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運動也可以列為中國歷史上規模巨大的起義運動，可以算是千年來以農民為主體的起義運動的最高峰了，太平天國的上層在獲得一定的成果後依舊堅持最開始的願景，那句非常熟悉的口號“薄賦稅，均貧富”也是當時人民群眾所期待的，這也是太平天國運動能夠獲得如此支援與成功的重要原因，只可惜成於理想，敗於實際。我們下面從政治和經濟兩個層面來講。

太平天國鼎盛時期

一、《天朝田畝制度》

1853年冬，太平天國頒佈了《天朝田畝制度》。這一綱領性文獻以解決土地問題為中心，對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生活和文化教育等內容做了明確的規定。

《天朝田畝制度》的主要內容是在土地所有權一律劃歸天國的前提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實行土地平均使用制。它依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則，主張在全國範圍內重新分配土地，進而勾勒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藍圖。具體辦法是根據年均畝產量的高低，將全國土地分為上、中、下三級九等，第一等即上上田，每畝前後期總產量為一千二百斤，以下各等按一百斤依次遞減。然後搭配好田和次田，以戶為單位，按照人口多少、年齡大小平均分配。凡十六歲以上的男女，可獲得一份同等數量的土地，十五歲以下則減半。同時，在人口和土地間進行整體調劑，採取“豐荒相通”的辦法，即此處荒廢就遷往其他土地豐饒的地方，往還遷徙，以豐賑荒。

天朝田畝制度

與土地問題密切相關，《天朝田畝制度》對農副業的生產和產品分配也做了具體規定。依照太平軍的編制，每二十五家為一兩，以兩為農村社會的基層單位，每兩設兩司馬一人，總管下屬家庭的生產、分配、司法、教育、禮俗以及軍事訓練等事宜。兩司馬採用獎懲制，督導各家農戶進行生產。農民除了耕種土地之外，還需從事飼養雞、豬和種桑養蠶、紡織等家庭副業和手工業。同時，每兩設立一座國庫，根據“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8的原則，農民除留足全家所食可接新谷外，須將每年剩餘的農副產品及銀錢上繳國庫，不得據為己有。在具體分配上，實行大致平均的供給制。二十五家中婚喪嫁娶等事所需錢糧，均由每兩所設的國庫按照同一標準支取；鰥寡孤獨、疾病殘廢等喪失勞動能力者，一概由國庫供養。

《天朝田畝制度》是歷代農民戰爭所提出的“等貴賤，均貧富”“均田免糧”等口號的豐富和發展，也是幾千年來農民樸素的平等思想的集中體現。《天朝田畝制度》大膽否定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財產私有制，提出了一套平分土地和產品分配的具體方案，將“均平”思想系統化和制度化，反映了農民平均土地的迫切要求，以及建立沒有剝削和壓迫、人人衣食溫飽的理想社會的強烈願望。但受農民小生產者的經濟地位影響，這一綱領將落後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固定化和理想化，在農村生產和分配上，仍以個體勞動、分散經營、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小農生產為基礎，廢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會財富，消除貧富差距，進而維持一種低下而劃一的生活水平。這體現了農民絕對平均主義的烏托邦理想，違反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具有明顯的侷限性和空想性。

《天朝田畝制度》帶有濃厚的空想色彩，加之戰爭環境和土地分配上的複雜情況，使得上述經濟方案在日常社會生活中未能付諸實踐，突出表現即根本無法解決農民的平分土地問題。定都天京後，太平軍征戰於長江中下游地區，一方面沿途沒收地主、庵觀寺廟等的田產，另一方面卻又對主動交糧納稅的地主不予深究，繼續維持原有的封建土地、財產關係。同時，受戰亂的影響，太平天國所轄區域內，部分地主官紳或遭殺戮，或逃亡藏匿，出現了大量無主土地。但太平軍對此並未採取有效措施，將其充公納入天國，佃農便乘勢而起，將土地據為己有。太平天國曾頒佈《百姓條例》等關於土地問題的規章，內容涉及土地公有、平分土地、徵集剩餘生產物、不要錢漕四個方面。但由於轄區內的土地並未統一收歸公有，無法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實行“有田同耕”。由此導致條令在推行過程中，“已無人理，究不能行”。

在絕對平均化的土地分配方案未能實現的情況下，太平天國開始變更土地制度，徵收田賦。早在《天朝田畝制度》頒佈之前，西征太平軍即已提出“薄賦稅，均貧富”的口號，並在江西境內實行“計畝徵糧”的政策；隨後，石達開在安徽安慶督辦軍政民務，也徵收租賦和工商雜稅。至1854年夏秋之際，為緩解財政拮据和糧餉緊缺的狀況，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人聯名上奏，要求在統轄區域內“照舊交糧納稅”。在洪秀全的批示認同下，先前地方性的臨時措施最終發展成為“照舊交糧納稅”的土地政策，即在不改變土地所有權的前提下，沿襲清朝舊制，根據“佃戶交租，業主完糧”“賦由租出”的原則，徵收土地稅。太平天國在安徽、江西、湖北等地“搜查從前徵冊，索收錢漕”10，徵收之物為地丁銀、漕米兩種，分上忙、下忙兩期。地主作為土地的主要佔有者，自然也是田賦繳納的最大業主，因此“照舊交糧納稅”政策的廣泛推行，實質是在承認租佃關係合法性的基礎上，維持地主收租的權利。這不但沒有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甚至連農民抗租抗糧的要求都未能滿足。真是有一顆為民的心，但到了緊急狀態時，沒有辦好為民的事。

