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前曾大量藉助翻譯材料認識外部世界。他下令翻譯的《孟買時報》，《中華叢論》，《新加坡自由報》，《廣州紀事報》的英文報刊文章被集結成冊，變成《澳門新聞紙》，成為了林則徐窺探敵情的案頭高參。然而他可能並不清楚，自己所看到的內容被重重過濾。這讓他最後只能瞭解一個已經被扭曲的西方世界。

對專業名詞的不當處理

首先應該肯定的是，對於中英開戰的直接原因，還有在英國人動機的轉達上，幾個翻譯基本正確翻譯了英國人航海擴張，包括對華作戰的真實目的，那就是：尋找新路倍消出產貨物。英國人的原文是：

“Our object is trade, not conquest, not the getting into our possession so many provinces or departments of the Celestial Empire but to open new market to British enterprise, and find new vents for our redundant manufactures.”

但是在對很多細節的處理和翻譯上，幾個翻譯犯下了大大小小的錯誤，這些資訊極大的影響了林則徐還有清廷高層對於事態發展的理解和對中英戰爭性質的定位。

首先是一些歷史人名，名物詞彙的翻譯問題，由於翻譯對於歷史人文知識缺乏認知，導致翻譯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語義流失。

關天培

比如1839年10月12日，廣州新聞報轉載《中華叢論》裡對於關天培家世的短訊，關天培令人將自己的身份和公文告示翻譯為英文，其中很自豪地提及了自己出身河東，乃是武聖人關羽的後裔。英國媒體人看了之後表示，一些歐洲貴族也許會很羨慕。因為在英格蘭，很多貴族家族只能上溯到數百年前的家世；而最古老的貴族世系可能在義大利，那裡的羊皮紙本家譜可以將一些貴族的身世追溯到古羅馬英雄和皇帝身上。譯者將羅馬（Rome）直接翻譯為羅問，這一翻譯顯得非常不專業，無法體現名詞本身所承載的歷史文化分量。

事實上中文世界早在明朝末年就已經知道了希臘羅馬古典歷史的存在和輝煌程度，比如明末的《職方外紀》是這樣描寫羅馬城的歷史和盛況的：

“......羅瑪，古為總王之都，歐邏巴諸國皆臣服焉。城週一百五十里地有大渠，名曰地白裡（Tevere River，今譯特韋雷河），穿出城外百里，以入於海。四方商舶悉輸珍寶駢集此渠，自古名賢多出此地。

曾建一大殿圜形寛大，壯麗無比，上為圓頂悉用磚石，磚石之上覆加鉛板當瓦，頂之正中鑿空二丈餘，以透天光顯其巧妙（羅馬萬神殿）。供奉諸神於內此殿至今二千餘年尚在也。耶穌昇天之後聖徒分走四方佈教，中有二位一伯多琭一寶祿，皆至羅瑪都城，講論天主事理，人多信，從此二聖之後又累有盛徳之士相繼闡明，至於總王公斯璫丁者，欽奉特虔盡改前奉邪神之宇，為瞻禮諸聖人之殿而更立他殿，以奉天主至今存焉，教皇即居於此，以代天主在世。（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

主教自伯多琭至今一千六百餘年，相繼不絕，教皇皆不婚娶，永無世及之事，但憑盛徳，輔弼大臣公推其一而立焉，歐邏巴列國之王，雖非其臣，然鹹致敬盡禮，稱為聖父神師，認為代天主教之君也，凡有大事莫決，必請命焉......城中有七山其大者曰瑪山人煙最稠密......”

至少在明末，漢語世界就有少數開明士大夫接觸到：羅馬城是古歐洲的政教中心，教皇駐地和七丘之城的準確資訊。但是這幾個翻譯在處理其他關於羅馬的條目時，也是囫圇吞棗地將羅馬翻譯為羅問，根本無法理解原作者提及羅馬時所做的類比的用意。

清朝在內亞邊疆的戍邊部隊

還有在1839年10月12日《中華叢論》中，英國人討論了對華軍事戰略，到底是從內亞內陸遠征中國，還是從印度支那北上中國南部，還是在沿海建造小島要塞，結合英國艦隊進行島鏈封鎖，英國人認為結合島鏈封鎖最實際，在討論從陸路進攻中國時，英國人認為從印度-喀布林-克什米爾-莎車-南疆-甘肅-漢地的遠征路線，要穿越大量的山地和沙漠地帶，如果英印軍隊要走這條路線，那麼以色列人出埃及和他們相比，根本就算不上什麼（the wandering of the Children of Isreal in the desert would be nothing of theirs),但是中國翻譯因為只認得Children,省略了這個詞所代表的典故，於是直接將這句話處理成“此是小孩子之想，愚者之思。”

西方探險家筆下的莎車古城

翻譯弄錯本國資訊

如果說翻譯們不知道西方的歷史地理名詞的話尚且情有可原，但是對中國歷史的不熟悉，就實在說不過去。比如在對忽必烈汗的處理上，翻譯們認不出Kubilai Khan就是忽必烈，所以在1839年12月14日發表於《廣州記事報》的一介紹中國古文明的文章裡，這個詞被音譯為咕末裡坎；而在1840年4月4日描述中國海軍史和中國航海史的文章中，原作者的意思是元太祖派遣艦隊遠征日本，但是翻譯者直接將這句話曲解為“元太祖派其將領姑佈列坎遠征日本”。

The late emperor Dziazzin issued a proclamation, in 1800, in which he recalled to the memory of the Mandjours, their ancient exploits.

