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國內，周恩來尚未來得及考慮如何進入剛創辦的南開學校大學部學習，五四運動的風暴就率先在北京來臨並迅速在天津得到響應。

5月7日，天津各校 學生舉行示威遊行；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成立；25日，以女校學生為主體的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成立，鄧穎超擔任講演隊長。

此時，周恩來還沒有入學，只有一個南開學校的校友身份，但他沒有因此而自甘置身事外，而是“天天到南開去”，熱情地投入到各種活動中，積極出謀劃策：“宜審慎，有恆心，有膽力，方能成功。”

要想學生愛國運動能堅持下去，必須注意愛國教育。為此，天津學聯決定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周恩來在南開學校曾先後主辦《敬業》和（校風》，其 才能為許多人所熟知，因此，他這位校友接到了主辦報紙的誠意邀請。周恩來也自認負些責任是義不容辭的，愉快地答應下來，並住進了南開學校。

辦報紙可是個苦差事，不說最初的一無經費、二無紙張，三沒印廠、四要向警察局立案，就說一俟辦起來，編排、撰寫、校對、印刷、出售等雜七雜八的事就 更多了。周恩來把全部心血都用到工作上，事無鉅細，幾乎每一個環節都要管。為了擴大宣傳，他們在7月12日的《南開日刊》上發表了周恩來起草的《天津學生 會報發刊旨趣》，宣佈會報將“本民主主義的精神發表一切主張”，“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為主旨。”什麼是“革新”？就是要改造社會。什麼是“革 心”？就是要從改造學生自身的思想著手。“至於一切的研究，還是須求社會的幫助，指導我們，以便共同得著大家新生命的所在。”

這篇《發刊旨趣》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大批訂報的函件紛紛而來，到會報創刊前一天，訂戶已近四五千戶。

7月21日，《天津聯合會報》正式創刊，闢有主張、時評、新思潮、新聞、國民常識、函電、文藝、翻譯八個欄目。在創刊號上，周恩來又以《革心！革新！》為題，撰寫發表了發刊詞。

會報一問世，即獲好評。時任天津學生聯合會副會長的馬駿看過發刊詞後，不禁讚賞說：這篇社論真帶勁！這比我們站在幾千人面前大喊一陣，可有用得多！ 《少年世界》說：“天津學生辦的報有點價值的自然要算這報了。”上海的《新人》雜誌說：會報“比較的更為敢言”，“‘主張’與‘評論’二欄目又有特色。敢說是全國的學生會報冠。”

由此，周恩來通過這張會報，同學生們一起關注著國內的各種重大事件，對天津學生的愛國運動起著吶喊助威、推波助瀾的作用。隨著運動的發展，周恩來感 到有必要成立一個比學生聯合會等更嚴密的團體，以吸納運動中的一些骨幹分子，從事科學和新思潮的研究。他的這個倡議，得到了郭隆真、張若名、諶小岑等人的 贊同，並迅速行動起來，積極籌備。

經過準備，9月16日的籌備會決定出版一種名叫《覺悟》的不定期的小冊子，而新團體也因之就叫“覺悟社”。“覺悟”一詞，是當時進步青年中一個十分 流行的用語。最早的會員共20人，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會員各10人，有周恩來、鄧穎超、馬駿、郭隆真、劉清揚、張若名、諶小岑等。這樣，覺悟社就正式 成立了。大家用抽籤的辦法，決定代表各人的號碼，周恩來抽到的是五號，即使用了“伍豪”的代名。經過大家討論，周恩來被推舉起草《覺悟的宣言》。

“覺悟”的聲浪，在20世紀新潮流中，澎湃得很厲害。我們中國自從去歲受歐戰媾和的影響，一般稍具普通常識的人，也隨著生了一種很深刻的覺悟：凡是 不合於現代進化的軍國主義、資產階級、黨閥、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頑固思想、舊道德、舊倫常……全認為他為應該剷除應該改革的。有了這種“覺悟”，遂醞 釀成這次全國的學潮，衝動了全國的學生界，人人全想向“覺悟”方面走。

《宣言》宣佈覺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自決”’。為著實現這個宗旨，採取的方法有四：“一、取公同研究的態度，發表一切主張；二、對社會一切應用生活，取評論的態度；三、介紹社外的言論——著作同講演；四、灌輸世界新思潮。”

