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人文化

民間似乎有這樣的說法，清朝規定，站丁居住地不得超過服役地點百里，家屬出行不得超過八里，諸如此類等等，極大地限制了站人的自由。這樣，在一條狹長的古道上，驛站在黑龍江將軍衙門兵司的管理下走過三百餘年的歲月。站丁父死子繼，在“總老爺”們的呵斥下，倔強的馳騁在望不到邊的驛道上，而更多勤勞的站丁家屬則甩開膀子，在大草原上開闢出片片良田。正因如此，使得站人相對的生活環境很少受到外界影響，保留了許多原生態的生產生活方式，逐漸形成了站人文化。 什麼是站人文化？我理解，站人文化就是清代三百餘年時間裡站人創造的物質、精神文化的總和。 站人文化是歷史的。站人是承載黑龍江政治、軍事功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駐防戍邊大軍中的一員，是承擔國家賦予的公務職能的群體，為國家邊防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從吉林到黑龍江，有這樣一條看得見摸得著的驛路，在各驛站有官房、廟宇、人家，在驛路驛站上，曾經奔波著騎著馬揹著包袱的壯丁，在每個站丁之家，都有操著特別口音的人們……在官府，有黑龍江將軍、副都統在衙門大堂迎接站丁手捧聖旨、送走站丁揹負奏摺的場景，有筆帖式兢兢業業轉呈公文的身影，往來公職人員頤指氣使的模樣……我想，這也許就是站人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吧。

站人文化是真實的。清代黑龍江驛站，不僅用於政治軍事，也極大地改善了邊疆交通，方便了百姓出行。據《黑龍江外記》記載,驛站建立後，“上下站壯丁自為聚落，每站不下百十家。皆有官房待過客，私開旅店間亦有之。過此則黃沙極目，白草蔽人，不至彼站，想聞雞犬聲不得”。這就是當年的黑龍江地理狀況，實在是太過荒涼了。從齊齊哈爾向黑龍江其他城市出發，由於驛站間有旅店經營，相對改善了旅行環境。即便如此，出行方向的密集程度有所不同。如，雖然齊齊哈爾東南到呼蘭，東北到黑龍江城（今愛輝）按驛站計程都是八百餘里，並且去往黑龍江城還別有捷徑，約近大半。然而去往呼蘭的行旅不絕，而去往黑龍江城的行人卻寥寥無幾。之所以如此，因為去呼蘭的中途有蒙古人家、臺站可以借宿；而去往愛輝的道路儘管有驛站，但經行處盡是深山密林，況且當時野獸頻繁出沒，因此寂無人蹤。

站人文化是草根的。清代的驛站，法令明確，管理規範，賞罰有別，因此，站丁事務均有遵循，很少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在驛站體系內，站人是一種特殊的人群。站丁是駐防體系的底層，但他們附屬於八旗，是國家的公職人員，他們自知身份與旗人不同，升遷無望，累及子孫，只好默默承受過勞過重的公務以及精神上的壓力，因此存在一定的心理扭曲。

站人文化是鮮活的。儘管驛路已經被鐵路、公路替代，站房不存，但在部分地帶，還能看到古道遺存，在原驛站所在地，還可以看到老宅、宗祠、家譜及生產生活物件。儘管站丁成為郵政人員，但至今，站人後裔一定程度保留、延續了部分舊俗，部分老人還互相用站話交流……

清末，隨著近代電報、電話，火車、汽車的引進，公文傳遞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驛站及落後的驛遞方式已無存在價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奏請清廷將各臺站一併裁撤。經批准，齊齊哈爾設立文報總局，將上下兩總站歸併該局經理。民國三年(1914年）設立郵局，裁撤各地文報分局、分卡。原各站站丁統行撥入民籍，原驛站改設文報分所，驛路改為三丈六尺寬的官道。大站道不復存在，站人這個稱謂在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站人迅速融入社會，成為民人。站人後裔的許多人衝破束縛，走向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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