這句話的本意是在1800年前後，先帝嘉慶在詔書中追憶滿洲先祖的豐功偉業。但是到了中國翻譯這裡，嘉慶皇帝（Dziazzin）居然莫名其妙地成了“近來俄羅斯之皇帝底西阿仁，於一千八百年曾經有詔，喚醒滿洲各人前時之勇猛“，將清朝天子翻譯成俄國沙皇，如果不是林則徐的包容，和中國官僚對英語的普遍無知，這幾個翻譯怕是要被打入大牢之中。

除了專業名詞上的錯誤外，在介紹己方經濟實力，軍隊戰力和制度等情況的時候，翻譯者們又會自然的“討好”林則徐，哪怕是有些內容出現明顯的前言不搭後語。

比如1839年12月14日發表於《廣州記事報》的一篇介紹中國古代文明的文章裡，作者提到：

They were famous for weaving of the silk and manufacture of porcelain, and probably also the making of sugar even at the time of the Roman Republic and that samples of their industry even reached the empress of the western world.

此句說的是古代中國人曾因紡織絲綢和制瓷業而聞名，在相當於羅馬共和國的時代他們也許就有了製糖工藝，其手工業的樣本甚至流傳到了當時西方世界的皇后手裡。

但是中國翻譯卻錯誤的理解了這段話所表達的時態，直接將古代故事說成了當下盛況：“中國之才藝著作由來已久，其中最著者是織造，燒瓷器和製造各種糖，外國不及，今亦流傳到西邊各國也。”

錯誤的翻譯到底帶來了哪些問題？

如果說翻譯省略了西洋典故，對於林則徐等人快速瞭解敵情沒有構成干擾的話，那麼對於語氣還有用詞輕重的錯誤把握乃至扭曲，直接影響到了朝廷對於英人實際態度的判斷，比如1839年7月4日新加坡自由報中對於中英衝突的建議的翻譯中，英國人表示：如果英國能暫停徵收一段時間的茶葉稅，如果中上階層可以忍受一段時間的無茶生活，不發生大規模抗議，那麼我們就有一個教訓中國的絕佳機會了：

If the revenue arising form tea could be dispensed for a brief period, if the upper and the middle rank of the society could be put on a short allowance for tea for a while ,here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giving the Chinese a lesson .

但是翻譯的文字卻是：”英國若能暫時不收茶葉稅餉銀，上中兩等之人亦可暫時不用茶葉，而中國也無變亂，就算是最好與中國理論之機會。“這直接將中英雙方的依賴關係和英國人的決心給扭曲了。

也因為錯誤的翻譯，翻譯過來的資訊磨平了中英兩方在武器上的巨大代差：比如在1840年4月4日描述中國海軍史和中國航海史的簡評中，英國人的原文是：

As there is good reason to suppose that the coasts of China will soon be subjected to attack, It may not be uninteresting to enquire what means the Chinese possess to repel such attack, or whether they are likely to render themselves formidable as a naval power to an assailant from the seaside.

但是到了中國翻譯的筆下，就成了“自海岸上入侵中國之敵人，在史書上十分罕見；中國有勇猛之水師”，直接扭曲了作者的本意，似乎是為了討好官員而刻意為之。

還有在翻譯1840年4月18日的澳門新聞紙--《中國軍力》一篇的時候，英文原文對中國火炮做出了這樣的描述：

The Chinese managed to cast immense pieces, which could match our 48 Ponders.

原作者的意思是中國人也能製造發射48磅重炮彈的大炮。但是經過翻譯一處理，就成了“中國又鑄有大炮，一門可敵我們之大炮四十八門。“將中國的自制炮翻譯成了令英夷膽寒的無敵神器。

但是隨後，翻譯者的翻譯話鋒一轉，表示中國的火炮鑄造技術粗糙，炮身時常炸膛，而且炮兵沒有算學訓練，所以放炮缺乏準頭；而且中國人喜歡將石頭和鐵片安到炮管中發射，所以中國火炮很難危害於人物。後半段的翻譯大致正確，但是和前文對照起來看，就會發現兩者完全無法銜接。

還有的翻譯就非常匪夷所思，比如翻譯裡提到“中國人一經當兵，好似嫁出婆家一樣，以當兵為侮辱。”雖然從宋代開始就有很多汙名化當兵的諺語，但是如此比喻還真是聞所未聞。而原文中作者寫的是,士兵大都從士兵的後代中招募，而且入伍者大都有妻室：

“The army is raised from the offsprings of the soldiers, who are almost all married”.

甚至有的內容完全扭曲原文大意：比如在接下來的一段中，原作者寫道：

”Chinese soldiers don't march in closed ranks, nor wheel around or draw up like our soldiers, in fact they walk as they best can ,without putting themselves to any inconvenience."

