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北京、天津、上海和國都南京被日軍攻陷，中日戰爭引起了國外媒體的關注。長期報導中國訊息的《倫敦新聞畫報》在此期間刊載了大量珍貴的現場照片，其中一張刊登於1937年11月27日有關上海四行倉庫八百壯士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上海：英國防禦指揮官；閘北的戰鬥》，（收錄於 《遺落在西方的中國史：<倫敦新聞畫報>記錄的民國》）

相關的圖片配文如下：

它拍攝於中國軍隊的“敢死營”在閘北被疏散時後路被敵人切斷的情況下仍然堅守陣地。我們的讀者還記得，這件事是在非常奇特的情況下發生的，因為日本人企圖把中國人趕出倉庫的行動有很多人在觀察，後者聚集在公共租界的邊緣上。——《倫敦新聞畫報》1937年11月27日

諸多有關抗戰的歷史影像資料給我們的印象是，呼嘯而過的炸彈，葬身火海的樓房，驚慌逃竄的國人，蠻橫無理的日軍。但這張照片卻有些詭異，國軍壯士在英勇堅守四行倉庫掩護大部隊撤退時，幾個難民躲在安全的租界內探出頭來“看熱鬧”，似乎眼前的戰鬥與自己無關。若是單獨看這張照片，估計很多人會感慨，抗戰當前，國人麻木，哀其不幸。

但實際上很多歷史事件的意義是在事後才被追認，還是以《倫敦新聞畫報》週報為例，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2年一二八事變以及1937年八一三事變都是一週後見報，而全面抗戰標誌的七七事變卻是三週後才見報。

九一八事變一週後見報，載於1931年9月26日，新聞標題為Havoc by war in China: The clash with the Japanese（戰爭給中國造成的浩劫：與日本人的軍事衝突）;一二八事變一週後見報，載於1932年2月6日，新聞標題為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Shanghai, the storm centre (中日衝突：上海，風暴中心)；七七事變三週後見報，載於1937年7月31日，新聞標題為The Sino-Japanese clash near Peking: Revelatory photographs taken during a very serious crisis（北京附近的中日衝突：危機發生時的現場照片）；八一三事變一週後見報，載於1937年8月21日，新聞標題為Shanghai in peril: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Chinese planes （處於危急中的上海：公共租界；中國飛機）；

讓我們重新審視這張老照片。照片裡的國人也許並不知道眼前的激戰是八年抗日戰爭的序曲，也不知道中國軍隊失利後意味著亡國奴命運的降臨，甚至會以為像五年前的一二八事變，打了個把月後就跟日本人講和，繼續過太平日子。他們麻木嗎？不愛國嗎？

不！因為他們很可能壓根就不知道何為“愛國”。

怎麼可能？保家衛國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嗎？

不，不，不，你這是典型的後人對前人的苛責，而且你預設了一個錯誤的前提：保家衛國的民族主義是自然而然的。實際上，民族主義是近代歐洲歷史的產物，甲午戰爭後被引入中國，經過幾十年的政治運動和宣傳動員後才逐漸被普通民眾所接受。

一、近代歐洲歷史催生的民族主義

“民族”不但是特定時空下的產物，而且是一項相當晚近的人類發明······民族主義早於民族的建立。並不是民族創造了國家和民族主義，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埃裡克·霍布斯鮑姆 著，李金梅 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近代以前的歐洲經濟上以封建莊園形式為主，政治上主要依靠貴族領主維持統治，加之基督教的精神信仰而維持著王朝國家的局勢。然而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打破了基督教在精神領域的統一局面，理性逐漸取代宗教；大航海帶來的財富一方面瓦解了封建莊園經濟，另一方面幫助資本主義完成原始積累，資產階級逐漸形成；經濟實力的加強與精神世界的解放，促使資產階級發動政治革命，如英國內戰、美國獨立戰爭以及法國大革命，封建王朝國家逐漸瓦解。

