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統一，是孝公以來兼併擴張的結果，前後經歷了一百多年時間。因此，秦始皇繼承先輩大業，對統一有充分的準備，並在實踐中獲得了極大成功，但如何鞏固和建設這樣一個空前廣闊的國家，他卻缺乏思想和政策上的準備。他沒有如同《呂氏春秋》那樣對未來國家的制度設施作出全盤的設想，而且他剛到五十歲就離開了人間，過早地失去了總結經驗教訓的機會。這樣就使他在秦王朝的鞏固和建設方面造成了許多失誤，最後導致這個國家的覆亡。
秦始皇決策失誤之一，是指導思想沒有及時進行調整。商鞅變法確立了法家思想在秦國的指導地位。法家主張一斷於法，有利於打擊世卿貴族；法家講究君主的權勢和權術，有利於防止豪臣弄權，加強中央集權；法家提倡法后王，反對因循守舊，有利於因時變革，使國家充滿創新的活力，法家要求信賞必罰，有利於國家令行禁止，充分發揮國家的機制；法家獎勵耕戰，有利於農業經濟的發展，鼓勵將士在戰場上獲取功名。無疑，法家思想的指導，對秦國奪得天下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但是，法家思想“嚴而少恩”，行事過於苛嚴殘酷，又疏於人際關係，因而用以治國的弊病比較多。司馬談說法家“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法家思想可以指導秦國打天下，而不能長用治天下，這也是被歷史實踐證明了的。
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後，為統一的成功所陶醉，沒有及時認識到打江山和守江山的區別，沒有抓住有利時機對治國的指導思想進行必要的調整，卻進而將法家思想神聖化，一味地“以吏為師”，對國家政治生活實行高壓政策，對人民則進行無窮的壓榨。嚴刑酷法的結果是天下寒心。國家統一後只有幾年，時局混亂，以致不可收拾。在內部關係的處理方面，恣意強化皇帝專制，用極端手段壓制不同意見，斥逐長子扶蘇，焚燒百家著述，坑殺學士，內部矛盾尖銳對立。
正是由於秦取天下後，指導思想沒有及時進行調整，對於已經變化了的現實沒有作出理論上的新的解釋，用以指導治國的法家思想越來越脫離社會的實際，導致了一系列經濟、政治、文化乃至軍事決策的失誤。難怪漢代有人驚呼，秦王餌的迅速崩潰，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失誤之二：統治政策的重心沒有及時轉移。秦始皇統一全國，從根本上來說，是幾百年來經濟運動規律的必然結果。經濟的發展促成了統一，國家的統一為經濟的新發展開闢了道路。全國的統一，也是勞動群眾長期為之奮鬥的結果。勞動群眾進入統一時代之後，迫切的願望是在和平安定的環境裡從事生產和生活。因此，統一戰爭勝利之後，秦始皇本應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及時地實行統治決策的轉移，將統治政策的重心由戰爭轉入到和平建設，調整生產關係，以穩定在新徵服六國的統治，以休養生息，恢復和發展經濟。只有這樣，才能使秦的統一鞏固下來。
種種跡象表明，秦始皇對這一點並非全無覺察。他廢分封，就是考慮到天下戰爭不休，也正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他“墮壞城郭，決通川防，義去險阻”，以鞏固統一的局面。應該說，秦始皇在統一後還是覺察到社會需要“寧息”的。但是，他看重個人的權勢，更甚於社會的長治久安。因而他不可能找到社會“寧息”的正確途徑，自覺地實行統治政策重心的轉移。
相反，他為了滿足個人對權勢和財富的貪慾，統一戰爭剛剛完成，就馬上進行南北拓邊，使人民繼續疲於奔命。 同時，又大修宮殿，築墳墓，還有多次的大巡遊，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無止境地加重了人民的勞役和賦稅，再加上刑罰的嚴酷，讓大批農民喪失了個體經濟的地位，而成為國家的刑徒和奴婢。社會始終不得安寧，農民無法正常生產，經濟的殘破，更加速了社會的動盪。
歷史實踐證明，秦始皇沒有，也不可能把統治政策的重心轉移到穩定統一局面，恢復和發展經濟上去。而這種政策重心的轉移，又是當時形勢所需，人心所向，關係到秦帝國統治的成敗，秦始皇無視這一基本因素，結果喪失了恢復、發展經濟的大好時機，嚴重削弱了秦帝國的基礎。
失誤之三：沒有安撫六國人心。秦的統一雖然有著深廣的歷史基礎，但是，這種統一基本上是在十年之內用軍事手段來取得的。由於時間短迫，極帶強制性，統一的基礎並不牢固。能否鞏固和發展這種統一局面，既要取決於對六國舊貴族勢力的控制，更要贏得六國人民對新的統一帝國的擁護。
