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8日，古田會議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召開。這次會議在我國的黨和軍隊建設過程中，具有非凡的指導意義。從此人民軍隊脫胎換骨，耀世而出。

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確認了黨至高無上、獨一無二的地位。黨不僅僅是一個組織，更象徵著一種深層次的精神、一種信仰。這樣的精神和信仰，正是指引人民軍隊披荊斬棘，走向最終勝利的最深層動力。

1942年，中央軍委頒佈了一項重要決定：戰爭中的最後決定權，在戰爭中的，統一由部隊軍事首長最後決定。此項決定，作為作戰指揮的最高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也許有人會問，要是指揮作戰的指揮官之間意見不統一該怎麼辦？很顯然，這將給部隊帶來很大的作戰問題，畢竟戰爭不能重來，只能有一個決策被付諸實施。

那究竟是什麼促使了黨將最高軍事指揮權賦予軍事首長所有呢？

一、 五一大圍剿，八路軍受到重挫

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在戰爭中主要負責敵後戰場，由於當時黨並沒有掌握大量的軍隊，且武器裝備有限，便創造性地提出了游擊戰的作戰方式。

游擊戰是抗日戰爭不可缺少的一環，在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後期，游擊戰的重要程度甚至被昇華成作戰戰略。日本人對於我黨的作戰方式也是深惡痛絕，這種專門在背後開闢戰場的做法，讓日本人在正面作戰的同時，還需要分心以關注自己背後是否捱了子彈，著實是一件十分難受的事情。

為了對抗背後戰場的八路軍，日本人決定對八路軍的根據地進行大掃蕩。此次日軍掃蕩的目標是冀中軍區的第八分軍區。

其實，冀中軍區的領導人就預判了日軍的動向，並告知下屬軍區要做好反掃蕩的準備。在疏散群眾，安置傷員的同時，要統籌好中央與地方的安排。

事實上，對於日軍的大掃蕩，我方也是無能為力的，畢竟在兵力和裝備之上確實懸殊較大，無法正面硬碰硬。所以在窺探到敵情之後，我方只能採取三十六計的第一計——走為上策。在司令員常德善、政委王遠音的帶領下，在滹沱河一代東奔西走，躲避敵人的追蹤。

按照原本的作戰計劃，各方準備在敵人掃蕩稍許懈怠之時，就回到根據地，在穩定群眾的基礎上恢復原有的生產，繼續完善根據地建設。

顯然，日軍並沒有給予八分割槽回到根據地的機會。在前幾次的作戰中，日軍由於沒有將掃蕩貫徹到底，撤兵之後，原本東躲西藏的八路軍就如雨後春筍一般又出現在了後方。吸取了先前的教訓，日軍此番的掃蕩，採取了長期圍剿的部署。

為了方便圍剿，日軍在根據地附近修建了許多基礎設施，以方便自己作戰。縱橫交錯的封鎖溝，高高的炮臺，讓八路軍意識到回到根據地已經是不可能之事，且日軍地毯式的掃蕩根本讓大部隊無處躲藏。

最終，二十三團團部在滹沱河北張崗一帶終於與日軍正面交鋒，實力的懸殊使得日軍幾乎是碾壓式的勝利。縱使我軍應用作戰，大部隊依舊被完全衝散。團長譚斌及三營幹部全部犧牲。僥倖存活計程車兵們接受到上級的指示，只能去附近的兄弟防區暫避。

原本八路軍還準備回到根據地，但是敵人在根據地村莊裡建設了許多所謂的“愛護村”。這讓根據地的性質發生了翻天覆的變化，一時之間無人能夠判斷這些根據地的性質。無奈，撤退成了他們唯一的選擇。

二、戰略分歧，司令政委雙雙陣亡

八分割槽在接受到撤退的指示之後，制定了相應的撤退方案，除留下部分人員繼續與敵人周旋之外，其餘部隊召集走散計程車兵，準備進行突圍。

司令員常德善、政委王遠音在找到走散的部隊之後，終於聯絡到了在戰場外圍的九區分割槽司令部。此時，他們才算是真正瞭解到此時日本人的具體情況。而日本人準備在6月8日進行全方位圍剿的訊息，對於他們來說無疑是當頭棒喝。

在此危急存亡之刻，原本應當一致對敵的常、王兩位長官，卻產生了重大分歧。常司令員認為，他們此時處於日軍合圍的中心地帶，十分危險，應當立即撤離。而王政委卻認為，根據地村莊並不存在變質的情況，依舊是可以退守之處，並不應該完全放棄。

二人各執一詞，經過一晚上的爭吵也沒有達到一個共識。根據規定，作為政委的王遠音在戰鬥中掌握最終的決定權，於是他便行使了這項特權，否定了常德善的方案。

事實上，他們二人的分歧導致了戰機的延誤，錯過了最佳突圍的時間。此時無論是任何部署都起不了作用了，只能向雪村、荊軻一代轉移，與三十團剩餘的部隊會面，暫為權宜之計。

如此一來，本該撤離的大部隊依舊在敵人的包圍圈內活動。隨著包圍圈越來越小，敵人的在武器和地形上的優勢越來越突出。而雪村等地本就是平原地區，日軍在縮小包圍圈的同時，將所有的突圍之路全部封鎖，此時的八路軍就如俎上魚肉，毫無反抗之力。

都說圍師必闕，然而奇蹟並沒有發生。在沒有援軍的前提下，即使八路軍拼死抵抗，也只是在做最後的掙扎。

最終，敵人發動總攻，在摧毀了外圍防禦之後，利用裝甲車和騎兵在我我軍陣型兩翼側來回衝擊，只要有被衝散計程車兵就直接殺害。

如此一來，我軍的人數越來越少，司令員常德善身負27處槍傷，重傷而亡。王遠音也因腿傷難以移動而持槍自殺。在彈盡糧絕之時，三十團的政委汪威與幾十名尚且十幾二十歲的警衛員近身與敵人肉搏，也終究迴天無力，英勇犧牲在敵人槍下。

如此慘烈的圍剿，以至於全軍覆沒。訊息傳回黨中央，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主席更是因為此事一夜未眠。

三、驚動中央，改變軍事指揮權

日軍五一圍剿，導致根據地所有戰士陣亡。黨中央開始反思，究竟是什麼導致這場戰鬥走向失敗。是決策失誤嗎？歸根結底應當是司令員與政委的分歧。中國古代那一套以文制武在當時已經行不通了。

在總結了雪村戰鬥的沉痛教訓後，中央軍委於1942年做出決定：取消軍隊中政委的最後決定權，收歸此項權力為部隊軍事首長所有。從此之後，軍政之分猶如涇渭分明。

無法否認，政委在軍隊的思想教育方面的確有一套，但是黨的指導思想在指導實戰時，也許並不適用。常年在一線作戰的將軍們，對於戰局的把控顯然遠遠超過政委。因此，在部隊中，司令與政委只需要各司其職，完成自己分內之事即可。

總結：

無可否認，雪村之戰對於我國的部隊建設具有相當大的指導意義，間接幫助中央明確了軍事指揮權的所屬問題。但是，同時也給冀中地區的戰區實力帶來了深重的打擊。

正所謂一切正確的抉擇均是在總結前人的經驗中得出的，以史為鑑，方可知興替。只是，用八區全體士兵生命換來的教訓，是否顯得過於沉痛了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