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是漢人逐步形成過程中，那時更多的是“凡日月所照，皆為漢土；江河所至，皆為漢臣”（漢宣帝時）。在形成過程中，雖有“華夷之辯”、魏徵也有“夷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強必寇盜，弱而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之語，然而，當中原政權處於強盛、乃至弱勢之時，中外交流甚至對外學習從來沒有間斷過。

漢唐的民族自信

君不見，我們吃的、穿的、用的，在漢唐時許多都與交流有關。那時的漢唐很自信，認為“交流”可以讓自己更強大、聯盟讓自己更富足。絲綢之路，無論路上還是海上都沒有間斷過。甚至漢唐時期反而非常發達。

唐朝自高祖、太宗、高宗時期，在法律上（主要是指《唐律疏議》）經歷過“禁止邊疆百姓與他族通婚”到“百姓可以與他族通婚，但女性不得帶離唐境”的規定。

也就是族際婚、國際婚在唐高祖到高宗三代皇帝間都在不斷變化。從唐高祖時期，唐朝弱勢情況下保衛邊疆安全，到高宗時期因為強大開始接受族際、國際婚姻。

天寶年間，甚至邊疆諸鎮多由非漢人將領擔當。雖然經歷“安史之亂”這一統治階層內部戰爭（雙方都是各個民族加入，根本不是一些人稱呼的民族戰爭），但即使“安史之亂”後，中外交流都沒有斷絕，甚至出現大食（阿拉伯人）李彥生成為中國第一位外國進士，之後是朝鮮半島人做進士。而這些在漢唐時期並不鮮見，漢武帝時期的匈奴人金日磾甚至成為“顧命大臣”！

漢唐的自信，是從裡到外的真自信。

秦漢後三次中原政權危險時刻：哪次最危急

自唐朝滅亡後，中經五代十國的亂世，周邊契丹族崛起，中原政權受到重大打擊。但平心而論，其程度尚不如“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那樣危險。

五代十國與東晉十六國、南北朝相比，一個歷時101年、一個歷時186年（黃金三晉去除）。這些政權中，中原政權仍然在內部是強大的。

遼宋夏遼蒙時期，作為第三次中原政權弱勢時期（907年遼國建立、1279年南宋滅亡）的372年，比起前兩次其實要平穩得多，也就是說，這次割據的慘烈程度並沒有前兩次大。只不過蒙古帝國滅金夏的歷程非常血腥。

元朝自統一中國到滅亡的89年裡，比較和平的時間也有72年（1351年紅巾軍起義代表元朝大亂）。其統治階層已經“半儒家化”。中原政權境內的南北方歷經72年發展，原有的漢文化、儒家文化已經受到很大削弱。從這個意義說，對於漢文化、儒家文化來說，元朝的72年的影響更劇烈。

從隋文帝到唐太宗；從宋太祖到宋真宗、從明太祖到明宣宗：民族自信終變成民族自戀

面對最危險的“東晉十六國”階段，從隋文帝到唐太宗的68年間（從581年到649年），在重新拾起漢文明的同時，隋朝開創性地完成了“科舉制”的建立、擴大，唐朝又將其作為打擊門閥士族的手段。儒家實力逐漸成為行政的主體，道家因為比較符合皇族的心理也一直是其倚重的思維，但逐漸退居二線。儒家成為顯性第一。

面對“五代十國”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常態，面對藩鎮割據百年的後遺症，北宋終於開創了“文人治國”的千年時代。面對著百年來，皇族的不斷被滅族，趙氏家族終於明白什麼“天下”，社稷才是最關鍵的，只要能保住政權、不被族滅，宋朝開始變得自私自利，那麼什麼最讓然變得自私？那就是自我享受。

宋仁宗為了皇位，把“經濟既得利益者”的範圍，從文武到親族，從官員到地痞統統給予商業的自由。大宋的繁華至此，在享受人數和範圍最廣的情況下，逐漸變成“三冗”龐雜。

最終，在自我享樂、自我繁榮下，宋徽宗、蔡京、童貫時代來臨，靖康之恥是中原政權最恥辱的時刻，但對於這種恥辱的恥辱感仍然沒有皇位重要，南宋政權和祖先一樣，不僅僅放棄了部分疆域，更放棄了大部分疆域。

宋朝把“皇權的自私自利”發揮到極致，不僅皇權變得自私，文臣及其背後的儒生也開始變得無恥。

面對元朝有效統治72年，中原傳統統治區內的漢人沾染了很多胡風胡俗，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一方面用“儒家”從上到下、從禮教到吃喝拉撒都進行了儒家化治理，從而最大化的恢復了儒家治理；另一方面皇權的自私自利也讓其繼承了宋朝的皇權基因，閉關鎖國自此成為六百年的主流形態。

在閉關之下，夜郎自大、不思進取、不敢與外競爭、只求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安安穩穩，對眉毛外發生的事情不再關心。漢唐的民族自信下的互相交流、互相學習，變成了不僅皇權、文人，整個國民都開始關起門來自娛自樂。

明清的民族自信與其說是自信，還不如說是自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