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是前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他任內的改革最終把蘇聯帶向解體，促成了這一20世紀重大事件的發生。

老規矩，蘇聯解體是利是弊，各人心中標準不同，這不是小院本文要探討的重點，今天來說說改革的原因。

表面來看，蘇聯亡於戈爾巴喬夫的激進改革，實際上改革並非起自戈氏，他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畢竟如果日子過得好，誰會想大範圍進行變革呢。

要弄明白戈氏為何改革，還得從勃列日涅夫時期講起。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906年出生於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一個冶金工人家庭。

勃列日涅夫有份漂亮的履歷，從工廠工人到共青團員，從地方到軍隊再到中央，團委、州委、軍隊政治部、地方黨委書記，從基層一路升遷，一步一個腳印走得很踏實，得到了斯大林賞識。

1963年，57歲的勃列日涅夫被選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

1964年10月14日，蘇共中央以濫用權力、搞個人崇拜、唯意志論、瞎指揮等理由將時任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廢黜，勃列日涅夫是政變參與者之一。

勃列日涅夫隨後被推舉為最高領導人。

不過這時候，赫魯曉夫的權力事實上是被一分為三的，勃列日涅夫並非獨掌大權，還有接任最高蘇維埃主席的波德戈爾內和出任部長會議主席的柯西金。

由此開始了他們三人為核心的三駕馬車執政時期。

別說，換人如換刀，三駕馬車上任後過來帶來了新的氣象。

原本蘇聯的經濟在二戰後有過一段高速發展的時期，那大致是在1946-1955年這段時間。但蘇聯的經濟體制是為戰時服務的，它把資源集中起來投入到工業尤其是重工業上，短期有很大爆發力，時間長了就不行了，弊端開始暴露。

這種政治經濟體制已經跟不上非戰時生產發展的形勢，到了赫魯曉夫時期，增長率逐年下降，從1950年高峰的14.2%下降到1965年的6.5%，並且沒有好轉的趨勢。

所以必須要改革，不改則積重難返，改則還有希望。

這也就是歷任蘇聯領導人改革的原因了，問題都是一樣的。赫魯曉夫時期就意識到了問題，他也進行了一部分改革，不過只是嘗試性的，規模和效果都不大，有些還起到了反作用，比如他的玉米運動。

1965年9月29日，蘇聯中央通過了一份決議，主要內容是擴大企業業務許可權，加強經濟核算和經濟刺激。

通俗點講，就是縮減計劃經濟指標，放權給企業，企業盈利越多，分配得越多。對員工實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的經濟刺激。

這也就是經濟改革。

隨後，又在農業上進行改革，增加投資、提高收購價格、調動農民積極性等等。

一段時間下來，效果還真不錯。

政策刺激下蘇聯工農業迅速發展，資料可以為證：

1950年，蘇聯國民收入僅為美國的31%，1975年已達67%；

1950年，蘇聯工業總產值僅為美國的30%，1975年達到80%以上；

1950年，蘇聯農業總產值僅為美國的70%，70年代初達到85%；

這一時期，蘇聯人民在各方面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每週5天34小時工作日，基本保證全民就業，困難家庭有補貼。雖然在現代消費品方面和西方發達國家尚有些差距，但也有明顯改善。

所以有不少學者在研究中指出“勃列日涅夫時期的人民生活是蘇聯歷史上最好的。”

此話誠非虛言，後來在安德羅波夫時期被重點提拔，並在戈爾巴喬夫班子中出任部長會議主席重要職務的雷日科夫就曾回憶：

那時我在烏拉爾機器製造廠工作，親身體驗過柯西金的改革。開局很好，就當時而言力度很大，企業獲得前所未有的權力後，呼吸更自由了。而慢慢增長的工資，使工人的腰包不再羞澀。

雷日科夫提到了柯西金，沒錯，柯西金就是三駕馬車之一，這些經濟改革的思想和舉措正是在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班子中醞釀成熟並付諸實施，這個部長會議主席，當時就相當於蘇聯總理的角色，這個改革也因此被稱為“柯西金改革”。

