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的火焰在歐洲熊熊燃起，藉著先發優勢，西方列強為了謀求更多更大的商業政治利益，開始四處擴張。
原本在高山大海懷抱中安靜度日的東亞世界，幾乎是在一瞬間遭到了這股強大的近代化浪潮的侵襲。西力東漸，延續上百年，以“中華”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搖搖欲墜，西方主導的新的國際秩序急不可待地想要取而代之。
位於西南半島上的越南，在明清兩朝時是中國的藩屬，國號“大越”，不過和當時中國的其他藩屬國有所不同的是，大越國在內政、外交方面有著很多自己的主意和盤算。
當時大越的君主是黎憨宗，越南後黎王朝最後一代君主。
早在中國清朝初年，隨著一些西方傳教士到達越南傳教，大越國就揹著清王朝私下裡漸漸和遙遠的歐洲國家發過取得了聯絡。
乾隆年間，大越國發生西山叛亂，王朝搖搖欲墜，清政府此時，對異軍突起的西山政權加以承認，大越國朝廷則委派使臣前往法國，和法國締結了《凡爾賽條約》，以割讓國土為報酬，請法國派兵幫助鎮壓平叛。
只是這以後，法國國內爆發大革命，國王路易十六人頭落地，新政權無暇東顧，《凡爾賽條約》終成一紙空文。然而，遙遠的東方，那片叫做越南的土地，卻在法國人的心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天，從越南胡志明市中心出發，向西南而行五公里，就能來到一個叫做堤岸的繁華街區，現在是當地著名的唐人街。
時光倒流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當時的胡志明市是法國交趾殖民地的中心西貢，而堤岸市則是西貢對外的熱鬧通商埠口。
當時擔任堤岸殖民行政長官的是一位叫做安鄴的法國海軍軍官。和大多數殖民地官員不同，安鄴更像是個文縐縐的學者，對於地理探索有著特殊的興趣。
在當時，法國希望利用越南作為在遠東的中繼站，更為便利地與中國進行貿易，賺取更多的經濟、政治利益。倘若能夠在越南找到一條連線大海和中國腹地的河流，那麼就不用遠航中國南海和其他地區，直接可以從越南利用水運向中國輸出、輸入貨物，因而靠近中國西南雲南、廣西的越南北部地區，被視作是重點探索區域。
1866年，安鄴組織了一支小規模的地理探險隊，進入陌生的越南北部，四處探索，最終他的目光聚焦到了一條叫做紅河的河流上。
當時的法國已經獲得紅河入海口地區的通商權，安鄴非常好奇這條入海的河流，他的上游通向何處？究竟發源自哪裡？
安鄴率著探險隊乘舟順著陌生的紅河而上，一路經過河內、老街，最終沿著河越過了越南的國境，進入了中國的雲南省境內。安鄴終於發現，這就是他夢寐以求的能把中國、越南、大海溝通起來的水路。
而關於這一發現的更多價值，則被一位在東亞十分活躍的法國商人杜布益看在眼裡。
當時中國雲南爆發杜文秀起義，雲南官方為了鎮壓起義，急需購買西式軍火。精明的杜布益，想要承攬這宗大生意，正在苦苦盤算，怎樣才能找到一條通往雲南的邊界運輸路線，而安鄴的發現，簡直如同天上掉餡餅一般，價值巨大。
杜布益首先找到雲南巡撫岑玉英、雲南綠營提督馬如龍，兜售自己的商業計劃，當獲得雲南官方不反對的承諾後，又立刻興沖沖的趕往上海招兵買馬，組成一支武裝運輸船隊，準備開始實現他的紅河淘金夢。
1872年，號稱得到中國官方授權的杜布益，又獲得了法國交趾支那殖民地當局的許可，帶著他的武裝運輸船隊滿載各種軍火物資，和可以在雲南賣個好價錢的大宗食鹽，從大海進入了紅河，一路上駛。