那麼應該建立什麼樣的新形式國家呢？既然追求平等、自由、民主，那麼國家主權的承載主體就不能再是君權神授的某一家族，而應該是人民或者民族，由此國內政治必須由大眾參與，國際上必須獨立自主。簡而言之，民族主義=民族存在+民族國家。

隨著民族國家制度的逐漸完善，民族主義在歷次歐洲戰爭中彰顯出強大力量。封建王朝國家體制下，國王能夠動員的力量一般僅限於直接統治領地，畢竟“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不可能調動全國力量。而民族國家體制下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直接相關，大眾普遍參與，因此在戰爭動員時能夠調集一切可以為之服務的力量。這一點，蒂利所著的《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有詳細論證，在此不贅述。

於是，法國大革命後民族國家取代王朝國家，民族利益取代王朝利益的民族主義在歐洲普遍推廣開來。

二、甲午戰爭前：有鄉民意識但無公民意識

雖然說民族主義直接來自於近代歐洲歷史，但是古代中國難道就沒有民族意識或者類似的民族主義嗎？

這個，還真沒有。

儘管中國自秦朝開創中央集權國家體制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官僚體制的資源動員能力明顯強於歐洲的封建領主體制。但皇權的至高無上也意味著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外族入侵或者王朝更迭時無人可以依靠，只有死路一條，就像三國時魯肅勸說孫權拒絕降曹時，投降皇帝的下場還不如投誠大臣。

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三國志·吳書·魯肅傳》

此時會有人反駁，歷史上外族入侵時有很多士大夫和平民挺身而出的案例，士大夫之流有精忠報國的岳飛和文天祥，平民之士有靖康之變後的北方抗金起義軍與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三元里人民抗英。

有關這一點，楊奎松在《不知有國？》一文（收錄於《“鬼子”來了：現代中國之惑》）中解釋了古代中國“精忠報國”的內涵。他認為，在農業社會下“國家多半隻是代表著權力正統的君主，代表著政治正統的官僚和代表著文化正統的社會精英階層的寄身之所”，因此岳飛式的忠臣“報國”只是忠君而已，而非忠於民族。至於鴉片戰爭中三元里抗英事蹟，他在《愛鄉還是愛國》一文中解釋，保護家鄉的行為並不是保護清朝或者中國，因為保護家鄉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公民意識”並不一致，後者是“建立在高度工業化和城市化基礎上，由市民身份發展而來”。簡言之，愛鄉是鄉民意識而非公民意識，至多保衛故鄉，而不會為了國內的他鄉而出力。

正是基於鄉民意識，《鹿鼎記》中的韋小寶才會說，不管皇帝是漢人還是韃子，只要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就是好皇帝。這句話頗具政治虛無主義，不過對於古代中國普通民眾而言，外族入侵併不意味著亡國，只是換了主人而已，該交的賦稅還是要交的。當然，若是新主人盤剝欺壓太厲害，他們也會反抗。

而且王柯（2004）發現，民族主義話語體系中“漢奸”一詞從未見諸於從《史記》到《明史》的史書。即使在民族矛盾最為激烈的宋遼金元朝代，“漢在北宋前基本上是政治共同體和地域共同體，遼金元時期產生了文化共同體”，也就是說當時的人們認為民族區別主要在於文化區別，即華夷之辨。而“漢奸”一詞最早出現於雍正年間，此時並不涉及外交，而是漢人與苗人之間的族群衝突。即使到了鴉片戰爭時，清政府對於為外國侵略者服務的中國人，也沒有冠之以“漢奸”，而是稱之為“奸人”或“奸民”。

三、甲午戰爭後：民族主義被引入中國

既然古代中國沒有類似的民族主義，那麼民族主義何時被引入中國呢？是將天朝打醒的鴉片戰爭嗎？

答案並非如此。

兩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給中國造成的損失主要涉及到經濟利益，領土方面除去沙俄佔領的東北和西北邊疆以及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外，中華帝國尤其是本土仍然保持著基本完整。但1895年甲午戰敗後簽訂的《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後經由俄、法、德干涉才贖回）和臺灣，1897年起列強瓜分中國狂潮才終於讓一小部分人（前期主要是維新派，後期主要是革命黨）意識到“亡國滅種”的危險。

