛主席認為人性是好的，給他們一個重返社會的機會，可以幫助支援扶持罪犯的家庭。如果男性販毒入了獄，那其整個家庭老少的生活，不就額外增添了政府的開支嗎？所以寬嚴相濟的政策既順應的民意，更符合當時的國民經濟情況。這樣，共產黨的禁毒政策就得到了偶發犯，毒犯家屬以及大量吸毒者支援。

採取依靠群眾運動的形式。走群眾路線，廣泛深入地開展群眾宣傳，動員和教育群眾，是禁毒的重要途徑。依靠群眾，形成大規模的禁菸禁毒群眾運動。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沒有群眾的廣泛參與，改革就不會成功。各級政府派出一大批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組成宣傳隊，通過召開群眾大會、毒犯家屬大會、投訴大會、公開審判大會、街頭講座、民歌等群眾性形式，在城鄉廣泛開展禁毒宣傳教育活動。正是因為這場禁毒運動發展成為了群眾的自覺要求，毒品在中國得以真正消除。

第三，中國採取禁毒與社會改革相結合的政策。在禁毒期間，全國所有妓院都被關閉，妓院制度也被消滅。取締妓院便摧毀了毒品犯罪的一個重要社會支點，這對毒販是沉重的打擊。

此外，在“三反”、“五反”中，國家機關的涉毒人員和其他腐敗分子也被清除，制度漏洞被堵住。中國共產黨剷除了毒品賴以生存的土壤，使販毒失去了保護者，切斷了毒品流通渠道。“三反”、“五反”降低了禁毒工作的政治阻力，而且也消除了山賊，土匪的勢力，保證了禁毒工作的順利進行。

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後，每個人都有一塊耕地，這一舉措明顯地縮小了貧富差距。每個公民都有穩定的收入，這降低了犯罪動機。農民們日夜在自家地上勞作，減少了他們販毒的慾望和精力，只想怎樣才能讓土地產出更多的農作物。

農業合作化以後，一片土地歸附於一個社群，吸毒者不能自己種植毒品，是整個社群的人民共同耕耘這片土地。這時政府乘勢而上，充分動員和組織各族群眾學習基本耕作技術。政府採取救濟和貸款的方式，免費提供種子和農具。此外，他們還派出指導員對農民進行指導和扶持，以達到逐步禁止種植毒品，改種植糧食等經濟作物的目的。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後，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取消了民營經濟。有錢的廠主們（如同美國的精英階級），他們沒有以前那麼強大了，取消了他們用財富在中國控制毒品交易的體制條件。1946-1956十年時間，因為新中國的社會改革解決了階級矛盾問題，美國人面臨的毒品氾濫在中國喪失了生存市場。市場上的貨物流通開始受國家管制，毒品等非法貨物很難在市場上流通，販毒分子失去了販毒市場。最終，整個毒品貿易的供求關係在中國被消除。

講到這裡，我們回顧一下美國。正如鴉片是資本主義開啟中國大門的象徵一樣，毒品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資本主義的衍生物。在某種程度上，現代的美國人就像當初的清代人被毒品侵蝕著精神，從內部侵蝕著這個國家。正如“紙老虎”，外表孔武有力，實則，敗絮其內。美國每年可以吸收全球一半以上的毒品，消費全球三分之一的可卡因。美國人每年在毒品上的花費超過500億美元。金融資本家，精英階級擺脫不了他們貪婪的本性，所以毒品在美國將永遠是一項全國性的生意。

大多數販毒活動，特別是大規模販毒活動，往往由資本主義私營企業和政府領導人負責，毒販還拉攏並腐蝕了毒品生意鏈的官員。在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大資本家可以影響公共政策，決定政治趨勢，操縱媒體，甚至顛倒是非，他們讓美國的禁毒機構形同虛設。

美國23個州允許銷售醫用大麻，而其鄰國加拿大最近將大麻合法化。大麻這些入門級毒品今後將為毒販培養大量的消費者。現在美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費國，僅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的年銷售量就接近16000噸。

不僅是精英階層，工人階級也在幫助美國的販毒活動。毒品永遠不會在上層氾濫，而是瘋狂地在下層流通，這不僅有助於上層精英聚斂財富，也同時瓦解下層的反抗精神。社會階層的固化，底層的勞動人民難以逾越的階級鴻溝。工人階級在虛幻和及時的快樂中獲得短暫的安逸，忘記痛苦和壓迫。毒品與消費主義、“奶頭樂”和虛擬電子遊戲等其他娛樂文化一起，已經成為弱勢人群的麻醉劑，麻痺了自己，逃脫了現實。在封建時代，抑制人們反抗精神的是宗教，而在現代西方國家，是毒品，“奶頭樂”和高油高糖食品飲料使人們忘卻了階級壓迫。

縱觀世界，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是解決不了的。資本主義內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工人階級的怨恨長期受到抑制，富人不關心窮人的利益。試想一下，一個國家有一半的公立學校的孩子在捱餓，這個國家怎麼能得到大多數國人的支援。試想一下，在一個國家，每31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在監獄裡，或者在監管下。這個國家的公民被關進監獄的機率會是世界平均的五倍多，這個國家如何才能確保他們的人民生活幸福和諧。而這個國家，正是我們認為“強大”的第一世界國家美國。從這個角度來看，是否應該重新定義“強國”了呢，是人民安居樂業為強國，還是GDP全球領先為強國?

新中國迅速禁毒的奇蹟，是由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毛主席所帶領的。歷史表明，所有的舊政權或其他政權都是由其階級性質決定的。只有國家領導人能代表本國大多數公民的意願，是大多數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的時候，他才能把人民的利益真正作為自己的利益，以極高的信仰全心全意地依靠群眾，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他才可以帶領人民禁絕肆虐了一百多年的毒品，舉世矚目。我們怎能忘記這樣一位偉大的精神領袖，一位全心全意的領袖。當今時代，面對第一世界國家，美國為首的挑釁和不平等對待。我們仍然要牢記毛主席曾經說過“美國只不過是一隻紙老虎”，堅持中國制度自信，不忘初心才是正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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