洪秀全

二、政治體制

自金田起事後，太平軍摒棄清朝軍制，逐步建立起一種新式的軍事制度。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太平天國政權的軍事職能十分突出，形成了軍政合一的政治制度。

太平天國實行君主制的政權組織形式。洪秀全仿照“君權神授”的舊有模式，自稱天王，成為太平天國的最高主宰者。他頒佈了一套等級森嚴的宗法制度，並採取“一姓一系”的王位世襲制，封嫡長子洪天貴福為幼主，作為王位的法定繼承人。天王之下設立王、侯兩等爵位。天王與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燕王秦日綱、豫王胡以晃為宗親關係，在級別和職權上依次遞減，同時又按照各自的行序對應日、風、雨等天象，神化了太平天國的領導集團。各王開府設殿，不僅有嚴格的禮儀、警衛和服役人員，而且分別任命吏、戶、刑、兵、工、禮六部尚書，在天朝之內自立若干“小朝廷”。在太平天國前期，中央政府並未設立永久性的國務管理機關。天王臨朝而不理政，東王楊秀清則獨掌軍政大權，由此導致規模龐大的東王府和六部，實際承擔了總理國務的行政職責。

太平天國沿用太平軍的編制，在爵位和官制設定上不分文武，具有明顯的軍政合一、互為兼管的特點。從中央到地方，共設立軍師、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總制、監軍、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伍長十三級職官。中央官制中，軍師職位最高，掌管軍政，輔佐朝綱，成為掌握中央實權的首腦。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也屬朝內職官，他們沒有固定的工作範圍，實際工作仍須另行指派。居內則辦政務，出外則統軍民。

太平天國前期大體沿用清制省、府、縣舊界，將地方政權劃分為省、郡、縣三級。地方行政受中央節制，最高一級的省級行政長官由中央任命，分別委派丞相、檢點、指揮等朝內官員擔任，並以所任官員的官名為官署名稱。基於戰爭需要，地方行政事務實際操控在軍事長官的手中，省級行政長官須受當地軍事首領或更高的軍事統帥的指揮，成為其部屬或幫辦人員。郡、縣分設總制和監軍，總制管轄監軍、軍帥。各縣民政、司法、稅務、守衛等事宜先由監

軍、軍帥籌劃，而後申報總制，批准施行。總制、監軍既是郡縣行政長官，又有武裝守備之責，故被稱為“守土官”。總制、監軍多從太平軍中級軍官中選任，或由中央政府直接調派朝內職官充任或由當地統軍將領隨時委派，然後呈報中央批准。除此之外，部分郡縣長官也由經過考試及格的知識分子和清朝降官充任。

郡縣長官的行政職責主要體現在軍事、財政、司法、民政四個方面。軍事上，總制、監軍統率各部太平軍，編制地方武裝，平時守衛地方，戰時領兵殺敵。財政上，負責將各地所徵賦稅統一上繳中央，供應天京，補充軍需糧餉。司法上，民間訴訟均由“軍帥監軍區劃，而取成於總制，民事之重，皆得決之，雖大辟不以上聞””。

一般民政事務上，總制、監軍在管轄範圍內編造戶口冊，整肅吏治，督導本屬各級鄉官，維持地方治安，貫徹各項政策和法令等。太平天國在縣以下的城鎮和農村中，仿行太平軍制，設軍帥、師帥、旅帥等官職，建立起地方的基層政權。這些官員全由本鄉人充任，統稱“鄉官”。鄉官政權在編制上以軍為單位，每州縣含三至六軍不等。按規定，每家出一名伍卒，五家為一伍，其中設伍長一人；五伍為一兩，各設兩司馬一人；四兩為一卒，各設卒長一人；五卒為一旅，各設旅帥一人；五旅為一師，各設師帥一人；五師為一軍，設軍帥一人。軍帥為一軍的最高長官，統率官兵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各級鄉官的產生方式主要有兩種，即在鄉里公舉，或由上級衙署直接委派。鄉官兼管文武，平時帶領民眾從事農副業生產，寓兵於農；戰時則調集鄉兵，協助太平軍作戰。鄉官在各地催徵糧餉，供應軍需，同時又負責清查戶口，編組當地居民，管理民事訴訟，維護地方治安，從人力、物力上支援了太平天國政權的穩定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