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他第一次提出在中國建立“新史學”的主張，而且在解放前不少人把他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等著作當作史學入門的教科書。

新史學的物件和任務是什麼呢？

梁啟超認為，那就是破除封建史學迷信古代的思想，注意於當代事變的研究；把歷史研究範圍從帝王家譜擴大到整個社會經濟和文化思想，從一國的歷史擴大到全世界，指出社會的發展是進化的，具有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

梁啟超還是胸懷天下的，把歷史研究範圍擴大到整個社會，這一點對普通老百姓甚是友好。

梁啟超對於種族鬥爭有三種解釋。

其一是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地理環境決定了一個民族的特點，決定了民族的鬥爭、融合和盛衰強弱。他說：“寒帶之民擅長戰爭，溫帶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歷史之公例也。”根據這種論點，他把歷史上中國境內北部許多遊牧民族與漢族鬥爭、融合的事實都說成是地理的關係；把近代英國冒險遠行的侵略說成是無平原膏腴之地以自給自足的緣故等。在他看來，人類社會歷史不過是地理環境影響民族發展的過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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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英雄史觀。梁啟超認為一個民族之強盛就在於她有一些傑出人物，不過在當時對於英雄和群眾的作用在形式上還採取調合態度。他在《自由書》中說：“英雄固造時勢，時勢亦能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二者形影之相隨”。他還說，“今日中國之所以不振，患在無英雄，一而所以無英雄之故，患在無無名之英雄”。“無名之英雄”即廣大有國民意識的群眾。

其四是把社會改良作為歷史進化唯一動力的觀點。梁啟超總結中外歷史，認為歷史進化即種族、民族之進化，並不是基於生產方式發展及與其聯絡的階級鬥爭，不是革命。對於外國的革命，後來梁啟超在同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派的論戰中，大談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糟得很。總之，在梁啟超看來，種族和民族要強盛是不能革命的，只能像王安石那樣的改革。因此,他為王安石作傳，宣揚社會改良道路。

其實，這些解釋帶有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色彩。

19世紀20年代，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蓬勃發展。但是，梁啟超仍然堅持資產階級改良派立場，對於真正新的先進思想，新的先進政治力量採取對立態度，這就使得他自己不能進步反而顯得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