這支掛著三色旗的船隊漸漸駛出了法國根據條約特權而獲得的越南北部通商範圍，為了便於存放貨物，杜布益一不做二不休，帶著他的私人武裝闖入了紅河岸邊的越南河內城，在城中設立貨棧、辦事處，儼然將河內當成了自己的地盤。
對杜布益在越南國土上無法無天的行徑，越南政府怒不可遏，終於向法國交趾殖民地當局提出抗議，要求對法國人杜布益加以管束。
1873年11月5日下午，安鄴率領50名殖民地官兵和2艘內河炮艇抵達河內，越南河內知府阮支芳滿心期待，這位被請來的法國官員能夠帶來正義，教訓可惡的杜布益。
但他絲毫沒有想到的是安鄴帶來的竟是一個更大的災難，帶著特殊目的到達河內以後，安鄴竟然和杜布益拼合一處。11月20日天明，就直接動武攻佔了河內，7000多越南守軍在僅僅100多法國軍隊的杜布益的武裝分子面前顯得不堪一擊。
杜布益、安鄴和法國殖民當局傲慢地踐踏了越南的主權，他們似乎沒有注意到，越南北部紅河岸邊的叢林裡有一頭隱秘的黑色猛虎已經被他們激怒。
劉永福出生於廣西欽州一戶窮苦農家，少年時父母雙亡，為了生存，他投奔當地的農民起義軍，乃至組建起了自己指揮的部隊，以黑底北斗七星旗作為軍旗的黑旗軍。
在清王朝大兵進剿時，他率著黑旗軍逃入越南，受越南王朝招撫，幫助鎮壓逃入越南境內的其他起義軍，最終黑旗軍成為越南北部規模最大，戰鬥力最強的一支中國人僱傭軍。
黑旗軍的駐地恰好扼守在紅河流經中越兩國的分界點，黑旗軍在此修築炮樓城牆，在河上設立關卡，對來往商船抽稅，每年可達8萬餘兩，因而紅河對於黑旗軍來說可謂是命脈。
此時，從河內方向駛來的法國商船透過紅河關卡，對黑旗軍的徵稅要求置若罔聞，動輒還以惡語相加，甚至以武力相恐嚇，成為直接威脅到黑旗軍生存的大問題。
今天在河內西郊的紙橋郡到處是一片高樓林立，經濟飛速發展的繁榮城市景象，街道上匆匆而過的行人可能難以想象，一百多年前，在這裡已經蹤跡難尋的一座小橋附近，曾發生過一次殘酷的戰鬥。
1873年12月21日，禮拜天，按照天主教傳統，本應該是個安靜的休息日，這天上午的十點半，已經習慣了河內城內安逸生活的安鄴突然聽說，城外有一些越南人正在高聲叫罵挑釁。
安鄴立即下令法軍集合出城，去大加懲罰，因為是禮拜天，有不少官兵沒能得到通知，僅僅集合到了二十多名士兵，過於自大的安鄴當天帶著二十多名士兵從河內西城門呼嘯而出，城外叫罵的人四散而逃，這更助長了安鄴的驕傲自大，決定對這些無法無天的人進行窮追猛擊。
當他率部一路追趕，來到一座名叫紙橋的小橋附近時，原本逃跑的人消失不見了，四周樹林裡卻湧出了大量氣勢洶洶拿著大刀長矛的人，安鄴這才知道，原來掉進了埋伏圈。
安鄴遇到的正是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在1000餘名黑旗軍的圍攻下，二十餘名法軍陷入被迫進行白刃戰的悲慘境地，戰鬥中，安鄴不慎掉進一個土坑，在射光了手槍中的子彈後無助的被圍上來的黑旗軍割下了頭顱。
法國人第一次在越南吃了大虧，這讓人聯想到十六年前的中國，法國曾以馬神甫事件為藉口，聯合英國挑起了侵華的第二次鴉片戰爭，這次事件會不會成為法國人擴大侵略的藉口。
當時的法國因為在普法戰爭中戰敗不久，元氣尚沒有恢復，無暇顧及遙遠東方的事務，以至於對紙橋兵敗，並沒有採取激烈的反應，只是以外交談判來解決此事。
