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下的次等諸侯國的相繼消亡

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滅智伯，晉國事實上名存實亡。前403年，韓趙魏三家正式列名為諸侯，天下進入了更為殘酷的戰國時代。

在戰國，由晉國分裂出來的韓趙魏和老牌強國齊國、楚國、秦國、燕國為戰國七雄，但是天下當時還不止這幾個諸侯國，除以上最具實力外，鄭、宋、魯都頗具實力，衛國則是比之更弱。而在這些諸侯國裡，最具實力的鄭國，則成為第一個被滅的次等國。

最早被滅亡的鄭國

鄭國與晉國為鄰國，與晉國的關係在春秋時代就時好時壞。三家分晉後，韓國與鄭國接壤，也早將鄭國視為囊中之物。韓、趙、魏三家已經打敗智伯後準備瓜分他的土地。韓相段規對韓康子說：分地時一定要成皋。韓康子認為成皋是貧瘠不長莊稼的地方，要它何用？段規認為一里那麼大的地盤卻可以牽動方圓千里的政權，是因為地形有利的緣故。一萬人可以打敗三軍，是因為乘敵人不備的緣故。如果能有成皋，韓國一定可以消滅鄭國。韓康子果然要了成皋。到後來韓國滅亡鄭國時，果然是從成皋開始的。可見韓國想要吞併鄭國的野心，在消滅智氏時就已經顯露了出來。但是韓國是三晉之中實力最弱的，而鄭國雖說不及齊楚魏趙，但也是有相當的實力的，故而韓國滅鄭是十分漫長的。公元前423年，鄭幽公剛剛繼位，韓國君主韓武子趁機攻打鄭國，殺死鄭幽公。鄭國人擁護他的弟弟鄭繻公繼位。公元前409年，韓武子去世，其子韓景侯繼位。韓景侯繼位後隨即對鄭國發動進攻，攻克雍丘。鄭國修築長城試圖阻擋韓軍繼續進攻。公元前407年，鄭國對韓國發動反攻，於負黍（在今洛州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擊敗韓軍，雙方連兵不解。但不久後韓景侯隨魏文侯進攻齊國，重心東移，使得韓、鄭間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和平。公元前403年，周安王正式承認韓景侯為諸侯，韓國正式成立。但成立之後的韓國政令上存在許多衝突，大臣嚴遂和韓侈間也發生矛盾，鄭國便於前400年包圍了韓國都城陽翟，韓景侯也在同年去世。公元前385年，韓國攻克鄭國的陽城。公元前377年韓哀侯繼位後，滅亡鄭國的時機已經成熟，韓哀侯便在公元前375年舉兵攻克鄭國都城新鄭，並遷都到新鄭。韓滅鄭之戰最終以鄭國滅亡為結果結束。

衛國的名存實亡

春秋後期開始的衛國國君大多昏庸，春秋時期，還發生過兩次工匠

暴動。公元前478年，衛莊公時，“公使匠久”，工匠終日勞作，得不到休息和應有的報酬，於是發生暴動，以攻衛莊公。衛莊公逃出都城，被戎州己氏所殺。公元前470年，到了衛出公時期，一些對衛出公不滿的貴族，利用工匠發起暴動。暴動的工匠“皆執利兵，無者執斤”，出公最終死於越。衛國兩次工匠暴動，沉重打擊了衛國統治者，也使衛國的國勢更加衰敗。

進入戰國時期，趙國進行了改革，國力增強。趙烈侯死後，其子敬侯繼位，曾在第四年攻打衛國，並取得勝利。在趙國的對外戰爭中，多次獲勝，可見此時的趙國國力足夠強盛。而此時的衛國，在位的是衛昭公，已經變成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諸侯國，附屬於趙氏。《史記·衛康叔世家》載：“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強，衛如小侯，屬之。”

趙國一直將衛國視為自己的囊中物，但是同為三晉出身的魏國則一直對衛國覬覦已久，故而趙魏因為衛國多次兵戎相見，但是最終的結果則是衛國損失最大，已經無法稱為諸侯國了。到了衛昭公時期（前431-前426），韓趙魏強盛，而衛國如小侯，成為魏國的附庸。到了衛成侯十六年（前356），成侯見衛國國小勢弱，自行貶號曰侯。成侯二十九年（前343年），被魏惠王強行廢除君位，改立衛靈公的後代子南勁為衛侯。

