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宣懷”輪在營口燒燬事件

作者 韓曉東

1948年11月2日，瀋陽、營口的最後解放標誌著遼瀋戰役勝利結束。當時，擔任解放營口總攻任務的東北野戰軍第九縱隊在上報“東總”的戰報中稱：“我軍擊沉敵運兵船一艘……”而當時親自指揮解放營口戰鬥的我軍高階將領，也有提到總攻（2日7時）後，擊沉一艘敵運兵船的事情。在遼瀋戰役紀念館，筆者曾翻拍過解放營口戰役中被“擊中”後燒燬的國民黨運兵船的照片。但筆者經過多年查閱國共雙方將領的回憶錄等有關資料後認為，事實並非如此。

“宣懷”輪是失火燒燬

原東北野戰軍遼南獨立第二師師長左葉在《憶遼瀋戰役中的獨立二師》一文中描述1948年11月1日夜間情況時寫道：“……我同參謀長商量，要設法抓一個了解內情的敵軍官。參謀長立即派師偵察連謝連長帶上一個偵察班去執行此項任務……拂曉前抓回一名敵軍官。據這名俘虜交待：當晚（國民黨）第五十二軍已開始登船，由於逃命心切，秩序十分混亂，致使一艘輪船失火燒燬。”從左葉的回憶中可以看出，敵運兵船失火燒燬是在我軍發動總攻前的1日夜間，而非2日早7時我軍發動總攻後被擊毀的。

原國民黨五十二軍軍長、陸軍中將劉玉章在《東北戡亂戰爭親歷記》回憶中有這樣一段記述：“各單位上船完畢，待命發航之際，忽第二師所乘的宣懷號輪起火，陡見濃煙瀰漫，火光沖天。好在船未離岸，人員尚可紛紛撤離。惟炮兵營裝於艙底，慘痛損失自在意中，後據報第二師下船人員，均自動保持建制，並在碼頭附近佔領陣地，防匪襲擊，其臨危不亂，時時不忘戰鬥的精神，可圈可點。

我目睹宣懷號起火，然而我是在太康號輪上，焦灼如焚，徒呼奈何……我遭遇過不少艱困憂傷之事，從未輕易彈淚，但這次宣懷號起火，眼看多年同生共死患難弟兄，陷於無助的死地，或將作毫無價值的犧牲，不覺澘澘淚下。”

原國民黨五十二軍少將參謀長廖傳樞在《第五十二軍營口撤逃記》一文中寫道：“（11月1日）夜11點各特種部隊都已登船完畢，步兵部隊也開始到達碼頭。我同劉玉章才上了馬紀壯的旗艦……忽然聽到外邊水兵們在說某處起火。我到甲板上一看，上游河邊火光燭天，問是什麼地方，眾說不一。正驚疑間，岸上有人來說是第二師所乘的船著了火……上面半截有炮兵營、通訊營、第二師師部和第二、第六兩團。”後來聽說“當時司機張昆以大衣撲救無效，迅速蔓延，人各逃命，就無法挽救了。”從廖傳樞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夜11時以後國共雙方並沒有發生戰鬥。而且是在沒有聽到炮火的情況下發現“宣懷”輪起火的。2日國民黨逃離營口後，廖傳樞還在回憶錄中寫道：“下午4點，決定由我墜上駁輪到葫蘆島見到杜聿明，報告撤退和失火經過。”當時，國民黨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五十二軍軍長劉玉章協商後，決定讓廖傳樞去向杜聿明報告撤退和失火經過。說明從營口撤出的國民黨高階將領們一致認為，運兵船是失火燒燬的。

地下工作者派人引爆敵船

最有力的證據是原國民黨五十二軍獸力營中校營長、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高愷在《遼陽縣文史資料》（第一輯）中發表的《我參加“地工”的經過》一文，為我們揭開了謎底。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當年傳說的中央軍逃跑時的‘營口燒船事件’，就是我們抓準良機採取措施，及時把彈藥船炸燬給五十二軍以重創的。”“那是1948年11月，當時，五十二軍集結於營口，即將從水路南逃。獸力營把大批彈藥裝入渤海號（據國營輪船招商局的《業務通訊》，第4號，1948年11月11日，第3頁載：“‘宣懷輪’在營口應軍差，船內彈藥、汽油夾雜堆放，所載國民黨軍人也格外擁擠，11月2日晨，該輪在營口太古碼頭起火，汽油彈藥相繼爆炸，無法撲救，船上船員死亡20人，“宣懷”輪被毀。”《國民黨海軍參與遼瀋戰役之行動》一文中有：“‘宣懷’及各‘中’字號艦船入港載運部隊，‘海菲’‘渤海’則停在遼河口外以待駁運”，說明“渤海”輪並沒進入營口港。另筆者從遼瀋戰役紀念館中拍下的該輪照片上的字跡清晰可見“宣懷”，故”渤海”輪應為“宣懷”輪。）商船完畢後，副參謀長劉朝槐到碼頭上對我說：‘原命令中指定，徵調“渤海”輪歸你高愷指揮。但因情況有變，船隻沒有按時到齊，因而軍長臨時決定，把“渤海”輪彈藥船交給第二師使用，令獸力營官兵轉上軍部用的登陸艇’。我聽完，心情振奮，認為獲得了阻軍南逃的絕妙時機，彈藥船極易引爆；由別人管這隻彈藥船，同我再無責任關係了；我營官兵不能遭險。所以，我立即與高衡計議，密派可靠人曲某某及時引爆炸船。”這就直接造成了“宣懷”輪的“失火”。