這樣的結局，使得越南朝廷大喜過望，在並沒有向宗主國中國通報徵得清王朝同意的情況下，阮氏王朝匆匆和法國簽訂了《法越和平同盟條約》，為求法國在越南不要再橫生事端，越南朝廷甚至將黑旗軍的利益作為了犧牲品，條約中統一將紅河至中國的通航權讓予法國，還允許法國在河內等城市設立租界。
對法國船隻不用繳納捐稅就可以任意透過紅河，令黑旗軍氣憤不已，堅決抵制，在紅河上採取強硬態度不斷騷擾襲擊過路的法國船隻，最終，使《法越和平同盟條約》中的一些條款成了空文。
此時，劉永福已經感覺到越南朝廷對自己冷漠無情，竟將自己當成犧牲品。為求生路，劉永福開始設法與清王朝聯絡，想要內附返回祖國，一場原本是越南國內發生的風波漸漸開始波及向中國。
黑旗軍生存壓力日益嚴峻的情形，開始在清王朝的朝堂上作為議論的課題，對於屬國越南的形勢清政府內部大致分為兩派。
一派認為應當對黑旗軍加以援助，使其繼續留在越南，作為防範法國蠶食越南乃至中國邊境的緩衝力量；另一派則認為越南王朝對中國三心二意，應當斷然對這個藩屬國採取放棄態度，以免因為越南而陷入和歐洲列強法國的糾葛中。
此時，一名籍貫廣西的名叫唐景崧的京官，從中感覺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轉機，向清廷上奏支援援助黑旗軍的方略，並請求前赴越南去聯絡，鼓舞黑旗軍。
唐景崧的奏摺第二天就獲得了批覆，隨後他整頓行裝，先是前往越南都城一帶，調查越南國內情況，而後就到了越南北部直接進入黑旗軍營盤，扮演起了清王朝和黑旗軍之間的聯絡官角色。
在唐景崧的支援鼓舞下，黑旗軍士氣大振，決心對正在越南南部凱歌高進的法國軍隊還以顏色。
幾乎還是當年陣斬安鄴的策略，1883年5月，黑旗軍兵臨法軍佔領的河內城下，以一部前出誘敵，主力仍然在紙橋附近佈下埋伏圈。
5月19日凌晨4時，晨光乍現，河內城的西城門悄然開啟，法國海軍南圻支隊司令李維鄴親率400餘名法軍，拖曳3門60毫米口徑行營炮浩浩蕩蕩出城，準備掃蕩河內城外的黑旗軍，
上午8時30分，法軍又走到了紙橋附近，隨即遭到埋伏已久的黑旗軍攻擊，黑旗軍採取極為靈活的戰術一部正面抗敵吸引法軍注意力，其餘幾部從側翼迂迴包抄法軍，感受到威脅的法軍開始撤退。
本來李維鄴是有逃生的機會的，但是他是個職業軍人，他把炮看得比生命都重要，法軍都逃散了，他怕炮被黑旗軍拖走，就一個人回去拖炮，趕上來的黑旗軍包圍了他，他揮舞著帽子連連擺手意思是不打了、不打了，黑旗軍直接砍掉了他的頭顱。
就這樣，又一位法國軍官被黑旗軍砍了腦袋，河內城外的紙橋徹底成了法國軍隊的傷心之地。
這場史稱第二次紙橋之戰的戰鬥結束後，法國政府沒有再選擇外交解決。為了確保在越南的殖民利益，法國決定進行更大規模的反擊。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清政府為了自強，在把持朝政的恭親王奕訢支援下，各督撫大辦洋務，這便是後世所謂的“同治中興”的起點。
1866年，福州船政局建成，號稱遠東第一大船廠，由鐵廠、船廠和船政學堂三部分組成，其中的船政學堂培養了第一批中國的航海人才，嚴復、鄧世昌、詹天佑、薩鎮冰、程璧光等名人都是一時之選。
福州船政局達到了洋務運動的頂峰，也是“師夷長技以自強”的象徵。
誰都沒有想到，滾滾驚雷即將在越南上空炸響，而一場起源於法越兩國的糾葛因為中越之間的特殊關係，幾乎不可避免的將波及中國。
就在紙橋之戰一年多後，1884年，左宗棠、沈葆楨苦心經營，在法國人幫助下建成了福州船政局，也將在法國人的黑色艦隊前迎來一場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