覺悟社成立後的第5天，在五四運動中享有崇高聲望的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即被請到覺悟社講話，此後，徐謙來講過《救國問題》，包世傑來講過《對於新潮 流的感想》，周作人來講過《日本新村的精神》，錢玄同來講過《研究白話文學》，劉半農來講過《白話詩》等。他們還經常召開各種形式、各種規模的討論會，討 論學生的根本覺悟，討論家庭改造，討論工讀主義等。不能否認，覺悟社的每一位成員都有改造社會的願望和為此而奮鬥犧牲的精神，但由於各方面條件的侷限，他 們又不是每一個人都像周恩來一樣在日本接觸過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有一種初步的認識。因此，討論中也是各抒己見，想法不盡相同。鄧穎超說過：“五四運 動是思想解放運動。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時的思想，受到長期禁錮，像小腳婦女把腳裹住；放開以後，不知怎麼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時是 百家爭鳴，各種思潮都有。我們也是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當時我們的思想還處於啟蒙時期，就是說還不明確，不肯定，思想還在變動著，發展著。”劉清 揚的回顧也證明了這一點：以後我們常在一起開會、談論和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時我們都很幼稚，只有滿腔的愛國熱情，還沒有一定的信仰。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等，什麼都談論。共產主義是什麼，我們都不懂得。

當然，覺悟社不是封閉的，但它對新會員要求很嚴，“資格必當具有‘犧牲’、‘奮鬥’、批評同受批評的精神。”

不難看出，覺悟社的主要活動內容還是在校園範圍內，並沒有向社會上走得太遠。周恩來也已在9月間南開大學開學後，成為南開大學的第一期學生。鄧穎超後來說過：覺悟社“只作過那些事情。那時候我們還是學生，活動以搞學生會為主，不可能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社會活動。”

此時，國內的愛國學生運動已轉到以抵制日貨為主要內容上來。天津各界學生連續舉行示威遊行，並上街檢查日貨。外號“楊梆子”的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 對學生愛國運動施以嚴厲鎮壓，逮捕了各界代表馬駿、馬千里等20多人。1920年1月29日，以周恩來為總指揮的五六千名學生，奔赴直隸省公署請願。群眾 推出周恩來、郭隆真、於蘭舟、張若名4人為代表，他們不顧軍警的阻攔，強行闖入省公署，全部遭到逮捕。這是周恩來第一次有了被反動當局逮捕的經歷。

被捕後，反動當局玩弄拖延戰術，對他們既不公開審訊，也不釋放。4月2日，周恩來和難友們通過祕密聯絡，發動絕食鬥爭。由於被捕的人中，有天津各界的代表，反動當局也不能不顧慮社會影響，遂於4月7日將他們移送地方檢查廳。

關到檢查廳後，被捕代表有了相對多的自由往來機會，並且能夠閱讀書報。他們共同議定：每天早晨作體操，每晚舉行全體會議，並推舉周恩來、馬千里、於蘭舟3人主辦讀書團，帶領大家研究社會問題。周恩來分5次作了介紹馬克思學說的講演。正是在這段時間內，被拘押的周恩來重新思考了許多問題，“思想是顫動於獄中”。經過思考，一種革命意識的萌芽，“從這個時候開始”了。

7月6日，檢察官對周恩來等提起公訴，但在辯護人的辯護面前，公訴人理屈詞窮。但他們豈肯服輸？7月17日，天津地方審判廳仍以所謂“騷擾罪”判處被捕代表徒刑，其中周恩來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個月，正是他被檢查廳拘禁的時間。鄧穎超回憶說：“公審的那一天，法庭上擠滿了旁聽的人群。天津河北三馬路上的地方審判廳的外面，站立著佇候訊息、聲援代表的男女學生和各界的廣大隊伍。當局也感到眾怒難犯，決心釋放被禁的代表。但他們還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認自己做下的錯事，強把捏造的罪名，加在各個學生的身上，判定了若干日的拘禁，而這判定的日期恰恰和他們已被禁的日數相等。於是法官宣佈期滿釋放。”

那時候，國內正掀起一個赴法勤工儉學的熱潮。周恩來在獄中時，就有了赴歐洲求學的想法。這在他6月8日寫給準備赴法的覺悟社社員李愚如的詩中即已表 現出來：你走了，不能送你，我做首詩送你吧！今天我從下午4點鐘做起，做到6點半鐘，居然成功了。這首詩的成績，在我的詩集裡要算是“上中”了。

到那裡，

舉起工具，

出你的勞動汗，

造你的成績燦爛。

磨鍊你的才幹；

保你的天真浪漫。

他日歸來，

扯開自由旗；

唱起獨立歌。

爭女權，

求平等，

來到社會實驗。

推翻舊倫理，

全憑你這心頭一念。オ

三月後，

馬賽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出獄後，周恩來一方面做著覺悟社的工作，一方面積極準備赴歐求學。

赴歐求學

經歷了五四運動的洗禮後，為了進一步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周恩來於1920年11月7日自上海乘船啟程，赴歐洲留學考察。為什麼要到歐洲去求學？他 到歐洲後不久寫給表兄陳式周的信中說：自己去歐洲“主要意旨，唯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 者。”