到這裡，一切看上去都挺不錯，三駕馬車運轉良好，蘇聯走在復甦的道路上。

但別忘了，政治遊戲從來都是唯我獨尊的，歷史上“三駕馬車”、“三巨頭”之類的執政方式也不是沒有過，但沒有一個能走到最後。如果有能當唯一老大的機會，誰會甘心與人分享權力，甘當老二老三呢。

勃列日涅夫就是這樣的人物。

在上臺之初，勃列日涅夫是比較謹慎的，他強調集體領導，由三駕馬車共同執政。

但是隨著國力的強盛和地位的提高，勃列日涅夫唯我獨尊的想法日益強烈。

想要獨攬大權，就必須變三駕馬車為個人專權，那就必須對波德戈爾內和柯西金動手。

契機來自東歐，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出事了，那裡爆發的政治民主化運動給蘇聯很大觸動。蘇軍在武裝進入布拉格干涉之餘，勃列日涅夫也動起了腦筋能否透過這件事打擊政敵。

還真讓他找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也在改革，並提出了“市場社會主義”的概念。

勃列日涅夫一瞅，“改革”+“市場社會主義”，這不是正好能套上柯西金的改革。

於是，利用捷克斯洛伐克對蘇聯的觸動，蘇聯高層開始對柯西金的經濟改革提出疑慮，加上改革中也確實遇到了一些實際問題。

勃列日涅夫開始引導對柯西金髮出責難。政客的嘴比刀子還要鋒利，時間一長，柯西金受不了了，連他自己也開始懷疑改革的正確性，為此他多次提出辭職。

但勃列日涅夫也是有政治智慧的人物，柯西金的改革讓不少人受益，直接將他解職，恐怕柯西金的支持者會攻擊他。所以開始時勃列日涅夫以退為進，不支援柯西金辭職，私下又不斷攻擊柯西金，降低他的威信。

到了1980年，最高蘇維埃會議終於解除了柯西金的痛苦，批准了他的辭職，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由勃氏的密友、老部下吉洪諾夫接任。

這樣，三駕馬車就完全解體，勃列日涅夫一人獨攬了黨政軍大權。

慢著，那另外一駕馬車波德戈爾內呢？這位最高蘇維埃主席早在1977年5月就被解職了，表面是由於“健康原因”，實際原因是因為在憲法問題上與勃氏的爭論。當然，對外說健康原因也是解釋得通的，卸任時波德戈爾內已75歲，確實年齡偏大。

好了，講到這裡，勃列日涅夫一個專權禍國的形象大致勾勒出來了，接下來就該看他怎麼禍禍蘇聯了。

然而歷史並不是這樣的，歷史人物從來不止一面，也從來不是非黑即白，要唯物，辯證地看待歷史。

看待勃列日涅夫也是如此。

思考一下就明白，勃氏如果真的一無是處，只會玩弄權術，如何能爬到這麼高的位置，那豈不是說明蘇聯一眾大佬都是睜眼瞎，水平比勃氏還次。如果這個推論成立，蘇聯又憑什麼能跟美國對抗這大幾十年，這個推論明顯說不通嘛。

事實是，有兩個勃列日涅夫。

兩個勃列日涅夫是指兩個不同狀態的勃列日涅夫，以1974年底為分界。

在這一年年底，勃氏連著中風兩次，一次是在海參崴和美國總統福特會談時，很快又是第二次，那是在結束會談返回莫斯科途中。

在此之前，勃列日涅夫風評甚佳，曾充任數位蘇聯領導人智囊的阿爾巴托夫說：

我所知道的勃列日涅夫有兩個：病前的和病後的。病前的勃列日涅夫具有超出大多數人的苦幹才能，善於傾聽意見，對自己有較清醒的痼疾，政治上謹慎持重，迴避衝突，儘可能謀求協商和解。疾病使他身上的優點逐漸枯萎，接著是大部分消失，而缺點則迅速發展起來。

戈爾巴喬夫認為：

重病前後的勃列日涅夫判若兩人，原先不但精力充沛且較為民主。後來他就語無倫次。

病後，開明能幹的勃列日涅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消極僵化的勃列日涅夫。

到什麼程度呢？

首先是追求虛榮。在執政後期，勃氏追求虛榮達到令人難以想象的程度，他的愛好是收集勳章，他一共擁有200多枚勳章，人送綽號“勳章帝”，數量比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加起來都多。

