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混江湖，須得幾樣“絕活”傍身：一二三四

但凡在江湖上混，要想讓人一眼看出身份、職業，也就是獲得某種識別度，須得有一副行頭。例如算命先生至少得拿一副寫著“鐵口直斷，禍福先知”的條幅，郎中身上要揹著藥匣子，剃頭的那副一頭熱、一頭冷的擔子，騸匠背後總會揹著一大堆紅色的小布條……這其實也是一種非語言的商業廣告。

古人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說法，所以在傳統社會，官吏之後，文人就算是“上等人”了。一方面，舊社會讀書識字的人少，物以稀為貴，但凡有點功名或者讀了些許文章的人，就不由自主地孕育出一股優越感來；二一方面，絕大多數的文人雖然不能滿腹錦繡、胸懷經緯，但還是有機會透過科舉混個一官半職，至少也能在官府裡當個幕賓、在豪門貴族家混個清客，雖然沒有權勢，但可以非常靠近權勢，在社會上也算是有點高人一等的資本了。

古代的服飾制度，並沒有給文人設計或者規定某種特定造型或色彩的裝扮，一般情況下，但凡是穿長衣、長袖的，大體是能夠斷文識字的，穿短衣的多半是出苦力的。但“以貌取人”有時候是不靠譜的，例如魏晉時期，上至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都喜歡穿寬衫大袖、褒衣博帶，歷史上把這種裝束風格叫做“魏晉風度”。可惜這種時尚徹底搞混了服裝的身份標示作用，讓文人很難從外表上獲得“鶴立雞群”的特效。

所以文人的行頭可能也曾經是一個歷史“難題”之一。總不能讓文人走在大街上手裡拿支毛筆，或者揹著一方硯臺吧，因為那很容易讓人誤解為兜售文化用品的。例如上世紀八十年代，社會上就曾經流行兜裡別鋼筆，一支鋼筆初中學歷、兩支鋼筆高中學歷、三支鋼筆大學學歷，於是就有人別了四支鋼筆，結果走大街上就被人追問“鋼筆咋賣？”

這種裝“筆”其實太過幼稚和膚淺，前人們其實早已解決了文人的“行頭”問題。民國時期，文人招搖過市或者行走江湖，並不需要奇裝異服地“外樹形象”，而是透過“內強素質”使自己不至於“泯然眾人”。外表裝扮容易被模仿，“內功”則更有分量，“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嘛。

想到文人的“內功”，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想到“六藝”。禮、樂、御、射、書、數這六項基本功，是周代貴族教育的規定科目。因為孔子一生非常尊崇、嚮往周代，所以也非常支援給學生實施“六藝”教育。隨著時代變遷，“六藝”裡的御（駕駛馬車）逐漸過時，當前已經以考駕照替代；射箭是危險行為，社會也不怎麼提倡；至於禮（儀禮、儀軌）、樂（音樂演奏）、數（數學計算）這幾樣，要真學出點模樣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苦功夫，令人望而生畏，逐漸就被人淘汰了。

民國文人混跡江湖的內功，與孔子經常唸叨的“六藝”關係不大，時人將其總結為四大“絕活”，即：一筆好字、兩口二黃、三兩老酒、四圈麻將。繡花枕頭一包糠也罷，銀樣鑞槍頭也罷，只要會這幾樣“絕活”，就可以躋身文人行列。至於幾樣“絕活”玩的水準高低，則決定了該文人的“名望”和混跡圈子的層次高下。

現代人有了印表機，書法不怎麼重要了，僅僅是作為一種高雅的愛好被保留著。但在過去，字是門面活，是一個文人的臉面，俗話說“字如其人”，甚至會有人以書法水平評判一個文人的文化底蘊、性格和氣度。民國時期但凡想在文人江湖裡打滾的，都會下一番苦功夫學習書法。如果將書法當作一門藝術來看待，那是不容易的。寫盡七缸水，也不見得就有一點像王羲之，苦功夫之外，天賦、悟性、機緣缺少任何一樣，都無法獲得真正的藝術突破。

但下一番苦功夫，將字寫得工整、平順、俊秀，似乎並不是遙不可及的事。歐顏柳趙、蘇黃米蔡，任意選擇一家，紮實臨帖，有個三五年功夫，出手便不至於丟醜，也就擁有了扮演文人的基本技能，敲開文人圈子或者上流社會的大門，手裡也就有了磚頭。

二黃原本是徽調的主要唱腔，清朝中葉徽班進京，二黃與漢調的西皮合流，成為京劇的主要唱腔。後來，二黃就成了京劇的代名詞。過去的人娛樂選擇少，去戲院裡聽戲就是一種非常主流的休閒方式。能夠在戲院裡品著茶，搖頭晃腦、指頭輕敲桌面的，多半是有錢、有閒的人。文人要這些“上流”人士當好“陪聽”，就必須是個懂戲、會戲的行家，否則就容易冷場，也容易被人輕視。要是能夠有板有眼地、字正腔圓地唱上幾句，那就更顯得不同凡響，雅緻異常。故而二黃就成了文人必備的絕活。

也非常近似今天的人追星或者熱衷娛樂八卦，民國時期的各類交際圈裡，人們也喜歡談論京劇圈裡的逸聞趣事，一個文人要是能夠在談論之間時不時抖落幾件和某角兒的人情往來，甚至是私聞密事，那更是錦上添花，不由令人高看一眼。

二黃這項文人必備技能，不但培養出了一些附庸風雅的、半路玩票的，“半陸半水”的戲曲愛好者甚至演員，也培養出瞭如陳墨香、金伸遜、翁偶虹等劇作家，這也算是給娛樂賦予了文化價值，讓文人們在娛樂中不知不覺地豐富了中國的戲曲文化。二黃也算是與音樂有關係，勉強對應傳統文人“六藝”裡的“樂”，一筆好字就是“書”，民國文人的四大“絕活”裡，唯獨這兩項是對傳統文化的良好繼承。

古人說“無酒不成席”，文人雅士哪有不喝酒的，第三項混跡江湖的“絕活”就是喝酒。端起杯子默默下肚，或者舉起酒瓶咕嚕咕嚕，那也是飲酒，但那沒有文人範，是村野粗人們的吃相，上不了檯面。文人喝酒，要有規矩、內涵和調調。不管是古風的還是時新的，各種酒令要爛熟於心、運用自如；各種酒入口就知道品牌和年份；酒場上擅長一些應景的段子；喝酒有度，不能像個羞答答的未嫁姑娘，當然也不能爛醉如泥或癲狂亂性，既要顯示出豪邁和灑脫，又要適可而止，醉得有法度，把醉酒的程度拿捏得非常恰當……這樣的文人，才容易在酒場上廣受歡迎。

在玩的領域裡，麻將這個國粹是不能忽視的。賭徒們圍坐一起，開啟“砌牆”模式，無非就是為了贏錢。文人們進入“四方之城”，那就要讓文化味佔了先鋒。所謂“小賭怡情，大賭傷身”，麻將裡其實也是大有學問的，“騙上家”“盯下家”“擠對家”，靠的是一個人的記憶力、統籌水平，乃至察言觀色、未卜先知的神通。四五圈麻將打下來，一個人的腦力、眼力以及對人情世故的熟諳程度，就多半暴露無遺了。至於能在麻將裡體悟出哲學、研究出“巫術”的，那更是文人裡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