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雖然中國專制王朝的歷史因為國家矛盾，生產力，視野等各方面阻礙，讓這段歷史似乎是一個又一個的輪迴，但是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一代代華夏兒女在艱難困苦中摸著石頭過河，最終走到了清朝，一個充滿爭議又空前絕後的時代。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大一統王朝，也是最成功的多元王朝，它成功的整合了滿漢蒙回藏，完全的統一了中原，草原，高原，西域四大地域板塊，拋開近代史與有色眼鏡，這確實是居功至偉，遺澤至今。

而清朝的統治智慧，非常值得深思，這是秦漢開始中國人的摸爬滾打的結晶，也是東北民族的多次躬身入局的經驗之談。

在多元體制的前提下，保持核心軍事力量

強大的帝國離不開對敵人對手的理解與利用，令人心馳神往的秦漢，唐莫過於此。

漢朝與唐朝在這方面非常有發言權，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類二元或者是二元體制的漢唐因為理解利用草原力量，建立不世之功，但最終潰於蟻穴。

漢朝大量安置歸降草原勢力到屬國，仍維持原先的部落，過半耕半牧的生活，屬國騎後來成了漢朝對付匈奴的利器。但是，到東漢核心軍事素質大幅度下降，西涼董卓便蠢蠢欲動，尾大不掉之勢逐漸形成。除此之外，被強行遷入，用來充實人口的草原力量在內遷沿途還會遭到欺壓虐待，到了地方後生計沒著落，動輒淪為奴隸。日子久了，自是滿心怨恨。五胡亂華，咎由自取。

大唐雖然建立起了二元帝國，但這種二元性太過於依賴於皇帝的個人能力，沒有發展成為制度化的安排。倘若皇帝對草原不理解，二元性也就泡湯了。這種情況下，像不瞭解草原政治的唐玄宗把帝國的命脈交到胡人將領的手裡，結果可想而知。所謂盛唐，三代而斬。此後的唐朝，已經不是一個令人夢迴的帝國了。

▲河西走廊唐朝力量的迴光返照，歸義軍

而清朝在這方面確實是充分吸取了經驗教訓。

康熙和乾隆認為，就算滿人已經不靠狩獵為生，就算國內已經基本和平，也要居安思危，軍事上絕對不能放鬆，要時刻維持適度的緊張，讓帝國的核心力量，滿洲貴族，隨時保持應對戰爭和突發情況的能力。

因為如果八旗軍不給力，清朝就不得不動用漢人佔優勢的綠營兵，滿人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靠的就是武力，滿人統治漢人，也離不開武力威懾。滿人的戰鬥力可是清立國的根基，也是保持清朝統治能夠穩定、長久的底盤。所以在武力上不能露出了一絲敗象。

除了利用戰爭鍛鍊八旗子弟以外，康熙乾隆的也利用出巡來實現這一目的。

康熙乾隆的出巡尤為特別，時間長，路程遠，需要周密的計劃、高度的協調，和作戰並無差別。

所以整個出巡的負責人，一般都是八旗高官，他們大都上過戰場，也是軍事後勤方面的專家。為了皇帝出巡，他們要像準備打仗一樣，帶著手下做好後勤。他們要考察道路，記下要經過什麼地方，甚至哪裡的路崎嶇不平，不好走；然後計算路程的時間，好安排皇帝路過哪裡、住在哪裡，可謂是事無鉅細。

而且康熙和乾隆還要自找麻煩，他們規定所有人都不能坐轎子，得騎馬；而且不住城裡，非要在荒郊野外安營紮寨。營地的拆卸、物資的運送，跟軍隊紮營用的也是一套流程。

可見，這種出巡之意不在遊，在乎社稷穩固也。

穩社稷，定眾人，控局勢，以期扭乾坤。固江山，安百姓，制豪強，來日轉國運。

也正是因為如此，在康熙雍正，乾隆初年，清朝在對周邊勢力軍事上基本保持優勢，在乾隆年間還有不少可圈可點的戰例。

不過，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也沒有萬世一系的王朝。八旗軍的力量在清朝內部矛盾與外部威脅壯大之時，很快就垮掉了。

在清朝想方設法保持八旗軍的軍事力量的同時，為了不重蹈漢唐覆轍，超越遼金侷限。處心積慮對八旗的“對立面”漢人綠營施加以限制。

清政府在重視八旗、限制綠營的指導思想下，出臺了多種不利於綠營發展的政策，從兵力、職責、裝備、晉升等四個方面來限制綠營。

比如說，好的武器給八旗，綠營兵的武器就很普通了，尤其在火器上，八旗有火器營，而綠營不設這個編制，火炮倒是配備了，但一個省的綠營編制加起來，往往也沒幾門炮，平時還都在倉庫裡鎖著，實彈訓練的機會都不多。

