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在人們的印象中並不深刻，作為承上啟下的過渡期，一頭它連著三國的戰火紛爭，一頭它連著中古中國時期最為黑暗的時代。短命和夾縫生存使得一代開國雄主武帝司馬炎也變得黯淡無光。

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作為一代開國之君，晉武帝司馬炎在中國古代歷代君王的素質水平中無疑是上乘的。何時引入政治盟友，任用什麼樣的大臣將領，何時進行統一戰爭等等每一個時間節點人物選擇都拿捏得嚴絲合縫，若不是兒子天生是個智障，西晉的歷史很難預料會往何處發展。

對於晉武帝司馬炎而言，挑戰他的不僅僅是曹魏功臣、地方世家大族和蜀吳舊臣的權力挑戰，還有他的宗室——司馬家族內部錯綜複雜的家族關係。對於帝王的地位合法性和執政基礎而言，這是一個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在引入外戚來平衡功臣集團的掣肘後，如何解決與子弟的權力關係之爭成為了最後一個鋪平帝王權力的關口。

先來看司馬家族族譜。

齊王司馬悠與司馬炎本是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是長子，司馬攸是次子。由於司馬師無子，司馬攸便正是過繼在司馬師門下。

由於司馬師本人有大功於晉室,齊王攸作為其嗣子在魏晉之際具有很高的人望與政治合法性,無論其本人的政治才能如何,在魏晉之際,都不可避免地被捲入政治漩渦的中心。

武帝的刻意抑制,在客觀上又使齊王攸缺少表現政治能力的機會,但卻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有助於齊王“才望出武帝之右”政治神話的建構。

作為晉初政治中的焦點人物,齊王攸始終是西晉政治的關鍵人物，也正因此，他成為了後來成功登上皇帝寶座的司馬炎的眼中釘肉中刺。

齊王攸曾有兩次接近帝位的機會分別是在鹹熙元年前後,司馬昭確定繼承人時,以及咸寧二年武帝病危之時。這兩次都給晉武帝司馬炎敲響了政治警鐘。

鹹熙元年的立嗣爭議實際上是司馬師意外早死的政治後遺症。在緊急狀態下繼承權力的司馬昭在道義上必須要對司馬師的政治地位做出一個交代,因此他在司馬炎與司馬攸之間的猶豫,可能只是一種政治試探,藉此瞭解司馬氏集團核心成員的政治意見,其所徵詢的賈充、裴秀、山濤三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朝廷官僚與鄉里耆老兩方面的意見。

另外,開國元老羊琇作為司馬師的妻弟,此時也意外地站在了司馬炎一邊,為其出謀劃策,這是一個很有分量的政治籌碼,說明了姻親勢力尤其是泰山羊氏家族對於司馬炎的支援。

從目前的記載來看,在武帝與齊王攸世子地位的爭奪中,武帝受到司馬氏集團內部的普遍支援,佔據了明顯優勢。更重要的是這場關於繼承人的政治爭論被成功地限制在了司馬氏集團的核心圈中,並未影響或妨礙魏晉嬗代的政治程序。

本來隨著武帝世子地位的確立,進而完成禪讓,其與司馬攸之間君臣名分已定,這件事情便已宣告結束,如果不是因為太子司馬衷智力駑鈍這一意外情況的出現,齊王攸不可能再次被人視為帝位的競爭者之一。隨著太子年齡的增長,他的愚魯成了朝中大臣普遍擔憂的問題,伴隨關於太子存廢的爭論,齊王攸地位的問題再次浮現出來。

在武帝稱帝之初的十餘年中雖然不乏質疑太子政治能力的聲音,但是由於武帝春秋正盛,接班人的問題尚未凸顯,朝臣也只是單純地質疑太子的政治能力,最初並未將其和齊王攸的問題一併提出。

而武帝與齊王攸之間雖然隔閡已深,表面上還是對其優禮有加。但武帝咸寧二年的意外病危,以及部分朝臣擁立齊王攸的政治密謀,遂將這一矛盾徹底激化。

從咸寧二年至太康四年齊王攸去世,這六年間,武帝採取了一系列的步驟,力圖徹底將齊王排除出西晉的政治核心特別是在太康三年,圍繞著齊王攸出藩的問題,朝野上下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在這次政治紛爭中,可以發現一長串的重要政治人物站在了齊王攸一邊,其中包括羊琇政治立場的轉換,此次他成為了齊王攸出藩堅定的反對者。