勃氏擁有元帥軍銜，當然這是在他暗示下獲得的。

更誇張的是，他的回憶錄還獲得了蘇聯文學藝術最高獎——列寧獎，事實是這些回憶錄都是由別人代為捉刀的。

其次是任人唯親。勃氏專權後，開始大量培植親信，把他的老部下一個個安排到重要崗位。比如契爾年科，此人平庸無能，但因為他是勃氏在摩爾多瓦工作時就忠心耿耿追隨他的老部下，被提拔為中央總務部長，並逐步提拔為中央書記、政治局委員，這是按照自己接班人的節奏在培養。

勃氏的兒子和弟弟都被提拔到外貿部副部長的肥缺上，他的女婿丘爾巴諾夫，幾年之內從一個平常的民警一躍而成為內務部的中將副部長。前面提到接替柯西金的吉洪諾夫也是勃氏的同學+老鄉。

此種情況下，勃氏的官員隊伍就非常穩定了，成了實際上的職務終身制。1982年蘇共二十六大選出了14名政治局委員，其中70歲以上的8人，60歲以上的4人，平均年齡70.2歲，連任率為89%。

許多地方實權派高官一任就是20多年，自然就形成了利益集團，利益盤根錯節之下，關心的是個人和家族利益，成了制度的蛀蟲。

如果說這些還是上層行為，那柯西金改革被廢棄就影響到了整個蘇聯。

柯西金的改革確實遇到了一些矛盾，但這是正常的，哪有順順當當的改革呢，革新向來就是不破不立，沒有矛盾才是不正常。

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變故確實嚇到了蘇聯高層，也讓改革觸動到的既得利益者有了反駁的理由，他們利用勃列日涅夫對柯西金的嫉妒發起反擊，認為經濟改革威脅政治制度穩定，捷克斯洛伐克就是最好的例子。

勃列日涅夫本就不願柯西金獨大，正好一拍即合。於是從60年代末開始，改革被限制，重新走上了計劃原則的回頭路。

雷日科夫當時還在工廠擔任領導，他對此有切身體會：

在下面生產第一線對此感覺特別明顯和痛苦，猶如剛剛喘過氣來，氧氣卻被切斷了。

就這樣，經濟增長率從1972年開始下降，到1975年已降低到10年前的水平之下。

到了勃氏執政後期，蘇聯的經濟情況越發惡化，這是因為勃列日涅夫大權獨攬後，看到國力增強，他不想再按照赫魯曉夫的美蘇合作精神走下去。在1976年，勃氏提出了全球進攻戰略，即以軍事實力為後盾，積極主動介入全球事務，與美國角逐全球霸權。

這個戰略，讓蘇聯付出了沉重代價。蘇聯的軍費連年增長，1975年是1023億美元，1980年就達到了1750億美元，而同一年美國的軍費是1150億美元。

軍力是上去了，但遠遠超出了合理防衛的需要，讓蘇聯的經濟受到嚴重的內傷。

其實也就是改革之前的老問題，國家經濟失衡，好不容易來點錢，又給投到重工業上去了。

後來戈爾巴喬夫當選總書記後才知道，當年的軍費開支不是佔國家預算的16%，而是40%；軍工產值不是佔社會總產值的6%，而是20%。

這段時期在蘇聯歷史上被稱為“停滯時期”，70年代中期之後，蘇聯經濟下滑速度更加明顯，與美國經濟實力拉大，也正是矛盾積聚，逐步陷入衰敗的時期。

好了，講了這麼多，大家應該能明白了，不管是繼任的安德羅波夫還是之後的戈爾巴喬夫，如果順著勃列日涅夫的路子走下去是沒有出路的。蘇聯已經病了，而且病了幾十年病得不輕，如果不治，很快就會重病而亡。

這就是後來人們要進行改革的原因了，也是勃列日涅夫錯過的機會。如何評價勃列日涅夫，有幾句著名的話：

假若勃列日涅夫1976年就離開領導崗位，他肯定會給自己身後留下美好的回憶。把一個患病的領導人的職務繼續保留7年之久，他不僅喪失了治國的思路，而且喪失了對國內國際形勢的批判分析能力，最主要的是他已經無法批判地對待自己。

（蘇聯歷史之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