看到這兒，有的讀者會問：高愷何許人也？高愷1910年生，少時在遼陽縣立中學（舊時稱東師範）讀書。1930年考入“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屬黃埔軍校第八期）。1946年5月任國民黨五十二軍軍部參謀處第三科科長。同年秋，共產黨東北局社會部（相當於今安全部）部長鄒大鵬派高衡（高愷的堂弟）來到五十二軍高愷處。經過高衡的工作，高愷開始為我工作，並在1948年解放鞍山的“2·19”戰鬥前，為我軍提供了國民黨鞍山守軍的兵力部署、工事位置等大量有價值的情報。1948年5月，經鄒大鵬部長批准正式發展已是獸力營營長的高愷為社會部地工人員。為了便於開展工作，高愷將高衡安排在手下任副官。於是發生了當時的營口“燒船事件”。後來，高愷、高衡隨國民黨五十二軍前往葫蘆島。1949年上海戰役後，高愷與高衡由於沒有接到上級“撤回”的命令，隨國民黨五十二軍撤到臺灣並從基隆登陸，後到澎湖整編。一天，高愷的好友、五十二軍的陳某某突然告訴他：“軍長（指劉玉章）說：‘營口彈藥船為什麼無故爆炸，高愷應負全責’，我看您應該注點意！”高愷問道：“你聽誰說的？”陳某某回答道：“昨天我到軍部，正趕上軍長對副軍長（李運成）說的。”高愷聽後感到事情不妙，立即同高衡商議。兩人決定即刻以去基隆接家眷為由，請假7天。由於當時五十二軍還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燒船事件”為高愷所為，就準了他們請假。離開部隊後，高愷與高衡立即前往基隆接家眷，隨後乘英客輪到香港，然後轉道回到天津。高衡到中共中央社會部天津辦事處向馬次青處長彙報了離開臺灣回來的緣由。馬次青告訴高衡回北京社會部工作；並提出高愷的分配意見：一是到警衛師工作，二是到鞍鋼工作，三是回社會部。三者可以任選其一。在徵求高愷意見時，高愷說自己多年在敵營中工作，對革命理論欠缺，需要學習，以便今後工作。最後，組織安排高愷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

營口歷史見證人的說法

筆者曾打電話給營口市原常務副市長王世賢，詢問他當年隨同營口市領導登上“宣懷”輪時，是否發現船上有被炮彈擊過的痕跡，都說沒有這個印象。

原營口日報社總編輯王維成在回憶時說：“1948年11月9日前後，我登上了這艘燒燬的運兵船，船上船下都是燒焦的國民黨官兵的屍體，散發出一股難聞的氣味，一些民工開始從船艙裡往外抬死屍。看得出火是從船艙裡燃燒起來的，在整個船體上，我沒有發現被炮彈擊中過的痕跡”。

當時，受遼南貿易公司派遣來營口貿易公司修船組擔任會計的原營口市紡織品公司黨委書記徐薦珍在回憶中說：“我們當時有十來個人共同負責修繕這艘被燒燬的“宣懷”輪，負責人是劉少逸，我當時主要負責修繕中的財務管理工作，每天都工作在這艘船上。我從來沒有聽說這艘船是炮火擊中引起失火的，我也沒有看到炮彈擊中的痕跡。甲板無燒過痕跡，只有船艙有燒過的痕跡。如果船體有被炮彈擊中爆炸的地方，我們根本修復不了。這艘運兵船是1949年9月修好的，經近海試船後交給大連，我也去交了帳目，結束了此項工作。”

從以上三位登上“宣懷”輪的歷史見證人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其起火是從船艙開始的，他們根本沒有看到“宣懷”輪被炮火擊中起火的痕跡，因此說，解放軍擊中“宣懷”輪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另外，營口市自動化研究所退休幹部陶天民曾對筆者說，他家當年住在營口新華廣播電臺附近，當時曾聽別人說國民黨運兵船是我地下黨搞沉的。

“擊沉”一說的原因分析

看到這裡，有的讀者可能會再次發問：那當時東北野戰軍第九縱隊上報“擊沉”敵運兵船的戰報不是報錯了嗎？我認為，戰報報錯的主要原因是，敵運兵船失火是在夜間，這時我軍還在營口外圍待命，不了解“宣懷”輪失火的真實情況。待次日我軍攻入市區，來到碼頭，見到起火的“宣懷”輪時，誤認為其是被我軍炮火擊中的，並非故意為之。雖然當時我遼南獨立二師師長左葉從俘虜口中了解了真實情況，但由於第九縱隊是軍級建制的主攻部隊，而遼南獨立二師是遼南軍區所屬部隊，是配合作戰，加之雙方戰後沒有溝通，所以造成了“擊沉”敵運兵船一艘的“事實”。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東總”後來真的知道真相，也可能為了保護仍在國民黨軍中工作的當事人，不得不將錯就錯。

上述事實說明，國民黨“宣懷”輪是共產黨地工人員高愷、高衡指派曲某某引爆後造成“失火”的，而非我軍擊沉這一新說法應該是站得住腳的。聖茨伯裡曾說過一句話，叫做“歷史家可以說謊，但是歷史不行。”我覺得很有必要讓人們了解這一歷史史實，永遠記住這位英雄的名字——高愷。

（作者單位：營口市史志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