根據黃興濤（2010）的考證，梁啟超最早使用“中華民族”一詞，並且在1897年提出“振興中國，保全種族”。而且在康有為等人的推動下，1898年成立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保國，即“保國家之政權、土地”；保種，即“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保教，即“保聖教之不失”。同年，嚴復翻譯（實際上摻雜了私貨）赫胥黎的生物進化論著作《天演論》，生物界的“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天演進化”的概念被推演至人類社會，將進化描述成群與群之間恆久鬥爭的過程。

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擇其宜種也。意謂民物於世，樊然並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為構，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桀，矯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相宜者也。——《嚴復集》

1902年，嚴復完成了斯賓塞《社會學研究》的譯本《群學肆言》，進一步借社會有機論（即認為社會性質類似於有機體）形成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所有變化過程都可以被解釋為普遍宇宙進化的表現，民族弱小必然捱打。至於如何擺脫捱打的局面，學習西方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是必然的“進化”選擇。

關於建立民族國家必要性這一點，革命黨人在刊物中多有論述。

1902年8月《新民業報》的文章《論世界經濟競爭之大勢》，“吾國之不振，非歐族使之然，自族不能建國家之故也。歐人不於十九世紀中，大振民族國家之勢力，則二十世紀中經濟競爭，必不能強橫至此。” 1903年3月刊出的《近世歐人三大主義》，以“民族之國家”為題，提出“近日世界之大事變，推其中心，無不發於民族主義之動力······故19世紀，實為民族國家發生最盛之時代。其民族不同者，則獨立為一國，如義大利之獨立，希臘、羅馬尼亞之獨立是也。民族同一也，則結合為一國，如德意志聯邦、義大利之統一是也。民族之努力，可不謂巨與！”

1903年《浙江潮》第一、二、五期連載的《民族主義論》一文提出，“合同種，異異種，以建一民族的國家，是曰民族主義······自物競自存之說與，於是種類盛衰之故明。進化論者，實民族主義之原也······今日者，民族主義發達之時代也，而中國當其衝。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義提倡於吾中國，則吾中國乃真亡矣！”【引自 姜義華《中國民族主義的特點及新階段》】

而1905年同盟會創立後在機關刊物《民報》發刊詞中更是闡明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主張同時進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推翻清朝君主專制制度，“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

四、全面抗戰前：抗日民族主義宣傳

辛亥革命後民國建立，民族主義又是如何繼續傳播開來的呢？

1919年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引發了五四運動，“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得到了普通大眾的響應。1927年北伐戰爭中國民政府強行收回漢口、九江租界，首次從西方列強手中奪回失去的領土，更是點燃了愛國熱情。1928年隨著東北易幟，國民政府基本完成統一，民國終於有了該有的模樣。

而1931年東北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後，中日關係日趨緊張，抗日民族主義宣傳聲勢愈大。一二八事變後不久就出現瞭如下抗日宣傳海報，以抗日為主題的國防文學作品也不少，例如有夏衍的《賽金花》和《上海屋簷下》、陽翰笙的《李秀成之死》、田漢的《盧溝橋》。

而電影界同樣湧現出諸多宣傳抗日的作品，導演孫瑜連續三年拍攝了相關題材，1932年的《野玫瑰》在普通愛情故事的結尾讓主人公加入東北義勇軍；1933年《小玩意》正面描寫一二八事變，片尾讓阮玲玉大聲吶喊“炸彈來了”，警醒國人莫忘國難；1934年的《大路》涉及到漢奸帶路與勞苦大眾的愛國抵抗。

