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鈞全家照（後排左一為章伯鈞，前排左一為李健生）資料照片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黨）成立於1930年8月，是8個民主黨派中成立較早的，主要創始人有鄧演達、黃琪翔、章伯鈞、彭澤民、季方等。1947年11月，作為當時農工黨主要領導人的章伯鈞及其夫人李健生等，為應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在各方幫助下成功在滬脫離險境前往香港。1948年5月，農工黨在香港響應中共中央關於召開新政協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五一”號召。農工黨總部曾兩次遷滬上海是農工黨的重要活動地區之一，民主革命時期曾兩度把中央設在上海。第一次是1930年8月創黨時期。1927年5月，國民黨左派領導人鄧演達鑑於當時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已決意背叛革命，為了貫徹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醞釀組織新的政黨。1930年8月9日，他在上海法租界薩坡賽路290號（今淡水路332弄1號），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幹部會議，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931年11月，鄧演達被蔣介石下令殺害。1935年，農工黨率先響應中國共產黨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於同年11月10日在香港九龍召開第二次全國幹部會議，改黨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同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為推動抗日而努力。1941年3月，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其主要領導人擔任民盟重要領導職務。抗戰勝利後，農工黨總部第二次遷到上海。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農工黨總部辦公地就在愚園路聯安坊11號（今愚園路1320弄5號樓）的樓房內。這裡也是中國農工民主黨第四次全國幹部會議召開的舊址。1947年2月3日，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在愚園路聯安坊召開了第四次全國幹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來自全國各地主要幹部40餘人。會議通過了章伯鈞所作的《黨務報告》，會議發表宣言指出，“今日急需獲得民主”“當權政黨的利用外援進行內戰，使美帝勢力遂愈加深入，吾人勢必拒之”，主張“全國同胞及民主黨派共同推進團結，實現和平統一，建立獨立富強之國”。這次會議有兩個重要舉措：一是決定把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二是確定了農工黨在民主運動中的綱領、路線和基本方針。在此前後，作為農工黨重要領導人的章伯鈞和李健生夫婦在滬做了大量工作，並在各方幫助下成功在滬脫離險境前往香港。鬥智鬥勇的脫險歷程關於章伯鈞、李健生夫婦在滬脫險的故事，許多書籍資料都有提到，但描述得比較簡單。一次偶然的機會，筆者查閱到李健生同志的家鄉——河北省張家口市懷安縣政協1994年出版的《懷安縣文史資料》上，文中刊載了農工黨老同志陳長鬆的一篇文章回憶了這段往事。1947年2月“四幹”會議期間，李健生參與了會議的籌備和接待工作，會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是當時農工黨中央領導班子中唯一的女成員。除了繼續承擔中央機關部分內勤工作之外，她還積極從事農工黨、民盟和婦女聯合會的組織活動，發動成員和群眾投入反蔣反美愛國運動，聲援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鬥爭。民盟中央委員李文宜（中共黨員）離滬後，她接替李文宜編輯《時代月刊》，宣傳要和平、要民主，譴責蔣介石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那時，國統區通貨膨脹如脫韁之馬，物價飛漲，託友人介紹，李健生在上海私立啟秀女中（今上海市第十二中學）擔任語文教師，以微薄收入貼補全家生活。後被國民黨上海當局發現，責令該校把她解聘了。1947年10月23日，國民黨政府悍然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11月5日，民盟總部舉行在滬中委擴大會議，被迫作出民盟總部“同人即日總辭職，總部亦即日解散”的決定。在國民黨加緊迫害民主人士的情況下，當時跨農工民主黨和民盟的章伯鈞、李健生先後脫險離滬去香港。陳長鬆文中描述的經過是這樣的：章伯鈞他們的住所已被國民黨特務監視。1947年10月29日晚上，他急匆匆從外面回家告訴健生說，從可靠方面得知，國民黨馬上要對他下毒手，必須今夜乘特務撤崗機會，舉家隱蔽轉移。但是，夫婦二人帶著兩個女兒（章詒學、章詒和）同時出走，容易驚動街坊四鄰，難以避開特務耳目。因此，李健生堅持要章伯鈞隻身脫險，急忙給整理一個只帶簡單衣物的皮箱，催他快走。為了轉移特務暗設的視線，她先帶著兩個女兒走出大門，高聲叫僱一輛三輪，拉她和孩子去戲院看電影。然後，由正在她家的唐萬延同志提著那隻皮箱，陪同章伯鈞一前一後離開住所，轉移到私營三泊輪船公司經理虞順慰的公館。在虞順慰公館呆了幾天後，章伯鈞由虞順慰、王寄一、唐萬延等一起護送他搭三泊公司的貨輪到了香港。上述提到的虞順慰，是近代上海著名實業家虞洽卿的第三子，曾任三北航運公司董事長、上海市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後方四川重慶組織三北公司、川光公司，負責物資運輸，建立中國建業貿易公司。虞順慰傾向於進步，除了章伯鈞外，還曾掩護解救了沈鈞儒、李濟深、翦伯贊等人，使其安全轉道香港；王寄一是農工黨中央委員，當時以“中華海員總工會”祕書身份做農工黨地下工作，他和虞順慰有私交，是他主動找虞順慰幫忙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釋出“五一”口號後，農工黨迅速響應支援。5月5日，彭澤民代表農工黨，與其他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聯合向國內外發出通電，一致響應中共中央關於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同日，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合致電毛澤東，表示對中共中央的號召“曷勝欽企”。9月，農工黨在香港舉行了中央擴大會議。在這次中央擴大會議上，農工黨對即將建立的新中國的性質及其政策進行了深入的討論，熱忱地期待新政協的召開，積極迎接新中國的誕生。會議在《政治決議》中強調：“我們與中共不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戰友，而且是建設新中國的長期合作者。”按照擴大會議的決議精神，農工民主黨為配合解放戰爭，加速勝利程序，在香港與中共有關負責人聯絡，開始了在中共領導下新的軍事行動，主要有組織武裝鬥爭、策反蔣軍起義、破壞蔣軍作戰和蒐集國民黨的軍事情報等。1948年9月至12月，農工黨的主要負責人章伯鈞夫婦、彭澤民、丘哲等先後從香港乘船輾轉到達東北解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