這樣的設定在所謂的“康乾盛世”確實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但是，清朝統治者從制度層面對綠營的防範打壓，導致這支原本應當，也有能力成為國防主力的軍隊，不可避免地逐漸衰落。

而經過白蓮教起義和太平天國運動的接連打擊，綠營甚至是清朝想方設法保持的八旗軍再也不復當年之勇，成為存在感很低的二等軍隊，逐漸讓位於新的軍事制度下成長起來的勇營，直至退出歷史舞臺。

各取所需的政治交易

清朝統治的一大難題，是滿漢矛盾。武力壓制一時有用，剃了頭也只是表面控制的手段，怎麼才能長久有效地統治這個漢人佔多數的國家？這才是康熙雍正乾隆這樣的帝王最關心的。

在皇權的問題同樣考驗統治技巧，在明朝，由傳統的集團之間的鬥爭向皇權與文官集團的鬥爭。皇權雖然獨大，但是在文官集團面前確實是獨木難支。

而清朝的方法非常巧妙：借力打力，加強對地方官員的管理，同時控制地方精英。利用局外之人的身份抽出泥潭，實現平衡術。

比如，康熙乾隆多次出巡，與地方官員就有了更多互動，互動一多，地方官的優劣也就自然體現出來，皇帝瞭然於心，管理效果與統治的效率自然就提高，加強了對國家枝幹的控制。

在控制地方的同時扶植商人。比如商人是乾隆下江南的主要投資人，僅僅一次出巡，兩淮鹽商就捐了467萬兩白銀。這些商人用大額捐款換來的，是能抬高他們社會地位的虛銜，還有獲得擴大經營像鹽這樣的壟斷商品的資格。

這場交易表面上是商人捐助皇帝出巡，但事實上等於變相承認了對皇帝的依賴，這樣一來，原本是依附與文官集團官員的商人就成了皇帝可以直接管理的社會力量了。

在這裡清政府玩了一手很好的制衡遊戲。中國古代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明代以後，商人有錢了，很想提高一下社會地位，擠進文人圈子，但是傳統文人始終很難接受和商人平起平坐。清政府就利用了這種心理，既拉攏商人，也拉攏文人，讓文人和商人互相壓制。

▲曹雪芹的家族就是與這種皇權息息相關

皇帝拉攏江南漢族文人的方式也是無所不用。特別是乾隆，他寫詩、賞畫，給書院題寫匾額，雖然在後世聲名狼藉，但是效果還是有的，大大提高了皇權與漢人士子的親和力。

▲令人哭笑不得的附庸風雅

除了附庸風雅小手段，清朝皇帝還設定了額外選官考試，地方上已經有些名望的漢族文人精英不用考科舉，就能透過這個考試特招進官僚體系。

這麼幹不是為了選拔人才，而是為了讓這些江南漢族文人精英更依賴皇權。所以，拉攏，其實就是控制。就連皇帝的接見，其實也是一種控制手段。乾隆每次下江南，都要在江南士林公開強調，他們的聲望、地位，都是他給的，這既是一種權力昭示，也是一種隱含的控制手段。

這種政治交易也是江南士人樂見其成的，和科舉制一樣，清政府提供升官發財的途徑，他們自然投桃報李，為皇權搖旗吶喊。

究其原因，以上的一些手段方法得當以外，清朝皇權能夠與江南文人合作的原因，就精神層面而言，在中原王朝時期，因其定居特徵而表現出一種內斂性格，這對其所尊奉的儒家普遍主義理想有自我否定傾向；只在草原王朝，因其遠超中原的視野，普遍主義理想才能獲得真正的釋放。

而且清朝對儒家也不是一味拉攏，而是在不同階段，做出改變，比如在雍正年間，身為皇帝的雍正試圖利用曾靜一案，達到從思想上引導漢人拋開“華夷之辨”的傳統觀念，將君臣關係抬高到民族問題之上。

而到了乾隆開始走向滿族自身認同的另一個方向，在包容多種異質文化的同時，開始增強自身的文化自信。

也正是因為這種彈性的文化政策，清朝構築了一個多元文化的世界觀，整合了帝國內部的眾多民族，也讓統治得以持續。可見清朝的政治交易是成功而且多樣的，也在很大程度穩定了國家局勢，促進了中國人口史無前例的指數級爆發。

結語

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其特殊的王朝，清朝的統治確實是褒貶不一，但是其智慧與突破確實值得我們去挖掘思考，清朝給我觸動比較大的還是它對中國版圖的強大控制能力，當年漢唐花費九牛二虎之力斷斷續續控制的西域，在清朝穩穩當當的留給了後人，給唐朝巨大壓力的高原地區，在清朝基本聽命於中央政府。雖然清朝帶來了許多悲劇，但是在這個時代裡面，仍然閃爍著微微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