因為國勢不如諸侯，於是貶號為侯。而到了公元前335年，衛平侯去世，衛嗣君繼任君位。公元前330年，自貶稱號為君，衛國自此僅存濮陽一地。前254年，衛懷君前往魏國朝覲魏安釐王，被執殺，魏滅衛，衛亡。魏安釐王改立自己的女婿為衛君，是為元君。公元前241年秦取濮陽等地，之後秦國在此設立東郡。公元前239年，衛元君被迫遷往野王，衛國此時實際上已經已名存實亡。公元前209年，衛君角被秦二世廢為庶人，衛國徹底消失在歷史舞臺之中。

一度強盛卻被滅亡的宋國

宋國是戰國時代除了戰國七雄之外面積最大的諸侯國，也是最具實力的。尤其是在春秋末期滅掉曹國後，宋國實力又得以增加，而且因為其地交通便利，土壤肥沃，宋國成為諸侯國之中最富庶的國家。而且因為宋國是先朝後裔之國，影響力不容忽視，列國的不少會盟都選擇在宋國的範圍，如徐州相王就發生在宋國的境內。

不過在亂世時代，尤其是在大國的夾擊中，宋國的對外政策時常飄忽不定，絲毫沒有自主權，處處為大國所牽制，隨時都存在被大國吞併的危險。針對這種情勢，當時有人對宋的形勢作了剖析，《戰國策·楚策一》之<齊楚構難>載：“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幹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宋國地處天下之中，北臨齊、趙、燕，西近韓、魏、秦，南與楚國接界，完全處於七雄的包圍之中，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戰略位置十分重要。若宋強，則周邊諸侯必受其害；若宋弱，則諸侯可競相利用之以相互牽制；若宋亡，則大國間的力量分配將重新構築，有的將會增強，有的將會削弱。因此，宋國在群雄中處於諸侯平衡彼此勢力的砝碼與利益交換的條件。戰國初，魏國強大，宋國便服魏以自保，後來齊楚強，則跟隨齊楚。

戰國時期，諸侯國普遍發生卿大夫奪權，江山改姓或由旁支取代，像田氏代齊、三家分晉。戰國中期宋國的權臣、宋戴公在400多年後的後人子剔成廢掉宋桓侯而自立的事件。宋戴公的後人以“戴”為氏，所以這件事被稱為“戴氏取宋”。

剔成君在位時代，宋國人對霸業已經沒有任何期待，貴族們貪圖享樂，推崇商貿，這就更是促成宋國經濟社會的繁榮。但這本身其實就是一種假象，如果沒有戰爭，宋國人的美夢還會延續到很久，但是戰國時代就是一個戰爭頻繁的時代，這種繁榮很難持續長久。公元前329年，戴偃襲擊哥哥宋剔成君，宋剔成君打敗逃到齊國，戴偃自立為國君。

宋王偃年少即位，國政由太后與大尹戴不勝主持。戴不勝輔佐宋王偃推行王政，“欲其王之善，而進賢人薛居州。”對於戰國時期的苛稅，宋國採取比較寬鬆的輕稅政策，宋國的大夫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徵，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賢者當政，使宋國出現一時之盛。在軍事上，宋國曾“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並“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號稱“五千乘之勁宋”，一度躋身於大國之列。到了宋王偃統治的中晚期，宋國高層內部的權力之爭變得日趨激烈，出現賢者被逐，小人當政的局面，“唐鞅蔽於權而逐戴子。”

於是，宋國的統治政策在唐鞅等人的攛掇下也發生了變化，宋王偃徹底廢棄了仁政，轉而實行專任刑殺的暴政，類似於商朝末代帝王帝辛（紂王）。他用皮袋子裝著血，把它掛起來用箭射擊，稱做“射天”，並且用鞭子鞭打土地，還砍掉土神、穀神的神位，把它們燒掉。說要用威力降服天下鬼神。宋國的百姓非常恐慌。因此諸侯都稱宋康王為“桀宋”，說宋會幹出他的祖先商紂王幹過的事，不能不殺。於是要求齊國攻打宋國。