原意是中國軍隊行軍時不會排成緊密的行軍隊形，也不會像英國兵那樣轉身或者集合。他們行軍時想怎麼走就怎麼走，絕對不會讓自己感到半點不舒服。但是到了中國翻譯手裡，就成了“中國兵若遇不甚好走之路，就不肯行。”

這樣的翻譯，也導致了清朝在戰前對於敵情的種種誤判，比如清朝方面一廂情願的認為，英國是海上強國，英國海軍強大所以英國人不善於陸戰，一旦開戰縱然海戰不利，那麼清軍還可以在陸地上得勝,英國人的原文是清軍和所有流氓一樣，本質上都是懦夫，（the Chinese,like all the bullies are cowards)，但是翻譯卻將此翻譯成英國人認為“中國之兵皆似雄壯。”

再比如對中英茶葉貿易和英國人分析中國茶葉的文章的翻譯中，過分誇大中國茶的質量和優點，對於英國人和荷蘭人在亞洲殖民地培育中國茶，招募中國茶農種茶的行為大加貶低，讓清朝高估了中國茶在中英博弈中的分量。

也是基於類似的思路，在日後的鴉片戰爭中，奕山看到清軍在廣州附近作戰不利，在繳納贖城費用之後，對內宣稱英國人前來只是因為清朝不允許賣貨才導致進貨血本不收，現在開戰是為了討要進貨的成本，然後懇請清朝開關給個通商機會，將中英關係完全曲解為傳統的朝貢貿易體系內的糾紛。雖然這種欺上行為與當時官場的整體生態不無關係，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中國人最早開眼看世界的時候，高官們獲得的一手資料也是漏洞百出，依舊是充滿了低階語法錯誤，還有天朝上國的傲慢。

到底是誰在為林則徐翻譯這些關乎國運的世界情報呢？

清代的英語詞彙教材，採用諧音記音法

當時林則徐手下的翻譯主要有4人：

袁德輝籍貫四川，曾經流落到南洋，在馬六甲德英華書院學習過拉丁文，還曾經將聖經的拉丁文詞彙翻譯成中文書，這份經歷讓他成為林麾下最重要的翻譯之一。但是由於他被當地三合會要挾入會，結果在6年學制不滿的情況下就離開了南洋歸國。但是之後的袁德輝因為缺乏英文學習環境，英文水平大幅退步；

而阿倫最早是透過一艘荷蘭船流亡到荷蘭，然後孤身漂泊到美國費城，1823年，在這裡他遇到了同樣來自中國的青年阿蘭，兩人被美國長老會的傳教士史密斯發現，在發現兩人有意願學習基督教知識之後，史密斯在費城發起了”教育異教徒費城婦女協會”，為二人籌集學費衣食，然後將二人送到位於美國康沃爾的外國傳教學校就讀，這是美國人歸化印第安人，亞洲人等非白種人的教會學校，但是到了1825年，兩人平靜的學習生活因為傳教學校裡的印第安人和校外的白人女孩談戀愛而中斷，保守的新英格蘭地區對此事反應巨大，所以到了1826年，這所學校停辦，兩人因為行為不檢或者私自離校而被清退。在清退之後，兩人在美國遊蕩了4年，最終在1830年回到廣州，被林則徐收入麾下；

梁進德的父親梁發是中國第一位基督徒，最早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收梁進德為徒，是為了幫助他學習英文和拉丁文，以便讓他像中國人傳教，隨著1834年中英關係緊張，而梁進德作為基督徒還帶頭散發基督教傳單，於是被迫流亡到新加坡繼續讀書，他學習了希伯來文和英文詞彙，語法還有數學等科目。數年之後，梁進德回到廣州，在1839年由於中英關係緊張，此人被林則徐發現，並被林則徐從裨治文手下請走，加入林的幕僚團為其翻譯英文報刊和書籍。在加入林的幕僚團之後，初嘗名利的他已經不會甘心當傳教士了，而是希望迴歸母國的官場，得到林則徐等人的舉薦。當然這也阻斷了他進一步學習西方文化和語言的可能性。

由此可見，林則徐招募的翻譯，首先都是社會上的非主流遊民，大都因為種種原因流亡海外，被傳教士發現之後，在教會學校或者傳教士那裡，學習了1年到數年的英文，他們的英文水平根據同時代傳教士的回憶，大致可以滿足日常溝通，閱讀報紙，但是隻能把握大意，做不到精確表意，從他們對於西方歷史文化名詞，還有語法的處理來看，這些人的英文書面能力實在是非常堪憂。而在外語教育完全不受重視的當時，這些教會學校的肄業生，就是林則徐能找到的最好的翻譯者。

當然，他們在為林則徐服務的時候，有海外經歷的他們，也適應了中國官場的規則。比如在翻譯英國艦隊北上白河口提交外交文書的文獻時，他們將中方提供牛羊補給品的行為，自覺地翻譯為“賞賜”。

參考文獻：《林則徐看見的世界：〈澳門新聞紙〉的原文與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