電影海報：《野玫瑰》1932年，《小玩意》1933年，《大路》1934年，圖片來自網路

1936年國防電影運動興起，抗日宣傳成為電影界共識。《壯志凌雲》中主人公抵抗匪賊時對村民們大聲呼喊，“逃？能逃到哪兒去？血一定要流在自己的土地上”；《狼山喋血記》以人們縱容與恐懼下的狼患隱喻日本侵略者，反對“不抵抗政策”。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抗日幾乎成為電影標配，講述愛恨情仇的《夜半歌聲》（1995年被張國榮與黃磊重新演繹）中主人公在舞臺演唱《黃河之戀》中，歌詞中有“不願做亡國奴，寧願做黃河裡的魚”這一句。同年的《青年進行曲》中反日宣傳最直接，日本間諜、中國奸商、漢奸以及義勇軍各色人等相繼登場。

五、回到當時：民族主義宣傳的效果

從1897年梁啟超提出“振興中國，保全種族”算起，到1937年已有四十年，民族主義宣傳達成了哪些效果呢？

民族主義宣傳的效果其實早在1933年日本侵略熱河戰役時就已出現，當時有志願團體為前線戰士提供後勤保障。

《中國軍隊在被佔領的熱河省所發動的戰役：婦女工作》，（收錄於《遺落在西方的中國史》）

儘管仍然有相當多的國人沒有接受民族主義宣傳教育，不明白為什麼日本人來了就會當亡國奴。但作為後人的我們知道，1937年時歷史已經走到了拐點，民族主義成為不可逆的時代潮流。上海四行倉庫的這場戰鬥被紀念，一年後再現於抗日舞臺劇上。

《中國人用演出來號召抗日：一部令人恐懼的抗戰劇》，（收錄於《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

注：此舞臺劇再現童子軍楊惠敏冒著戰火將中華民國國旗送交堅守在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長。

中國抗日戰爭中一個最令人驚詫的特徵就是迄今被認為是缺乏民族主義情感的中國人已經形成了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統一戰線。自從敵對的軍事行動爆發以來，中國政府就特別注重喚起全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以便將全中國擰成一股繩，並加強抵抗力量。這項工作的重任部分落在了話劇團的演員們身上，他們巡迴演出抗戰劇，後者被證明具有極其珍貴的宣傳價值。——刊於《倫敦新聞畫報》1938年11月12日

六、總結

透過回顧歐洲近代史，我們發現民族主義是歷史的產物，並非自然而然。而在古代中國，即使面對外族入侵，士大夫的精忠報國與普通民眾的奮起抵抗，都不屬於民族主義範疇，因為他們的歸屬感要麼是皇帝及其官僚體制，要麼是家鄉。

甲午戰爭戰敗後，一小部分人才意識到“亡國滅種”的危險，透過研究西方列強國家的發展經驗，他們發現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重要性，否則就只有被淘汰滅亡的下場。

辛亥革命後民國建立，推動了民族主義的傳播推廣，而自1931年起漸趨緊張的中日關係更是將民族主義宣傳推向高潮，產生了諸多抗日民族主義宣傳作品。

由此可知，民族主義在中國並非一天建成的，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總會有人拖後腿，對民族主義的理解並不深，甚至做出一些在後人看來有漢奸嫌疑的行為。

參考文獻：

1. 沈弘 編譯，《遺落在西方的中國史：<倫敦新聞畫報>記錄的民國1926-1949》，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年

2. 埃裡克·霍布斯鮑姆 著，李金梅 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 查爾斯·蒂利 著，魏洪鐘 譯，《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4. 楊奎松，《“鬼子”來了：現代中國之惑》，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5. 王柯，《“漢奸”：想像中的單一民族國家話語》，《二十一世紀》2004年6月號，總第83期

6. 黃興濤，《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形成的歷史考察》，收錄於劉鳳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7. 馮客 著，楊立華 譯，《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8. 姜義華，《中國民族主義的特點及新階段》，《二十一世紀》1993年2月號，總第15期

9. 杜贊奇 著，王憲明 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10. 里亞·格林菲爾德 著， 王春華 等譯《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

1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吳叡人 譯，《想象的共同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