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戰役是毛澤東、周恩來雙星定位的歷史起點
1932年毛澤東親臨指揮的漳州戰役，在不少黨史著述中並沒有作為一段重要歷史來敘述，因為它就是打了一場勝仗，並沒有凸顯出多麼重要的歷史地位。本文試圖從巨集觀黨史的角度，來談談漳州戰役對毛澤東與周恩來關係的影響。
一、攻取漳州是毛澤東在長征前統率紅軍親臨指揮的最後一次大捷
毛澤東自1927年秋收起義上井岡山後，就展現出非凡的政治軍事才能。在他的領導和指揮下，井岡山革命鬥爭不斷取得勝利，即使在瀕臨絕境時也總能化險為夷。但自下山轉戰贛南閩西、開闢中央蘇區以後，情況不斷髮生變化，毛澤東的決策權力越來越受到挑戰或限制。首先是在閩西，1929年5月中央派來的劉安恭（從蘇聯回國）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後，就發生了關於前委和軍委關係，實際上涉及到黨指揮槍的建軍原則的爭論，直接後果就是在紅四軍七大、八大上，毛澤東被撤銷前委書記職務；二是1931年春蘇區中央局成立後，儘管毛澤東被選舉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並代理過短時間（兩個半月）的蘇區中央局書記，但大部分時間受制於在許多問題上執行臨時中央“左”傾錯誤的蘇區中央局；三是1933年春臨時中央到達中央蘇區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指導思想不斷遭到以博古為代表的“左”傾錯誤指導思想的批判和打擊。毛澤東處於逆境，身心疲憊，精神受到極大壓抑。
當然，毛澤東在中央蘇區也有舒心的時候。這主要是在1930年10月羅坊會議之後到1931年10月贛南會議之前的一年間。儘管項英代理過近9個月的蘇區中央局書記，但他不大懂得軍事，缺乏對敵作戰經驗，因此，那時的軍事決策基本上還是由毛澤東決斷的。那段時間與他在井岡山時起主導作用的情況大體相似，因而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鬥爭的偉大勝利。他的兩首詞作《漁家傲》所填的“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0頁。）既Acura了三次反“圍剿”鬥爭痛快淋漓消滅敵人的勝利場景，也反映了他運籌帷幄、導演出“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的歡愉心態。
如果說三次反“圍剿”鬥爭是毛澤東在沒有或較少受到干擾的情況下指揮戰爭取得的勝利，那麼紅軍攻取漳州也是他的決策沒有受到干擾，並親臨前線指揮取得的又一勝利，同時也是他在長征之前直接統率紅軍取得的最後一次勝利。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第一，他率東路軍轉向閩西進軍、直下漳州的動議，不僅得到了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的支援和批准，而且周恩來積極配合，留駐長汀，組織兵力，籌措給養，保障他率軍攻打漳州前線需要。攻取漳州雖然不能與三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相提並論，但政治影響巨大。1932年4月22日，毛澤東曾致電周恩來：“南靖一戰，張貞大部消滅，達到剪除粵敵一翼之目的。這不但對鞏固閩西發展閩南遊擊戰爭、援助東江紅軍有幫助，且因漳州海口之佔領，影響時局甚大，有調動粵軍求得戰爭之可能。因此爭取對粵敵的勝利，成為今後中心任務。”（《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頁。）就此而言，這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指揮三次反“圍剿”鬥爭之後，親率紅軍打的第四次大勝仗。第二，毛澤東打了大勝仗不僅沒有受到臨時中央的表彰，反而被批評。臨時中央認為，攻取漳州犯了影響中央關於奪取中心城市“進攻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回師贛南不久，由於前方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和王稼祥同後方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在作戰方針和對毛澤東的任用上不斷髮生爭論，結果在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免去軍職，不再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此後，他專事政府工作，直至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兩年零九個月時間裡，沒有軍權。因此，漳州戰役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統率紅軍親臨指揮的最後一次大捷。
二、攻打贛州之挫與攻取漳州之捷是毛澤東、周恩來雙星定位的歷史起點
漳州戰役取得勝利的意義是多方面的。除了毛澤東講的有利於開闢閩南、粵東革命鬥爭的新局面，有利於擴大中央蘇區的政治影響，有利於通過籌款、籌物、擴充紅軍，增強中央蘇區的物力、財力和兵員，使其得到一定的鞏固和發展外，更為重要的是廣大紅軍指戰員特別是高階領導幹部更加認識到毛澤東勝人一籌的軍事韜略，因而使毛澤東在黨內和軍內獲得更為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幹部基礎。這裡要特別談談毛澤東直下漳州，對周恩來產生的巨大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影響了毛澤東、周恩來兩位偉人一生的合作關係。
周恩來與毛澤東早在大革命時期就有合作關係，此後，兩人若干共同的經歷對黨的歷史發展也有不少共同的影響。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兩人都在廣州，商討對策時都主張進行反擊。大革命失敗後，兩人都舉起槍桿子，領導武裝暴動。先是周恩來領導八一南昌起義，40天后，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兩人都受到了“左”傾盲動主義領導給予的錯誤處分。土地革命戰爭前期，兩人天各一方，一個隱蔽活動在敵人心臟的上海，一個轉戰於偏遠的湘贛閩粵深山。但通過組織系統都了解彼此的活動資訊和思想傾向。自此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周恩來作為黨中央負責人，直接指導毛澤東的活動，到達中央蘇區後，亦是如此。
