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一聲嬰兒的啼哭打破了慈慶宮的寧靜。與其他的皇子皇孫沒有什麼不同，這個男嬰的降生並沒有對當時的後宮產生多大的震動，因為在皇帝和大臣們眼中，只有“潛在的太子”才能引起他們的注意。

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這位剛滿十一歲的少年被封為信王。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他的一生可能會像其他的皇族一樣，在極致奢華的物質享受中度過枯燥無味的一生。可上天卻給他安排了另一條不同尋常的道路，一條他自己都不曾設想的道路：成為大明的皇帝。

說到這兒，我想大家已經猜到了今天故事的主角了——明朝的最後一位皇帝，明思宗朱由檢，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崇禎皇帝。

崇禎皇帝

崇禎皇帝無疑是古代諸多帝王中最具話題性、且極富有爭議的帝王之一，因為他身上有著太多的“不一樣”。其中最為顯著的一點就是：歷朝歷代的末代皇帝往往都“惡評如潮”，無論是治國方略，還是個人品行，絕大多數的末代皇帝都做的一塌糊塗。而崇禎在死後卻受到了古代文人的“一致好評”。

無論是《明史》中的評價還是在清朝乃至近代的某些文人口中，崇禎都被塑造成了一個勤勉節儉、勵精圖治、想要力挽狂瀾的“聖主”。這一點從他的諡號中就不難看出：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古代皇帝諡號普遍很長），我們再簡單舉幾個古代諡法稍作說明：道德博聞曰文，學勤好問曰文；威強敵德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屢徵殺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

因此，當我們瞭解了崇禎在史書中的形象後，必然會更加疑惑：這樣一個皇帝，是如何親手葬送了大明王朝的？

崇禎皇帝

在瞭解崇禎皇帝的執政方式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一下，他是在怎樣的大環境下接手了“最高權杖”。

公元1627年，朱由檢即皇帝位。此時的明王朝，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異常尖銳，生產關係嚴重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土地兼併達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明末秦王在西安府的莊田就遠在八千九百頃以上。九千歲魏忠賢的莊園佔地也達一百萬畝。而在一般地主中多者千頃，小者亦不下五、七百頃。隨著土地的集中，大批農民淪為佃戶和奴僕。

江南“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十分之一的人佔有田地，十分之久的人為他們耕作）。政府的壓榨也越來越重，從萬曆四十六年起加派遼餉,以後又有所謂的“剿餉”、“練餉”，共加派了一千六百七十萬兩，比政府的正賦還多出一倍。地主又用各種辦法將負擔轉嫁給小農，小農輕則忍飢挨餓、重則家破人亡。

另一方面，萬曆年間張居正改革的巨大成果，早已被揮霍一空，神宗連續二十餘年不曾上朝，深居宮中，聲色犬馬，縱情享樂。從皇帝到臣子，無不“貪財惜命”。加上天啟一朝，魏忠賢把持朝政，閹黨禍亂天下，搞得朝廷上下烏煙瘴氣——此時明朝的官僚體系已經從根子裡爛掉了。

人禍不已，天災不斷。從萬曆到崇禎年間，全國各地陷入了連年災害之中。由於朝廷殘酷的壓榨和野蠻的政治壓迫，社會生產力受到了嚴重的破壞，人們無法抵禦水災、蝗災、旱災和瘟疫的肆虐，造成了農村“十室九空”，甚至出現“母烹其女”“父子兄弟夫妻相食”的現象。嚴重的“天災人禍”很快就導致了農民起義的大爆發！

明末的農民起義遍及湖北、江西、廣東、浙江、福建、江蘇、 山東等地，與之遙相呼應的還有南方佃農的抗租鬥爭和奴僕暴動，以及城市的反對礦、稅監的鬥爭。加之關外崛起的後金正虎視眈眈，隨時準備“趁你病要你命”，明朝起數將盡的徵兆已經再明顯不過了。這時候別說是崇禎皇帝，就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也不可能讓大明“重回正軌”。