公元前288年，齊國大舉攻宋，先取其淮北地；次年，又與韓、趙、魏、燕合縱攻秦，同時出兵攻宋平陵（今定陶東北）。前286年，宋國發生內亂，宋派臧子向楚求救，齊隨即發動第三次攻宋，楚陽許之而陰欲齊、宋兩敗。宋民久苦於"桀宋"虐政，民心離散，城池不守。齊軍得以迅速攻破宋城，宋王偃逃至魏，死於溫（今河南溫縣西）。至此，從西周初年就立國的宋國滅亡，共傳三十四君，享國八百二十九年。

客觀而言，宋國在宋康王后期如果不要那麼瘋狂，以當時宋國的實力和影響還是可以維持一段時間的，但是宋康王的瘋狂舉動最終將宋國帶入了萬劫不復之地，而滅宋後的齊國也因為樹大招風也陷入了更大的危機。

最後被滅的魯國

魯國是周王室至親之國，春秋時代也曾經有過煊赫一時的時代，但總體上實力不如晉秦齊楚四強。戰國初年，除七雄之外，次等諸侯國中以宋國最強最大，魯國次之。

魯國最大的特點就是三桓長期把持朝政，三桓起於魯莊公時代（前693年─前662年），日後逐漸壯大，成了魯國真正的主宰。在春秋和戰國初期，以季氏為首的三桓也曾銳意改革。在經濟上推行初稅畝、使用田賦，促進井田制的瓦解，加速了魯國向封建社會的轉變，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魯國的經濟發展；在軍事上，分三軍，後來又廢中軍，分國為四，壯大了三桓的實力，更便利了戰爭時迅速出兵，相對而言是較為可以的軍事改革。對外方面，三桓清楚地認識到魯國弱小的國力，為魯國周旋於晉、齊、楚、吳等強國之間，委曲求全，斡旋外交，頗可稱讚。不過總體上而言，三桓謹守周禮，堅持傳統的禮樂制度，成為他們及魯國沒落的根本原因。其次諸侯爭霸的外部環境成為三桓衰亡的客觀原因之一。齊魯為近鄰，但兩國立國治國方針則大不相同。齊國“尊賢上功”，魯國則“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日後齊國無論是姜氏齊國還是田氏齊國，基本都秉承事功思想，而魯國則始終恪守周禮。

魯穆公時期（前415年－前383年），魯國實行改革，任命博士公儀休為魯相，遂漸從三桓手中收回政權，國政開始奉法循理，擺脫了三桓專政的問題，重新確立了公室的權威。而三桓之一的季氏則據其封邑費、卞，獨立成為了費國。但是在多年的三桓時代裡，齊國不斷蠶食魯國及其周圍地帶，魯國已經不堪一擊，齊國之所以維持魯國的存在，主要是出於戰略和傳統上的考慮。公元前323年，魯景公卒，魯平公即位，此時正是韓、魏、趙、燕、中山五國相王之年，魯國不曾參與，徹底淪為次等國家。魯文公時代，齊國滅宋，齊國版圖直達淮河，魯國完全被陷入了齊國的包圍之中。後賴五國伐齊，魯國得以繼續苟延殘喘，還取得了一部分土地。雖然田單復齊，但是齊國也無法威脅魯國了，可南部的楚國此時正在積極謀求向淮北原宋國故地和魯國齊國擴張。公元前255年，魯國為楚考烈王所滅，遷頃公於下邑，封魯君於莒。六年後（公元前249年）魯頃公死於柯（今山東東阿），魯國絕祀。

次等諸侯被滅的原因

西周初年分封，大約有八百諸侯國，到了春秋初年尚有一百七十多諸侯國。而到了戰國初期，就只有幾十個諸侯國了。而到了戰國後期，連十個也不到了。諸侯國如此急劇下降，說明了春秋戰國時代尤其是戰國時代兼併戰爭的激烈和殘酷，弱小的諸侯國根本難以經得住殘酷的廝殺，最終都被滅亡。而春秋戰國時代如宋、魯、鄭、衛、邢等次等諸侯國最終也被滅亡，更反映了戰爭的殘酷和白熱化。

