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中日曾發生過多次戰爭。近代的抗日戰爭,可以說是中日之間最大的一次戰爭,給兩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

公元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打敗了老大的清帝國,使軍國主義盛行一時,一躍而成為軍事強國。

再往前推移,公元1592、1597年,中國明朝的援朝軍隊與朝鮮軍隊並肩作戰,兩次擊潰狂妄的豐臣秀吉的日本侵略軍,歷史上稱為“文祿之役”和“長慶之役”。

元初,范文虎等曾奉元世祖命率兵進攻日本,遇大臺風而失敗。

然而,這還不是中日的第一次戰爭,中日的第一次戰爭還要往前,一直追溯到唐。

那就是公元663年的白江口海戰。當然,這次的中日戰爭和後來的中日戰爭在背景、性質上是大不相同的。

戰爭起源於朝鮮。自公元4世紀以後,朝鮮半島逐漸形成了高句麗、百濟、新羅三足鼎立的局面。

三國為了爭奪利益,互相混戰。公元7世紀以後,他們之間的爭鬥有增無減。此時,三國都改變了鬥爭策略,由單獨混戰轉而要求獲得國際支援,爭鬥各方分別與相鄰的中國和日本結盟,從而使半島地區的爭端,擴大成為東亞地區的國際糾紛。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大唐盛世，國力雄厚,是東亞強國。唐帝國統治者一向重視與鄰邦的關係。

公元7世紀初濟與新羅發生糾紛唐太宗親自寫信給百濟王扶余璋,要他忘卻前怨與新羅和好。

公元643年,高句麗權臣蓋蘇文與百濟王聯合發兵進攻新羅,唐太宗仍堅持以和為貴的政策,派玄奘為使,赴高句麗勸蓋蘇文不要進佔新羅領土。

高宗時,也曾多次調解百濟與新羅之間的緊張關係。然而這種調解政策遭到斷然拒絕。於是,唐改變政策,出兵征討。

公元645、647年,唐太宗兩次東征,力圖用支援弱者抵禦強者入侵的手段來維持朝鮮地區的和平。而當時的日本,經歷了大化改新,進入了封建社會,國力已強盛起來。

由於地理位置的鄰近,日本與朝鮮南部加椰地區一直存在著密切的聯絡。因而,朝鮮半島的風吹草動,必然波及日本。

日本大化新政府當時採取了拉攏高句麗、百濟,孤立和打擊新羅,的外交策略。

公元600年2月,新羅進攻加椰地區的任那,大化政府立刻作出反應。推古女皇和聖德太子一面遣兵阻擊,一面聯絡高句麗百濟,要求聯兵急救。

然而在當時,新羅已與唐聯盟。因而大化新政府與新羅對抗,一定程度上是與唐的對抗。由此,以高句麗、百濟、日本為一方,新羅和唐為另一方的兩大對立陣營形成,最終導致了白江口海戰的爆發。

公元659年,百濟大舉進攻新羅。新羅國王金春秋向唐求援。唐將蘇定方率13萬大軍援新。唐、新聯軍大敗百濟軍隊於熊津江口,並且俘虜了百濟王義慈及王室、大臣將士多人。百濟只得向日本求助。

公元661年1月,日本齊明女皇赴九州,要親自征討唐、新聯軍,但因旅途勞累過度,染病而亡,計劃被迫延期。

公元662年1月,日本決定以矢10萬、絲500斤、綿1000夫率船170餘艘抵百濟。663年8月,日將盧原君率萬餘援軍,抵白江口。

唐、新聯軍嚴陣以待,決定首先拿下週留城,並採取水陸夾擊的戰術。陸路,由唐將劉仁願、劉仁師及新羅金法敏率領,直趨周留城。

水路,由唐將劉仁軌、杜爽、百濟降將扶余隆率領,由熊江口前往錦江下游的白江口,從而配合陸軍，夾擊周留城。

公元663年8月17日唐、新水軍航至白江口,正遇日船，兩軍於是展開戰鬥。

當時,日船有400餘艘,唐新聯軍只有170艘,數量上日軍佔多數。兩軍展開陣形,擂鼓振威。碧波之上,數百餘艘戰船戰成一團殺聲震天。

日軍未能很好地組織陣形,被唐、新水軍打亂，經過三個回合的較量,日軍敗下陣來。

第二天，又進行了第四個回合的較量,日本又仗著船多勢眾,盲目衝殺,不講戰術,而唐、新聯軍乘機用火攻之術,日軍400艘戰船被焚,兵士溺水而亡者不計其數,殘軍全部投降。白江口海戰以日本、百濟聯軍的慘敗而告終。

白江口海戰,就其規模而言，海戰史書上恐怕沒有重要的位置,然而它在日本歷史上卻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日本天智天皇以後的歷代天皇,都對此役作了反省。

他們省悟到了兩點:

當時日本無力與唐朝抗衡,日本要成為國,必須完備中央集權體制,加強和鞏固王權,實行富國強兵的國內政策。日本政治、經濟、文化要獲得迅速發展,不但要有一個和平的環境,而且必須吸收大陸的先進文化,因此建立睦鄰的國家關係是十分必要的。

在此後的38年裡日本各方面都獲得了長足進展。從那個時代起,大和民族有了這種向歷史學習、向外來先進文化學習的精神,而且一直保持到今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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