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是個雄才大略的君主，一生縱橫天下，威震歐亞。

一次，他在南坡與一些蒙古兒童玩，談笑中說：“凡是漢人偷盜，只要價值達到6文錢的，就要殺頭。”說者隨意。聽者留心。隨行人員立即記下來。傳達下去。變成了“漢人盜鈔六文者殺”的詔令。一時間。陰曹地府不知添了多少冤魂。

終於有一天，忽必烈在行宮打瞌睡時，朦朧中聽見有人問剛從京城來的吏部尚書：“京城的情況怎樣？”尚書答道：“別的沒啥，就是監獄裡人滿為患。”忽必烈一驚。睜開眼追問：“這是什麼原因？”尚書如實說，依照聖旨，凡漢人偷盜值六文錢的物品就要殺。殺不及，所以監獄也關滿了。

忽必烈大驚。追問是誰假傳聖旨。大臣們作證。說是您自己在南坡親口說的。忽必烈也想起來了，惱火得很：“我不過是開玩笑罷了，哪裡是什麼詔令呢！”

於是，這道荒唐的詔令被撤銷，但枉殺的百姓卻再也不能還陽了。

為政者總想建立一套令行禁止高效率的運轉機制，一旦建立起來，卻忘了為它設立監督和制動的部件，尤其是不注意監督和制約最高權威的言行。這樣一來，越高效的機制，出現的差錯可能最大。特別是在官吏素質相對較低的情況下，統治者的“亂命”往往被高效地從嚴執行，而沒人出來匡正。

元朝統治者麾下的鐵騎不愧為步調一致所向無敵的大軍，正因為這樣，決策者隻言片語的失誤，就更能變成天大的災禍。

類似的事也曾發生在元太宗（忽必烈的前任）時代，當時元軍進攻金國的汴京（開封），金軍頑強抵抗，使元軍蒙受重大損失。元軍有個舊制度，凡是攻打城邑，只要對方抵抗，破城後就要殺盡城中軍民，燒盡房屋，謂之“屠城”。這是一種極野蠻殘酷的制度。

當即將攻陷汴京時，大將速不召就向元太宗窩闊臺要求屠城。按當時周圍大臣的情緒及窩闊臺本人的傾向，屠城令是極可能下達的。幸虧有個德高望重被太祖太宗倚作棟樑的中書令耶律楚材竭力勸阻，據理力爭，他說：“如果把汴京的軍民都殺光了，有地無民，一座廢城又有什麼用？天下能工巧匠珍寶文物都聚於汴京，如果屠城，我們將一無所獲了。”

正因為這樣一代名相的力諫，元太宗的一句“准予屠城”才終於出不得口。才得已保全汴京147萬人的生命。保全了一座歷史名城。

可見。決策者言行不可不慎。不可不受監督。執行者的素質不可不提高。否則，“拿著雞毛當令箭”，有好經也讓“歪嘴和尚”念歪了，蒙受損失的還是國家與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