次等諸侯的實力客觀上是並不弱的，春秋和戰國初期都曾經是具備千乘之國的實力。而且普遍都有著顯赫的身份地位和不俗的實力，是足以為強國的，之所以稱之為次等諸侯，是因為春秋晉秦齊楚和日後戰國七雄的實力太強，他們的實力相對較弱所致。能將國勢維持到戰國時代都不是一般的諸侯國，都是有著相當的實力和手腕的。但是次等終究是次等，春秋時代尚允許次等諸侯國玩兒騎牆，戰國時代的兼併激烈使得次等諸侯國的生存和轉圜空間都急劇縮小，最終走向滅亡，而次等諸侯最終走向滅亡也是有著深刻的原因的。

首先是沒有順應時代潮流進行深刻的改革

春秋戰國是一個大變革、大動盪的時代，是真正的亂世和大爭之世，尤其是戰國時代。周王室的權威在春秋時代急劇衰落後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列國尤其是較弱之國若想生存，最根本的發展途徑就是變革，進行深刻變革，發展生產力。而春秋戰國時代尤其是春秋後期開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主要諸侯國都進行了深刻的變革，傳統的奴隸制生產關係和世卿世祿的宗法秩序逐漸被封建自耕農和官僚體制所取代。變革早和變革深的諸侯國都得以強國，而變革緩慢和因循守舊之國則日漸削弱。春秋戰國時代，次等諸侯國實際上也在跟隨潮流進行了各方面的一些變革，但變革的力度與大國而言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削弱以及滅亡也就註定是遲早的事了。

其次是君主普遍耽於享樂不思進取致使國勢日衰

春秋戰國時代的大國君王，普遍有著憂患意識，雖然也有不盡如人意的，但因為國力支撐，尚可以維持。而中小諸侯國尤其是次等諸侯國本身地位就非常尷尬，而社會變革力度不足，君主耽於享樂的更是佔據了絕大多數，尤其如衛國，荒淫無道更是少見。國勢衰弱，加上君主能力一般，又沒有深刻的變革，這無疑會使得原本就弱的實力更加削弱，連次等諸侯的地位都難以維持。春秋時代，大國尚還有些禮法的束縛，不輕易掀起滅國大戰，這些諸侯國尚且可以繼續盤剝百姓進而苟且偷安，但是到了大爭之世異常殘酷的戰國時代，這些諸侯國的生存就會是舉步維艱，滅亡之日不遠矣，至於何時被滅完全看大國的意願了。

再次是經濟發達但極為不利的地緣政治環境

這些次等諸侯實力不夠，但是普遍經濟比較發達，尤其是宋、衛兩國經濟最為發達，鄭魯也可圈可點。宋國的睢陽、彭城、陶邑為三大城市群，衛都濮陽也是極為繁華的。這些次等諸侯經濟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交通便利，地勢平坦和土壤肥沃。這些諸侯國的變革力度不夠，主要不是經濟上的變革力度不夠，而是與經濟配套的上層建築和思維沒有有效的銜接，所以導致其常常是畸形發展。而悲哀的是這些諸侯國經濟發達但政治和軍力卻普遍孱弱，加上交通便利地處四戰之地，無疑成為了周圍強國最好的蠶食和消滅物件。之所以能夠苟延殘喘到戰國時代，主要是列強均勢所致，列強都想單獨一口吞下，也都具備這個實力，主要是擔心吞下後的後果故而誰都不敢貿然下手，只能是步步蠶食。

沒有深刻的變革、君主的普遍昏庸和地緣態勢的不利，是次等諸侯最後走向滅亡的主要原因，此外再加上思維與體制的僵化，以及一些可能的偶然因素，無疑讓這些次等諸侯最終走向了滅亡。而這些教訓都為強國所借鑑，真正能吸取周遭鄰國滅亡教訓的，時刻保持憂患意識的最終會走向成功，相反如果沒有憂患意識和進取精神，那麼即便是強國，日後也將難免不會被滅國。正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前286年齊國滅宋，衛國已經成為附庸，魯國奄奄一息

巔峰時代的宋國

瀕臨滅亡前的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