在黨的六大上，周恩來作了軍事報告，隨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很長一段時間實際上負責主持中央日常事務，包括軍事工作，聯絡和指導“朱毛紅軍”。毛澤東、朱德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是黨領導的一支最大的、也最有影響的革命武裝，周恩來更是關注。但遺憾的是，他對紅四軍的最初指示，即1929年中央“二月來信”，由於對形勢的估計比較悲觀，對紅四軍狀況缺乏具體了解，提出讓朱、毛二人離開隊伍、部隊分散活動的建議，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對於此事，兩人後來很少提及，但無疑使彼此間多了一些了解。周恩來沒有對毛澤東表示不滿，而且承認“二月來信”所談分散問題確有毛病。為解決紅四軍的前委和軍委關係的爭論，周恩來提出讓紅四軍派得力幹部到中央彙報。這才有了陳毅到上海向中央的全面報告，並帶回主要根據周恩來多次談話精神起草和經他審定的中央“九月來信”。“九月來信”對毛澤東給予充分支援和維護，以此為基礎召開的古田會議，重新確立了毛澤東對紅四軍的領導。
周恩來與毛澤東的直接共事，還是在1931年底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履職，從毛澤東手中接過蘇區中央局的一把手職務之後。周恩來主持全面工作，但主要負責軍事領導。對於軍事工作的決策，又發生了與1929年相似的情況，即第一次錯了，第二次正確。
第一次決策是否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攻打贛州。周恩來初來乍到，對蘇區的地理形勢和敵我狀況並不十分了解，但肩負著臨時中央交代的“進攻中心城市”的使命。他很尊重毛澤東，首先向他徵求能否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意見。毛澤東認為不具備打南昌的條件。臨時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攻打。蘇區中央局開會討論，絕大多數人都贊成攻打贛州，毛澤東反對，認為贛州城牆堅固，易守難攻，曾五打贛州都沒有成功，現在贛州守軍雖然不足，但它的南北方向都聚集著敵人重兵，以紅軍現有力量和技術裝備可能久攻不克，還是以不打為好。但周恩來最後卻採納多數人意見，決定攻打贛州。結果不出毛澤東所料，14萬紅軍攻打33天，城未攻下，傷亡卻達三千多人。最後還是急請毛澤東獻策，起用作為預備隊的紅五軍團，才解了紅三軍團被困之圍。這次失敗，儘管臨時中央沒有批評周恩來（因為是執行其強攻指令），但紅軍兵力遭受這樣大的損失，他不能不深感內疚。
第二次決策是尊重毛澤東的意見，同意攻打漳州。紅軍從贛州撤圍後，蘇區中央局在贛縣江口會議上決定紅軍主力“夾贛江而下”，分兩路向北發展。毛澤東了解到閩西的國民黨兵力薄弱，主張所率中路軍改變行動方向，轉攻龍巖，直下漳、泉。周恩來這一次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決定將中路軍改稱東路軍，遠離根據地，向閩西進軍。毛澤東判斷正確，敵軍弱勢，4月10日攻下龍巖，10天后攻克漳州，取得比預期大得多的勝利，戰果輝煌。毛澤東非常興奮地說：“有人說我們紅軍只會關上門打狗，懷疑我們在白區不能打仗，可是你們看，我們在白區不是打得蠻好嘛！”（《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頁。）遠離根據地，出擊白區到外線作戰，不少人有顧慮，就是周恩來也是在毛澤東陳明情況後才拍板贊同的。如果說攻打贛州之挫，從反面教育了周恩來，那麼攻取漳州的勝利，則使周恩來對毛澤東更加敬佩。自此以後，在中央蘇區兩種指導思想的對立和衝突中，他雖然不能完全站在毛澤東一邊，但從未站在毛澤東的對立面，而是盡其所能給予關照和維護。具體有以下例證：
在漳州戰役半年後的寧都會議上，臨時中央和後方的蘇區中央局頑固堅持要撤毛澤東的軍職，周恩來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申訴，不同意把毛澤東調回後方，認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供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他提出可供選擇的兩種方案：“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頁。）但半個月後，蘇區中央局根據臨時中央來電，決定毛澤東回後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代理。10月26日，臨時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在1934年1月中旬中共臨時中央六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儘管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中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卻被免去。周恩來向博古表示，以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似無此必要”，但博古等仍堅持原議。
在紅軍突破敵軍最後一道封鎖線，進行湘江戰役的十分危急時刻，負責指揮部隊搶渡的周恩來，一直堅守在東岸渡口焦急地等待毛澤東。當看到毛澤東走過來時，立刻迎上去，請他迅速過江。毛澤東說：咱們一起過。周恩來說：你先過，我還要在後面交代任務。 （參見《周恩來傳》（一），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頁。）當時，周恩來是上級領導，但周恩來對毛澤東沒有絲毫怠慢，如同後來兩人地位倒過來之後對毛澤東的態度一樣。這說明在周恩來的心目中已將毛澤東視為比自己強的同志。這也就是“一挫一捷”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三、周恩來力主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進入中央領導核心
湘江戰役之後，中央領導層對於仗怎麼打，紅軍向何處走，不斷髮生爭論。一方為博古、李德，一方以周恩來、毛澤東為首。在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上，周恩來都明確贊同毛澤東主張，改變進軍路線，轉兵貴州，北上遵義。特別是周恩來主持的黎平會議，堅決否定了博古、李德堅持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併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準備。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隨後成為黨和紅軍的實際領導核心。對此，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三個人：
