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出現任何事件，洋務派和守舊派的爭論就沒有聽過，但這兩派之間針對三個大事件時有三次大的爭論下面來一一講述。

自19世紀60年代起，在洋務事業向前推進的同時，清朝內部在外交、軍事、工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問題上存在著嚴重分歧，逐漸形成了洋務派與守舊派兩大對立派別。守舊派以出身科舉正途計程車大夫為主體，多諳熟章句舊學，對傳統的政教根本、治術精華瞭解頗深，思想教養上師法前哲，為士林所尊奉，在全國具有強大的政治勢力和深遠的社會基礎。其中多數人與外國接觸較少，對中西間的實力差距認識也十分模糊。雖然洋務派推行的“自強新政”沒

洋務派代表人物

有觸及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但守舊派不屑於部分洋務派士人的非正統出身和洋務活動中的貪汙行為，對奕訴、李鴻章等人所從事的洋務事業更是不以為然，將其視為有悖祖制和聖人古訓的荒謬之舉，“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2。在興辦洋務的最初幾年，雙方鬥爭尚未表面化。從60年代後期開始，兩派論爭越演越烈，其中影響比較大的先後有同文館、造船、修鐵路三次，爭論的焦點集中於是否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生產技術。這實際上是統治集團內部開明與保守、革新與守舊的不同政見之爭。

1866年年底，為適應洋務事業的需要，奕訴等人奏請在同文館內增設天文算學館。

京師同文館

招收三十歲以下的翰林、進士、舉人、貢生以及科舉正途出身、五品以下的京外官員入館學習，並擬訂章程六條。奕訴等人本想借此轉移士林風氣，爭取士大夫階層的支援。但事與願違，這一奏議遭到部分守舊官員的反對，直接引發了洋務派與守舊派的首次爭論。1867年3月，山東道監察御史張盛藻首先上奏表示反對，認為以科甲正途人員從事天文、算學，實為重名利而輕氣節之舉。因此建議由欽天監、工部分別選拔生員和武弁學習。這一主張被清政府否定，未能透過。半個月後，大學士倭仁呈遞奏疏，稱“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3，認為講求天文、算學，無須師法夷人，在全國範圍內招募相關人才即可。奕訴等不肯示弱，對倭仁等人的言論進行了有力的駁斥。他們指出增設天文算學館的目的在於徐圖自強，而非空談，並斥責倭仁等人的觀點純屬危言聳聽，“以忠信為甲胃，禮義為幹櫓”的措辭實在不足為信，對實際也毫無裨益。最終，清政府批駁了倭仁的論點，令其出任總理衙門大臣。但倭仁以落馬摔傷為由，拒絕赴任。在這場關於同文館是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的爭論中，洋務派雖有所勝出，使天文算學館得以興辦，但在理學大家倭仁等人的影響下，京師各省士大夫“聚黨私議，約法阻攔，甚且以無稽謠言，煽惑人心”“，致使報名應考者寥寥無幾，原有意人館學習的科甲人員無一人報考。

沈葆楨

至19世紀70年代，雙方又在是否繼續設廠造船和籌措海防的問題上發生激烈爭論。1872年1月，內閣大學士宋晉奏稱建造輪船雖然用以“制夷”，但議和後即用處不大，還有礙“和議”，加之自制輪船不如外國輪船便利，故造船“名為遠謀，實同虛耗”。遂以靡費太重而無實用為由，要求停止福建、上海兩處輪船局繼續造船，將每年劃撥的款項轉解至戶部。歷任閩浙總督吳棠、英桂、文煜也持有相同意見。清政府將此轉發至各地疆臣，引起一番新的爭論。左宗棠強調造船“實國家斷不可少之事”，若貿然停止製造，就會使國家“旋失自強之遠圖，墮軍實而長寇仇，殊為失算”。沈葆核在奏疏中指出，造船的主要目的在於未雨綢繆，並逐條批駁宋晉的論點，認為宋晉等人以造船妨礙和議及輪船質量落後於西方為藉口，反對造船，實為虛妄之談。在左宗棠、沈葆楨等人的據理力爭下，清政府最終否決了宋晉的意見，福州船政局、江南製造總局得以繼續建造輪船。

福州船政局

19世紀80年代，雙方在修築鐵路問題上發生了第三次大爭論。1880年12月，淮軍將領劉銘傳奏陳鐵路在用兵、漕務、賑災、商貿、礦務等方面的作用，建議借外債修築由清江經山東至北京以及由漢口經河南至北京兩條鐵路。這一建議立刻遭到內閣學士張家驤的反對。他在奏摺中列舉鐵路的三大弊端：外國人可乘鐵路到處往來，有礙國安；修築鐵路會滋擾民間，毀壞民田、房屋及墳墓，破壞風水；鐵路興起後會奪民生計，使輪船招商局瀕於倒閉。李鴻章在覆奏中極力支援劉銘傳的建議，並從用兵、稅收、拱衛京師、賑務、漕運、通訊、交通等九個方面論證了鐵路的好處，對守舊派的論點進行逐條批駁。劉銘傳和李鴻章的主張再次遭到守舊派的群起反對。他們認為鐵路“行之外夷則可，行之中國則不可”，指斥李鴻章等人“直欲破壞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亂天下”。由於興辦鐵路的工程量大，牽涉面廣，對傳統舊俗的衝擊較大，因而兩派在這一問題的論爭更為激烈，持續時間也最長。在守舊派的抵制下，1881年至1886年間，清政府僅因開平礦務局運輸煤礦的需要，修築由唐山經胥各莊至閻莊(蘆臺附近)的鐵路，全長約八十五里。1887年3月，為解決運兵困難，海軍衙門大臣奕謊奏准將鐵路從閻莊經大沽延長至天津。次年，津沽鐵路告成。奕謊又奏請將鐵路修至通州，在朝內掀起軒然大波，導致津通鐵路的修築計劃擱淺。

在興辦洋務的過程中，洋務派與守舊派的分歧與鬥爭從未間斷。除以上三次論爭之外，舉凡重大的洋務活動或對外交涉，諸如天津教案、馬嘉理案件、中法戰爭、開採礦藏、興辦電報等問題，雙方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爭論與衝突。那麼慈禧太后在這期間都偏向了誰呢？其實慈禧太后只是微微偏向洋務派，但為鞏固個人權勢，採取權力平衡的政治手腕，一方面支援和重用洋務派官員，興辦洋務；一方面又只是有限度地壓制守舊派官員，藉以牽制洋務派。這無形中增加了辦洋務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