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男孩們大多崇敬岳飛、喜愛包青天與海瑞，夢想著像霍去病、左宗棠那樣：為國殺敵、為朝廷效力，儒家給我們帶來的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而立後，許多男人仍然秉持著“即使做李廣也不毀初衷”“就算做韓世忠退隱江湖、陸游那樣百般磨礪”也要一往無前。

不惑年，有些人開始理解秦檜、崇敬李鴻章：秦檜為趙構背鍋、李鴻章之路似乎更加正確，弱國就是無外交、窮國就該怨自己、窮人就是自己的責任。

知天命了，少部分人開始踐行秦檜、李鴻章的思維，一切唯上、一切按照有利於自己的道路行進。原因很簡單：個人無法與環境抗衡，弱者無法與強者抗衡，窮人似乎只有幫閒、御用才能又快又好又安全地離開苦海。

人生也許真的如此、歷史也許真的無奈。但這些統統地僅是站在帝王將相的政治史角度看待問題，而非真正的歷史的全部。

真正的歷史是由人民和帝王將相共同譜寫的。我們關注了太多的帝王將相的歷史。忘記了，歷史的評價除了帝王將相外還有民間的呼聲。

學歷史、看歷史的價值是什麼？

雖然，油條早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經出現，《齊民要術》中就有其做法。但人們仍然願意將秦檜與油條放在一起，所以人們稱其為油炸檜、油炸鬼。現在的人雖然已經沒有了帝王心態，也能認識到：岳飛之死和狄青之死的背後都是皇權在搗鬼，從宋仁宗到趙構，正是兩個冤案出現的罪魁禍首。

但問題是，即使首惡我們可以知曉，直接遞刀子兒的人就可以被寬恕嗎？顯然不行。因此，秦檜永遠無法洗清自己的罪。至於岳飛、狄青的各種“該死”，其實不過是後人的一種拿不正常的現象貼付古人而已。

岳飛、左宗棠等人在生前沒能鬥過秦檜、李鴻章，但身後卻做到了。

前一對人物屬於政壇失意者，但他們身後或者被同時代的封建帝王平反，或者被後世的歷史證明他才是正確的一方。

秦檜和岳飛這對兒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早有定論！雖有各種小波折，未來也很難被推翻。如此，就不多說了。李鴻章和左宗棠則不同，二人所代表的不同思維方式仍然會延續很長時間。所以，我們主要談談左宗棠和李鴻章。

學歷史、看歷史，不是要你去理解秦檜、李鴻章，因為你不是他們，也不在那個歷史階段，你永遠理解不了他的內心。學歷史的價值就在於對比。

對立歷史上的“一對對競爭者”，他們在同一個歷史環境下，何以對某一件事兒的態度相反，以及這種對立的態度是否恰當，對當時和後世能起到什麼作用。

蓋棺定論與以成敗論英雄該怎麼看？

中法戰爭後，左宗棠真的辭職了，而且非常快速、非常決然地辭職了，儘管清廷直到左宗棠去世前24小時才同意他的“裸退”。從這個意義上，李鴻章在左宗棠離世前仍然是重臣，左宗棠卻已然辭職退休。在這個意義上說，李鴻章在政治上鬥敗了左宗棠。然而，這種鬥敗很正常，如果清廷腦袋靈光也不會被推翻了。

左宗棠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中法不敗而敗”而氣死的，你當然可以說他是“失敗者”。因為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負沒有實現。

但是，後世的歷史特別是軍事工業的歷史，卻證明他的路徑：購買、仿造、自主開發是正確的。也正是透過這個路徑，我們在軍事上獲得了自保、獲得了強大，同時也有了未來發展的基礎。再從這個意義上說，你能說左宗棠失敗了嗎？

李鴻章肯定是錯誤的，光靠買，雖然可以構建出硬體的表面強大，但僅僅是水中月、鏡中花。人家一颳風，你就碎了。

一個政治人物的失敗，不僅僅在於他活著的時候的政策、主張是否被延續，也在於亡後能否被後來人繼承。

再舉個簡單的例子，左宗棠在對地方治理上的政策，可以說一直在延續。

民國時期的閻錫山在治理山西的時候所採用的的“固基礎”的手段，幾乎就是左宗棠的翻版。同樣，即使今天，左宗棠在綠化、在重視三農問題上的主張也在實踐著。同時，左宗棠學習西方、進行改革的路徑也仍然如此。

可以說，在整個晚清，能夠像左宗棠這樣既改革又整頓吏治；既重視工業又重視三農；既強調自主又主張向西方學習的封疆大吏並不多見。

反觀李鴻章，其改革、其吏治都很有問題。

軍事洋務雖然效果頗豐，但活著的時候就已經成了一堆廢銅爛鐵。後來所謂的北洋軍系與北洋軍閥有些間接關係，都是靠李鴻章成長起來的，但北洋軍系廢銅爛鐵，北洋軍閥被歷史淘汰。

他們在洋務企業、吏治上、對外政策上都有極強的不同。而這種不同，從今天看來，左宗棠的觀點更正確。

例如在對待外敵上，李鴻章的選擇是：什麼時候不強於西方列強了，就不能反抗。

左宗棠的選擇則是：在自我有能力反抗的時候，就要反抗列強的欺負。外敵如犬，肉盡而食骨。

你越忍耐，他越上臉。越不反抗，時間長了，就算你已經強於對手，你也會從心底裡不敢、不願反抗，正如北宋一樣，嚐到了“花錢買太平”的好處，這扔一塊兒、那扔一塊，反正扔的地方相對於留下來的永遠是“少的、小的”，那就為了整體利益忍了吧。忍到最後，也就永遠失去了反抗的信念，最終淪為砧板上的魚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