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車馬很慢，書信很遠，一生只夠愛一個人。"作家木心的這句話，曾經風靡了整個網路，引起了不少青年男女對古時候這種堅定愛情的嚮往。的確，不夠發達的交通，減少了愛情的複雜性。當然，帶來堅貞愛情的同時，很慢的車馬也會引起不一樣的冤情。明朝的"空印案"便是如此。

與郭桓案、藍玉案、胡惟庸案並稱為明初四大案的空印案，發生在明太祖朱元璋執政的洪武八年，起因是一張帶有官員印章的空白文書。

這個案件的後果有多嚴重呢？著名歷史學家吳晗在《朱元璋傳》中寫道："空印案與郭桓案連坐被殺達七、八萬人。"且不論當時的人口多少，單看這七、八萬的數字，便是一個不小的數目。一張小小的空白文書，何至於帶來這麼大的後果？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

“草根皇帝”朱元璋

出生於草根階層的明太祖朱元璋，放過牛、入過伍還出家當過和尚。從小就看遍了人情冷暖的朱元璋，在成為皇帝后，格外體恤百姓的疾苦。而且，布衣出身的他對朝中的官員貴族們總是抱有一種懷疑的態度。最擔心的就是他們貪汙腐敗，禍害百姓。

朱元璋經常對臣下說："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間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也因此，在處理官員貪腐時，朱元璋是毫不留情。"空印案"便是他首次大規模整治官員貪腐的著名案件。

無人不知的"潛規則"

古時候，沒有火車，沒有飛機，人們出門全靠車馬。極其不便利的交通，不僅影響人們的出行，也影響政務的處理。當時，政府規定，各地方官員每年都要向戶部呈交地方一年的財政收支和稅款的賬目。

那時候的稅款便是糧食。對於財政上的數字，分毫不差是基本的要求。然而，交通不便，使得糧食在運輸過程中，總會產生一些誤差。而一旦出現了誤差，各地方官員必須重新填報數字，並重新蓋上地方的印章。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戶部位於都城，離都城近點的地方還好，一來一回車程不算太遠；離都城遠的地方就不太方便了，一來一回少則一個月多則半年，不但耗時耗力，還影響政務的處理。

於是，久而久之，在各官員間便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即各地方官員在進京彙報之前，都會隨身攜帶幾張蓋有地方官印的空白文書。這樣，一旦出錯，就能當場改正填好，省時又省力。

於公於私，這樣的做法都是極其便利的。因此，即便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這條自元朝便存在的"潛規則"還是一直保留到了明朝，併成為了明朝各官員之間心照不宣的事情。

可是，這樣一條眾人皆知的規則，唯獨對於明太祖朱元璋來說，是陌生的。所以，當一張蓋有地方官印的空白文書被呈放到明太祖的案桌上時，天子盛怒。

天子一怒，伏屍百萬

天子盛怒，後果極其嚴重。朱元璋在發現了官員之間這一"潛規則"後，認為這是各官員在貪汙舞弊，欺下罔上，盛怒之下，下令"主印官員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於是，上至戶部大臣下至各地方官員，234個州、1171個縣的大小官員全被處死問罪。這在當時，可謂驚天動地。

處理完參與"空印"事件的官員後，同一年間，天空出現了"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場面。出現了異常的天象，作為皇帝的朱元璋下詔求言，但凡能切中當時時局利弊者，均加官進爵。有位名叫"鄭士利"的書生站了出來，為當時因"空印案"獲罪的官員進言。

不聽你解釋

用鄭士利本人的話來說便是："上不知，以空印為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也就是說，皇帝是因為不瞭解空印，所以才會怪罪這些官員，假如有人向皇帝解釋了其中緣由，皇帝一定會理解的。

彼時，正逢鄭士利的兄長因為"空印案"被牽連入獄，而皇帝下詔"有假公言私者，罪"。所以，鄭士利等到他兄長被放出來後，才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呈交給皇上。在這封信中，鄭士利為天子詳細地解釋了空印的來龍去脈。

其一，這些官員攜帶的空印文書是騎縫章，一張紙上只有半個章。而其他文書必須使用完整的印章，因此，皇帝所擔心的有心人利用這些文書危害百姓的事，根本不會發生。

其二，各地方距都城較遠，來回不便。如果出現差錯便回去修改，一來一回間耗時極長。

其三，任何案件的審理都要依據法律，但是空印事件由來已久，並且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所以，即便這些官員有瀆職之罪，也罪不至死。

其四，國家培養一名官員並不容易，這些被處理的官員中，很多都是通情達理清廉明察的人才，一旦被處死，國家就會損失很多棟樑之才。

鄭士利的這封書信可謂情真意切，不過，朱元璋可不買他的賬。看完書信後的明太祖，大怒，認為一定是有人背後指使鄭士利這樣做，不然一介書生，怎麼有膽寫出這樣的書信。

於是，朱元璋下令徹查此事。結果當然是沒有查出什麼。據《明史·鄭士利傳》記載："士利笑曰；'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為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為我謀？'"

最終，不但因為空印案被抓的官員沒有被赦免，就連已經被放出來的鄭士利的兄長也再次被抓了起來。而鄭士利本人也被流放江浦。

不過，鄭士利本就是抱著必死的心呈交的書信，他說："然殺我，生數百人，我何所恨"。雖然最終落得流放的下場，但作為歷史上唯一一位因為一封書信被載入史冊的老百姓，鄭士利也算是名垂青史了。

在《劍橋中國明代史》中有這樣的一句話："皇帝對任何不忠的表現都是極其敏感的"。因此，即便在各官員看來是公私兩便的措施，但是隻要是存在不忠的現象，在皇帝心中就是不能容忍的存在，更何況是對貪官汙吏深惡痛絕的明太祖。

儘管明太祖朱元璋藉由"空印案"對官員們殺一儆百，但是明朝官員的貪汙腐敗並沒有因此絕跡。後來的郭桓案、藍玉案、胡惟庸案等便是最好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