東方六國政權林立，紮根甚深，延續數百年之久，貴族人數眾多，且勢力深厚。秦的統一戰爭給六國的打擊是致命的，各諸侯國的國王無一漏網地被俘獲，其餘的絕大多數貴族均成為階下之囚。秦對這些貴族基本採取三個措施，一是殺掉才智傑出的人，二是遷徙流放，如滅趙後，趙國的貴族被遷到葭萌，僅始皇十六年，一次就遷徙豪富十二萬戶於咸陽。三是將其降為奴僕。至於那些漏網的六國舊貴族，有的隱匿民間，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有的則亡命天涯，如張良、張耳、陳餘等。從後來反秦鬥爭的形勢看，六國舊貴族投入反秦行列者雖有一定數量，但真正的顯要人物卻極少，可見，秦始皇對六國舊貴族的控制雖有疏漏之的地方，但從總體看這種控制還是嚴格的、有效的。
六國人民是秦帝國的基本居民，耕耘著帝國的大部分土地。一般來說，六國人民對秦統一王朝的建立是支援並寄予希望的，但他們畢竟不同於關中秦國的百姓。他們是“新附”之民，既可以擁護新的統治者，也可以萌生復國的願望，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即反映了這種情緒。
在如此情勢之下，秦始皇理應採取措施安撫六國人民，以爭取和贏得他們對秦王朝的擁護，但事實卻與此相反。在現存的歷史文獻中，我們未能發現秦始皇給東方六國人民優惠政策的蛛絲馬跡，倒有種種跡象表明，他對六國的統治政策，比對秦國故地更為苛嚴，壓榨更為殘酷。從始皇陵園及墓葬中發現的不少磚瓦，上有印文，記載有修造陵園的刑徒工匠的籍貫，大量的陶文表明，這些刑徒工匠都是從關東各地輸送來的。六國人民被趕到邊境服役的 “殭屍滿野，流血千里”。這說明，秦始皇沒有安撫六國人民，迫使他們萌發了叛秦復國的要求。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殘餘的六國舊貴族乘機面起，秦始皇無法贏得六國人民的擁護，秦的統一大業自然也就無法維持下去。
失誤之四：北伐匈奴。在具體措施上，秦始皇的失誤很多，如焚書、坑殺學士，大興土木，尋仙求不死之藥、重用趙高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北伐匈奴。北伐匈奴的失誤，主要是在準備不足，主客觀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過早地發動了對匈奴的戰爭。
匈奴是在遊牧生活環境中聚集起來的部落，遷徙頻繁，難以控制，又善於騎射。在浩瀚的沙漠和草原上，晝夜之間他們能奔襲千里，而秦始皇沒有武裝並訓練出強大的騎兵，面以步戰，車戰為長的中原之兵去對付匈奴很難奏效。再者，秦始皇在沒有實行休養生息、社會經濟沒得到恢復和發展的情況下，又進行大規模的北伐戰爭，國家的人力，物力、財力實難支撐，因而不得不將戰爭的負擔轉嫁給百姓，其後果可想而知。
就其後果而言，北伐匈奴雖暫時延緩了匈奴的侵擾，但使秦帝國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秦從匈奴手裡收回了河南地，但三十萬大軍只好“宿兵於無用之地”，進退兩難。不僅如此，還得在漫長的北部邊境上修築長城，以此作為抗拒匈奴的屏障。蒙恬所部大概三十萬人，築長城大概四十萬人，再加上後勤運輸等數十萬，北伐匈奴實際動用了一百幾十萬的壯丁。這些人被徵用，不僅在廣大範圍內影響了社會生產，同時大批兵卒、築城者、運輸夫的死亡，嚴重摧毀了社會生產力。至於北伐匈奴所消耗的社會財富更不知有多少。總之，由於北伐匈奴，迅速激化了秦朝的社會矛盾和其他矛盾，最終掀起了反秦大起義的狂瀾。
賈誼在總結秦亡的教訓時指出：一要總結歷史經驗，並根據當時的情況制定政策和策略，並運用於社會實踐之中；二要根據形勢的變化，變換統治方法，有步驟有節制地進行社會改革。秦始皇的統治之所以連連失誤，最基本的原因在於不能審時度勢，從客觀實際出發來決定統治的方略和具體的社會政策，而是高踞於封建專制之巔，以自己的意願為中心，結果脫離了他所依賴的社會意願，脫離了歷史發展的需要，招致了二世而亡的慘重結局。
結語秦始皇不愧為一代梟雄。在秦的昌盛道路上，他積累了成功的經驗，在秦的衰亡過程中。也給後人留下了失敗的教訓。勝也罷，敗也罷，這已經是遠離我們的歷史了。但歷史的發展是一個積累的過程。我們在今天追求美好的未來時，也可以從秦始皇那裡得到某些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