但我要說的是，崇禎仍算得上是一位“亡國之君”，他說朝堂之上“皆是亡國之臣”，只是他人生中數次甩鍋的其中一次罷了。

儘管剛剛即位的朱由檢不過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卻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除掉了當朝第一大“毒瘤”魏忠賢，並在後續的工作中逐漸掃清了“閹黨”，如此傲人的政績當然不應該被忽視。但崇禎在親自處理政務之後的表現，說是一塌糊塗也毫不過分。

其一，剛愎自用，獨斷專行。崇禎八年，五省總理（軍務）盧象升與洪承疇合力剿匪，全殲闖王高迎祥主力騎兵，戰功顯赫。盧象升的主力屬於騎兵,慣於在平原馳騁,不善山地作戰,當江北、河南的各部農民軍進入河南、湖廣邊境的大山之中後,崇禎命其入山進剿,因大山綿亙,騎兵無法施展,全靠步兵攀援,導致進度異常緩慢。

為此，盧象升請求朝廷收回成命，但崇禎仍嚴令在五個月內蕩平“流寇”，全然不聽臣下申辯；又有陝西巡撫孫傳庭，足智多謀，能征善戰，文韜武略皆備，曾與洪承疇東西夾擊，俘獲闖王高迎祥,重創李自成。就在剿匪大業即將成功之時，清軍突破長城要塞大舉南下，崇禎在“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中把孫、洪兩部調離陝西戰場，孫傳庭本想據理力爭，主張趁此時機一鼓作氣消滅起義軍。

但崇禎卻固執己見。結果致使李自成得以逃脫而東山再起，數年圍剿之功毀於一旦。心中憤懣不已的孫傳庭以有耳疾（確有其事）為由不去上任。崇禎便派巡按御使楊一儁核實，楊一儁回朝後稱孫傳庭並非“託疾”，但崇禎堅決認為楊是在包庇孫傳庭，於是派錦衣衛將他們押解回京。致使一員大將無端受屈，入獄三年。最終貽誤戰機，釀成了無法挽回的後果。

其二，猜忌成性，患得患失。這一點從崇禎“前無古人”的用人方式便可看出。崇禎在位共十七年，在這十七年中，首輔換了五十位。而宋開國至元祐初百三十年，至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範純仁為相時，始為五十一人。十七年的時間就用了宋朝一百三十年的宰相數（這裡暫且將首輔≈宰相）。

又據史料記載，“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書十七人，薛貞以閹黨抵死，蘇茂相半歲而罷 ，王在晉未任改兵部去……胡應臺再召不赴，繼其後者張忻，賊陷京師，與子庶吉士端並降。刑部尚書這樣的高官十七年換了十七個。而且，自帝自即位以來，誅總督七人：崇儉及袁崇煥、劉策、楊一鵬、熊文燦、範志完、趙光忭也。十七年裡殺了七個總督。我們暫且不論其中是否有冤屈，不該殺之人、有不該更換之人，如此頻繁的官僚更替，上層的指令有如何得到實施？政策如何得以推行？

朝中大員的升遷、貶謫，乃至生死存亡，只在彈指一揮間，一切全憑崇禎的好惡決定，那滿朝大臣最後剩下的，就只能是“阿諛奉承”“欺上瞞下”的庸碌之輩。

崇禎

其三：刻薄寡恩、殘忍嗜殺。臣子剿匪、禦敵有功時，極盡吝嗇，不肯大加封賞，以資鼓勵。稍有犯錯，便嚴懲不貸。明末大文豪張岱稱他：“焦於求治，刻於理財，渴於用人，驟於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用人太驟，殺人太驟，一言合，則欲加諸膝；一言不合，則欲墜諸淵…”

崇禎是否符合這樣的評價，我們舉幾個例子便可說明。兵部尚書孫承宗由於在敵我懸殊的情況下失利，崇禎就認為他喪師辱國，罷免了孫承宗的官職，致使內憂外患日益加深，一發不可收拾；同為抗清名將、曾在寧遠大捷中重創努爾哈赤的袁崇煥，崇禎卻聽信讒言認定袁崇煥與金人私通，大逆不道，將其凌遲處死（千刀萬剮）。