周恩來此次赴歐求學，得到嚴修的推薦。嚴修還給中國駐英公使顧維鈞寫了介紹周恩來及另一位學生的信，並同替周恩來辯護的著名律師劉崇佑各資助周恩來 500元，作為他赴歐的費用。周恩來在行前又同天津《益世報》商定，當他們的旅歐通訊員，經常為他們撰寫通訊，以所得的稿費補貼旅歐的生活費用。

出國去，

走東海、南海、紅海、地中海；

一處處的浪卷濤湧，

奔騰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鄉的法蘭西海岸。

法國郵船波爾多斯號經過36天的航程，將周恩來、郭隆真、李福景、張若名等中國赴法學生送到了著名港口馬賽。周恩來在巴黎作了短暫停留，即渡過英吉利海峽，來到英國首都倫敦。

來到倫敦，周恩來是想在這裡求學的，因為“倫敦為世界最大都城”，“舉凡世界之大觀，殆無不具備，而世界之政治商業中心，亦唯此地是賴。”“故倫敦 為世界之縮影。”而他的心中正是要多觀多研：“在倫敦唸書，非僅人課堂聽講而已，市中凡百現象固皆為所應研究之科目也。”他深知妨礙自己求索的兩大不利因 素，一是語言，二是經費。對於語言關，正像他給表兄信中所斷定的：“惟弟所敢自信者，學外國文有兩道：一求多讀，一求多談，弟則志在多讀耳。”對於經費問 題，鑑於倫敦的生活費用太高，他只好轉向消費水平較低的蘇格蘭首府愛丁堡的大學。他在1921年1月寫給表哥陳式周的信中說：“弟在此計劃擬人大學讀書三 四年，然後再往美讀書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陸游覽。今方起首於此邦社會實況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為弟所注意也。”

愛丁堡大學雖然同意免去周恩來的入學考試，只試英文，但考期在這年9月，開學則在10月間，屈指算來，他需要在這裡等待半年之久，為了節省經費，他 不得不轉赴法國，勤工儉學。因為愛丁堡的消費水平雖低於倫敦，但還是要比在法國高出許多。加之法國的勤工儉學生遠遠多於在英中國留學生，所以周恩來只在英 國呆了5個星期，就回到了抵歐的第一站——法國。

來到歐洲，周恩來自覺地採取各種方式廣讀博覽，涉獵各種學說思潮，以審慎求真的態度 “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在這種比較研究的過程中，他於 1921年1月寫信給表兄陳式周，交流他考查、研究後的體會：“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態，而求漸進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動施其 ‘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舊弊之效。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強鄰環處，動輒受制，暴動尤貽其口實，則又以 穩進之說為有力矣。執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無成見。”從他在親屬面前思想的這一自然表露，我們可以看出他性格的另一面，即審慎求真地探求社會問題、探求 學問、確立信仰。這時正如他自己所言：“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經過一段時間的實地考查，潛心探究後，他終於選擇了共產主義作為終生信仰。

就在這一年，周恩來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2年3月寫信給國內的同志，一則表示決心，二則互相勉勵：“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 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信中還附了一首詩：《生別死離》——

壯烈的死，

苟且的生。

貪生怕死，

何如重死輕生！オ

沒有耕耘，

哪來收穫？

沒播革命的種子，

卻盼共產花開！

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

卻不用血來染他，

天下哪有這類便宜事？

從此，周恩來由一個孜孜以求救國救民真理的海外學子，成長為一個職業革命家。他積極參加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鬥爭，併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並於1923年3月擔任了執行委員會書記，他在給團中央的報告中說：“我們現在已正式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旅歐 戰員了，我們已立在共產主義的統一旗幟之下，我們是何其榮幸！你們希望我們‘為本團勇敢忠實的戰士’，我們謹代表旅歐全體團員回說：‘我們願努力毋 違！”’

由於國內大革命運動發展很快，急需大批幹部，周恩來遂於1924年7月告別生活了4年的歐洲，返回祖國。行程還是與那煙波浩渺的海洋相伴，但周恩來 已不再是當年那位旨在去推求比較的熱血青年。在他隨身所帶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給團中央的報告中寫著這樣的評語：

周恩來——浙江，年26，誠懇溫和，活動能力富足，說話動聽，作文敏捷，對主義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無產階級化。英文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書看報。本區成立的發啟人，他是其中的一個。曾任本區三屆執行委員，熱心耐苦，成績卓著。

遙望祖國，周恩來的人生又將揭開新的一頁。

本文摘自《紅牆裡的領袖們——周恩來實錄》，於俊道 著，中國工人出版社，201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