此次爭論不再被侷限在政治的核心圈中,而是在朝廷之中展開了公開的辯論,博士庾旉、秦秀這些品秩不高卻代表清議力量的官員成了這場爭論中的主角,從中可以瞭解到關於齊王攸去留的爭論已經成了官僚階層中的公共話題,伴隨著這一爭論,朝廷之中的分裂也被公開於天下。

武帝踐阼之初,由於諸子幼弱,第一批分封的諸王皆非出於本支,此時司馬攸也受封為齊王。特別是在禪讓前後的政治過渡期,兄弟兩人一度和衷共濟,齊王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難得有了表現自己政治才能的機會。

其後,武帝為了顯示對宗室的優禮,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但齊王攸拒不受命,“凡有國相上長吏缺,皆典書令請求差選”,作為與武帝血緣關係最近的宗室親王,齊王攸出人意料地堅拒武帝的優禮,無疑是一種表忠之舉。

但政治運作的邏輯中,臣子需要特別展現其對皇帝忠誠的時候,往往是其忠誠受到質疑的時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經過魏末的世子之爭,兄弟二人互相不信任的種子已經埋下。

齊王攸的一些政治姿態頗值得玩味。首先是在司馬昭去世之後,齊王攸哀毀過禮,杖而後起。西晉提倡以孝治國,司馬昭去世之後,武帝也曾做出要居喪三年的政治姿態。在此背景下,作為出繼之子,齊王攸超過禮法規範的一般要求,“居喪哀毀,幾至滅性”的姿態,無疑對於其政治聲望增加頗有神益。頗疑武帝堅持要行三年之喪的姿態與齊王攸哀毀過禮的表現之間存在著政治競爭的意味,雙方都需要爭奪“至孝”的名聲來增強自己的地位。

其次,齊王攸雖未之國,但是對於齊國的“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齊王攸透過賞賜、賑濟、減租等形式,籠絡封國之內的民心，史稱:“攸在國仁化洽物,義利結於民心”,進一步塑造了自己親善好施的政治形象。

最後,司馬攸曾為騎將軍,領有營兵,“時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武帝罷驃騎營兵之舉,無疑是針對齊王攸而來,然此舉卻激起了兵士的強烈反對,不得不還其營兵以平息事態,可知司馬攸平日亦頗注意在軍中積累影響,爭取人心。

綜上所述,在晉初的十餘年間,齊王攸透過一系列的政治姿態,成功地塑造了自己宗室賢王的形象,贏得朝野上下的普遍好感,咸寧二年擁立齊王攸的密謀恐怕並非起自於青萍之末,其背存在著相當的政治基礎。

當然,武帝方也並非沒有動作,武帝在司馬昭去世僅十七月,三年之喪尚未結束時的泰始三年正月便急切地立司馬衷為太子,便是為了阻斷人們對於齊王攸可能繼位的猜測。

另外，武帝將齊王攸列入配饗於廟的功臣名單,是一個蘊有深意的政治舉措。齊王攸雖是宗室至親,但在魏晉之際並無實際功勳可言,但司馬攸在生前既被御定日後要進入太廟配饗,則其臣子的身份就此確定,自古並無配饗太廟之臣又嗣為帝的案例,這一表面的殊榮實際上是斷絕齊王攸繼立的斧鉞。

可以看出,在晉初的十餘年中,司馬炎、司馬攸兄弟之間雖然表面上相安無事,但因魏末世子之爭而形成的複雜微妙的競爭關係,卻被一直延續到西晉政治中來。

儘管《晉書》的記載傾向於將兄弟失和的原因歸咎於武帝的“為兄不慈”,但是根據以上分析便可知道,齊王攸在晉初並非僅是無所作為的謙謙君子,他一系列收攬人心的舉動無疑對武帝尤其是太子司馬衷的地位構成了威脅。

只可惜，一代英主司馬炎早逝，歷史就這樣被改寫，但是武帝的管理思維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