陝西總兵賀人龍，只因是李自成的同鄉，就被懷疑私下與李自成勾結而被處死；其餘邊關督撫，偶有失敗，丟棄城池者，不問青紅皂白就處以極刑的例子，數不勝數。

其四，遇事推諉，毫無擔當。論推脫責任，崇禎皇帝一直是一把好手。崇禎十五年，松錦之戰明軍戰敗，處在內外交困之中的皇上也明白，不可能“兩線作戰”，於是就想到了與金議和，集中力量對付內部的農民起義。

可被委以“談判”重任的兵部尚書陳新甲意外走漏了風聲，結果崇禎自己立刻“翻臉不認人”，在表面了自己的“主戰立場”後，將陳新甲處死；我們知道，歷史上的王朝在出現“嚴重危機”的時候，有過“南遷”成功的例子，唐、宋兩朝就是如此。

崇禎皇帝並非沒有想過南遷，但為了保住自己的“好名聲”，一直緘口不言。最後，他找到了內閣首輔陳演，想讓他替自己說這個話，結果在轉過天來的“朝臣會議”中，陳演絕口不提南遷之事，氣的崇禎皇帝怒不可遏，卻也毫無辦法。“決定我做，責任你擔”，這樣的君王，有怎會有臣子願意替他賣命？

松錦之戰

可當我們將視線迴歸到崇禎皇帝的家庭，回顧朱由檢的人生經歷，彷彿他的所有缺點，似乎又變得可以理解（不是說“可以原諒”）。朱由檢的父親明光宗朱常洛，是萬曆的長子，卻不是嫡出。萬曆最喜歡的孩子，乃是由鄭貴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但在大臣們的據理力爭下，朱常洛還是在二十歲的那一年被立為太子，不過仍然不受父皇的喜愛。

萬曆四十三年，慈慶宮發生了著名的“梃擊案”，一陌生男子持棗木棍闖宮，逢人便打，經審訊後，鄭貴妃被懷疑是幕後主使，但最後也不了了之。在此後十九年的太子生活中，朱常洛生活失意，精神苦悶，只是縱情酒色。光宗繼位後，鄭貴妃先是進奉美女，使光宗因貪色而病倒，繼而指使太監用大黃通利，這一熱一冷的刺激下，使明光宗僅在位一個月便暴斃而亡。

兄長朱由校（即天啟皇帝）登基後，乳母客氏因害怕後宮嬪妃生下皇子導致自己失寵，因此只要有人懷孕，客氏與魏忠賢便明裡暗裡下毒手。朱由校儘管生下不少皇子，但無一存活。因而朱由檢才能“兄終弟及”，在兄長召其進宮時，朝廷內外遍佈魏忠賢的死黨，極度的緊張與恐懼導致朱由校一夜未眠，始終佩劍在身，連宮中的食物都不敢吃，只能“自帶乾糧”。這就是朱由檢的成長環境。

從孩提時代開始，他就生活在被冷落、被迫害、被猜忌的太子宮中，這種氛圍幾乎伴著他的整個童年。生活沒有教給他信任，沒有教給他寬厚，生活使他變得多疑、寡恩、剛愎自用，他是一個有著嚴重性格缺陷的皇帝。換句話說，朱由檢在登基之時，既沒有想好如何做好皇帝，也沒有能力成為一個“好皇帝”。而他所謂的勵精圖治、宵衣旰食，最終也只能換來明朝的“加速滅亡”。

參考文獻：

《明史·本紀第二十四》張廷玉·清

《石匱書·後集卷第一·烈皇帝本紀》張岱·明

《明莊烈帝論》全祖望·清

《明史紀事本末》谷應泰·清

《崇禎五十相考》李慈銘·清

《崇禎皇帝大傳》張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