一是王稼祥。他首先提出召開遵義會議，要將博古、李德“轟下臺”。
二是張聞天。黎平會議後，軍委縱隊到達黃平在橘林裡休息時，他對王稼祥說：仗這樣打不行，李德那樣頑固，還是要毛澤東出來，他打仗有辦法。當晚，王稼祥將這個意見告訴了彭德懷和毛澤東，隨後在高階將領中傳開，大家都贊成讓毛澤東出來指揮。在遵義會議上，又是他第一個發言作“反報告”，提出讓毛澤東回到軍隊領導崗位；而且，遵義會議的決議是由他起草的。
三是周恩來。他的作用至少不在王稼祥、張聞天之下，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起了決定性作用。第一，周恩來負責會議的組織工作。原定是政治局會議，而不是擴大會議。博古最初不同意擴大到軍團主要領導參加，但軍團領導人紛紛要求，周恩來便通知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前來參加會議，這為在會議中提出改組中央領導，讓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礎。第二，周恩來在會議上的主持和發言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第一天會議博古作報告，由周恩來主持。博古剛講沒多久，就被張聞天打斷，搶先作了代表毛澤東、王稼祥和他的三人發言，周恩來未予制止；毛澤東對李德的戰略戰術進行嚴厲批判後，李德想反駁，又被周恩來制止。這個導向對會議不能不產生重要影響。第三，周恩來的“副報告”，著重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失敗的主要原因，主動承擔責任，請求免去自己的軍事領導職務，並全力推舉毛澤東來領導紅軍。他的這個表態和提議得到與會多數人的肯定和擁護。由於他的身份和影響比張聞天、王稼祥要高、要大，他的這個態度對於遵義會議作出毛澤東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參與軍事領導的決定，無疑發揮了最重要的影響。第四，遵義會議後，周恩來與博古有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對於順利實現遵義會議沒有解決的最高領導權力的交接起了決定性作用。這次談話，在我看來，也涉及到漳州戰役對周恩來的影響。
“周博長談”是在1935年2月初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的那個地方進行的。博古對遵義會議上發生的情況沒有思想準備，對那麼尖銳批評他的發言感到困惑。遵義會議後，他一直悶悶不樂，少言寡歡。紅軍到達這裡，準備進行中央最高領導的更換。周恩來對博古敞開心扉地說：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說明中國革命的源泉在農村，必須走農民戰爭道路。這以後，我就在考慮，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領導，中國工農紅軍要取得勝利，必須找一個比我們這些人更有軍事才能的人當統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軍隊幹部也擁護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會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很擅長農民運動，深知在中國幹革命，離開了農民將一事無成，農民戰爭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他喜歡歷史，善賦詩詞，文筆豪放，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我對他是到中央蘇區後，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勝，很是佩服。我認為，周恩來講的“到中央蘇區後，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就包括了漳州戰役。因為三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周恩來還不在中央蘇區。他到中央蘇區後,首先經歷的就是贛州大挫和漳州大捷。這以後不久，毛澤東就被罷免了軍政實職。
周恩來接著又說：寧都會議後，毛離開軍隊，使中央紅軍失去了一個帥才，這就像一塊石頭一直壓在我心裡。紅軍不能沒有他。從紅軍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儘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上來。黎平會議上，他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李德的錯誤主張，使我下了決心要儘快“去李換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中央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參與軍事領導。你的講話不檢討軍事路線錯誤，遭致很多人不滿，促使我不得不站出來檢討反“圍剿”失敗的領導責任，批評你的錯誤。會議發展到集中批評你，是因為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你應想開些。周恩來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順利實現了中央政權的博洛交替，由張聞天負總責，擔任黨中央的一把手。
遵義會議後，之所以說毛澤東成為實際的領導核心，也如周恩來對博古說的：誰做“書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周恩來儘管在遵義會議上被確定為最高軍事指揮者，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後決策權；隨後在苟壩會議上又是新成立的 “三人團”負責人，但他不攬權，在最後決策時都要廣泛聽取各種意見，特別是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此後的婁山關大捷、四渡赤水、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直至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凸顯了毛澤東的領導核心作用。〔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 石仲泉〕
轉自：共產黨員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