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在家庭制度、財物管理、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科舉、宗教、對外關係等方面，頒佈各項政策法規，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變革。但太平天國的內外政策制度略顯極端且偏激，下面我們一一道來

太平天國鼎盛時期

內外政策

早在金田團營時期，太平軍已經取消家庭，分設男行女行。攻克天京後，太平軍在城內編查戶口，進一步廢除家庭制度，將男女老幼分別設館分居，男子隨營，婦女編入女館，平時不得相見。除各王之外、軍民暫時停止婚娶，夫妻亦不得同居，若有違反，則從嚴治罪，你說這誰受得了。冬官又正丞相陳宗揚、鎮國侯盧賢拔僅因與妻子私合幾次，分別被斬首示眾和削去爵位，由此足見當時處置這類事件的嚴苛程度。這種不近情理的極端做法，按性別年歲分館群居，給廣大民眾帶來極大的不便和痛苦，逃跑或消極反抗的事件時有發生。

1855年初，太平天國在天京居民強烈的“嗟怨之聲”“中，下令解散女館，允許男女匹配，恢復家庭生活。

各位大佬，如果你們深處這樣的婚配製度，你們作何感想呢。

在婦女問題上，太平天國根據男女不分尊卑貴賤的平等思想，允許婦女在參政、參軍、分田、分物等方面享有與男子同等的權利和地位。同時，廢除買賣婚姻，提倡“一夫一妻”制，禁止娼妓、纏足、納妾、買賣奴婢等惡習。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地位，衝擊了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但太平天國並未擺脫封建夫權的束縛，洪秀全等諸王一方面實行多妻制，在城內女館中頻繁選美，另一方面又極力宣揚“三從”之類的傳統倫理道德。

在財物管理方面，太平天國遵循絕對平均主義原則，將太平軍的聖庫制度推廣至天京城內。聖庫制度即實行一切財產歸公和大致平均分配的供給制。太平天國在天京水西門燈籠巷設立天朝聖庫，儲藏金銀、糧米、布帛、軍械等物資，並委派總聖庫四名、總聖庫協理兩名，管理天朝公有財產，統一調撥財物，統籌天京全城軍民生活。在太平軍中和天京城內，規定個人一切財產及戰利品皆應上繳聖庫，禁止私藏金銀。凡私藏限額超過金一兩或銀五兩者，一經查出，金銀沒官，人即治罪。日常生活中，居民和官兵所需衣食器物一切費用，均由聖庫按定額供給。除官兵上下略有差別外，聖庫的供給標準大致平等。事實證明，這種人無私財、平均分配的聖庫制度，在太平軍的早期活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將其作為普遍規範而強制推行於天京城內，則違背了社會的基本執行規則，不符合現實生活的需要，必然遭到民眾的反對。自1855年起，隨著家庭制度的恢復，聖庫制度逐步瓦解。

在商貿方面，太平天國曾一度取消天京城內的商業貿易，沒收商賈資本與貨物，軍民日常所需均由聖庫統一供給。這項政策違反經濟發展規律，致使天京城內經濟蕭條，生活物資嚴重匱乏，給居民生活帶來極大不便。有鑑於此，太平天國採取變通辦法，在城內北門橋一帶開設公營商店，並在城外建立買賣街，作為城內軍民自由買賣貨物的商業場所。同時，又在天京城內建立諸匠營和百工衙，將各種手工業工人按技術工藝的種類編組，集體生產軍需物資和生活資料。前者集中於天京城內，分為瓦匠營、金匠營、金靴營、鐫刻營等七種；後者設在天京和地方各軍之中，分為銅炮衙、典鐵衙、鑄錢衙、縫衣衙等數十種。太平天國採用這種方式，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雖在戰時的軍隊中行之有效，但強行推廣至天京城內，規定工匠一律享受同樣的生活水平，禁止私有財產，由此引起工匠的不滿與抵制，消極怠工或逃跑的現象屢見不鮮。上述失敗經驗迫使太平天國於1855年初調整經濟政策，承認私營工商業，商業貿易和手工業生產逐漸恢復。

洪秀全

在思想文化領域，太平天國挑戰傳統權威和偶像，搗毀孔廟及其他廟宇，猛烈地衝擊了儒家思想和孔子權威。建都天京後，太平天國將孔孟及諸子百家斥為“妖書邪說”，下令全部焚燬，民間禁止買賣藏讀，否則從嚴治罪。同時，又在天京專設刪書衙，根據拜上帝會的教義和原則刪改儒家典籍，對涉及鬼神喪祭、吉日禮慶之類的迷信說教，均予以刪除。太平天國大膽否定了孔孟之道的儒家經典，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反孔、對儒家典籍的譭棄和刪改只是出於宗教宣傳的需要，並沒有對儒家的思想體系進行實質性的批判和理性的揚棄，更不可能構建合理、健康的新文化。事實上，太平天國反對孔子的聖人地位，同時又依附於儒學。它對孔孟之道的衝擊僅是表象的，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三綱五常”、等級思想、天命論等內容，均被視為“天情道理”而保留下來。

太平天國對傳統科舉制度也做了一定的改革。1854年初，天京開科取士，建立起正式的考試製度。考試最初分為縣試、省試、天試三級，此外尚有武科及東試、北試、翼試。後期改為鄉試、縣試、郡試、省試、天試五級，設文、武兩科。取士標準不受門第限制，男女均可應試。考試合格者即為秀才、舉人、進士，天試一甲的前三名也被稱為狀元、榜眼、探花。文科考試仍沿用八股試帖體，後期加試策論。考試內容剔除儒家經典《四書五經》，皆出自太平天國《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天命詔旨書》等文獻。太平天國實行宗教治國的政策，在軍民中大力宣傳拜上帝會教義。太平軍每到一處，在曠野搭建高臺，屢講道理示人。太平天國在管轄區域內，每兩設一座禮拜堂，藉助群眾集會和講道理的方式，推行週期性的宗教思想教育。每個禮拜日，伍長率領男女前往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請聽道理，頌讚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13。除這一正規的宗教禮儀外，民眾還須早晚敬拜上帝。同時，太平天國還明令規定一切社會活動都須遵循拜上帝會的教規，要求民眾熟記讚美天條，信奉“天父上主皇上帝”。上述集體性的宗教活動，在客觀上有助於改變下層民眾的散漫習性，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和凝聚力。

在外交上，太平天國基本堅持自主的原則。政權建立之初，太平天國曾與英、法等國進行外交接觸。1853年4月至1854年6月，英國、法國、美國駐華公使先後以“中立”為名，訪問天京。各國公使既探詢太平軍的軍事實力和進軍方向，以及太平天國對西方各國的外交政策，又提出《南京條約》的各項條款，進行政治訛詐。

太平天國領導者在與外國使節的多次接觸中，堅持自主立場，勸告外國與清朝劃清界限，拒絕承認英、法等國的侵略特權。羅大綱、吳如孝在致英國的照會中，明確提出了“和洽中外，通商不禁，貨稅不徵”14的商貿政策，即在禁止鴉片入口的基礎上，發展正當的中外貿易。由於太平天國沒有專門的外事機構，加之領導者缺乏外交經驗，因而在外交關係的處理上難免出現偏差。一方面，太平天國在對外交往中，盲目虛驕，奉天王為萬國真主，時時以天朝上國自居；另一方面，又未能認清外國侵略者的本質，因宗教形式相同，誤將侵略者視為“洋兄弟”，允許外國人在太平天國統治區域內自由出入，不徵貨稅，從而喪失了必要的警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