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很講究禮賢下士，但真正實行起來仍然有些困難。他們更注重那些有名氣的上士，而不是什麼沒名氣的下士。也就是說，人才失而求助於野，並不是那麼容易實現的。

在經濟不發達資訊不流暢的時代，人才確實很少。畢竟古人讀書的不是很多，大多數人不讀書，也就不是什麼人才了。不過，在上古時期，只要能種莊稼也算是人才，譬如后稷種什麼種子就能成活什麼苗，被人們所敬仰，也算是起於草野之中的人才了。到了後來，“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這些賢才都是起於草莽之中，甚至有的還做過囚徒，但並不影響他們的雄才大略。後代有了劉備的三顧茅廬，曹操赤腳迎許攸，但都有些變味兒。劉備去見諸葛亮是因為有了徐庶的推薦，並且一開始還是不相信的，直到諸葛亮一番“隆中對策”才讓劉備折服。曹操赤腳迎許攸是因為許攸帶來了軍事情報，幫助曹操大軍以弱勝強，戰勝袁紹的兵馬。那麼，人才失而求助於野也就帶有了極端的功利性。

國軍重用人才是因為人才可以給國家帶來直接的好處，幫助國君治理國家，讓國家興旺發達。只有制度不完善的時候，國君才會到草野之中尋找人才，而當科舉制度完備之後，選拔人才全憑考試，也成了一種國家行為，國君就不會費力氣到民間尋找什麼賢士了。國軍的意思很簡單，如果你是人才，那麼就透過科舉考試證明自己吧；如果你不是人才，就會被科舉考試所淘汰，也就入不了君王的法眼了。那麼，這套邏輯到底有沒有漏洞？

當然有。科舉考試只是考有限的科目和知識，並不能驗證真正的才學。有那無意科舉仕進的人才也就消失於草野之中了，但又有什麼關係呢。國君眼前從來不缺人才，也不缺主持考試的人。於是，所謂的人才就有了一定的標準。適合國君統治的就是人才，不適合國君統治的就是亂臣賊子。那麼，人才首先就應該被權力收買，生活在體制之中了，當然也要為體制說好話了。很多舉子中了以後，先學會拜老師，要把主考官拜為老師，以求日後提攜。然後要學會山呼萬歲或者皇帝聖明，不然忤逆皇帝可不是鬧著玩的。讀過聖賢書，就要以聖賢為榜樣，可是讀書人們一旦做了官就適應了官場那一套規則，表面上仁義道德，背地裡男盜女娼，也就不是什麼人才了。而所謂的清官大多不能成事兒，只是在眾多貪官的博弈中、在與皇權的博弈中苟活下來而已，如果整天指摘那些貪官，指責皇帝的過失，就不知道掉了多少回腦袋了。

那麼，朝堂的人才大多具有皇權附屬屬性，具有體制屬性，並不能說是完美的人才。可是，人才的原初定義指向了為國家效力的目的，不為國家出力，避世隱居也就不算人才了。但很多大賢士都避世隱居，不出來做官，並不是他們不能，而是不去做。很多國君不知道他們的大名，更不會去請他們。為什麼會有如此現象？

孔子有句話叫做：“邦有道則仕，無道則隱。”隱士增多正好說明邦國無道，國君昏庸。人才從來不缺乏，只是缺少發現。就像韓愈寫的那樣“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三國時期的蜀國最後“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充分說明國君昏聵，不會到民間尋求人才，或者沒有建立系統的人才選拔機制，而諸葛亮事必躬親又阻擋了人才的發現和人才才能的發揮。

大多數朝代都有人才選拔機制，只是這樣機制選拔的人才不一定是人才，而是會做官的人，對於科學來說於事無補。到現在，大學擴招，按理說人才多了，但很多大學生找不到工作，造成人才的浪費也是不爭的事實。由此來看，“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只是一種理想，而現實卻不能完全實現。是人才就自己奮鬥吧，因為沒有人會發現你，即便人才失而求助於野的古風再次盛行，也沒任何國君會向著民間看一眼了。時代變了，人才的標準也變了，人才也要跟著變。

自己奮鬥併成才的才是人才，靠別人賞識的畢竟是少數，也就是說，世上再無伯樂，千里馬們要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