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21日，在香港一棟普通的民宅裡，一次祕密的訪談正在進行。一位老人侃侃而談，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負責大陸事務的兩位官員和一位政治分析家時而埋頭速記，時而打斷老人的話提問幾句，而桌子上的輕便錄音機裡的磁帶也在飛速地轉著。這位神祕的老人就是中共創始人之一的張國燾。

毛澤東說過，他在長征路上同張國燾的鬥爭，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這句話一點都沒有誇大的意思。當時，紅一方面軍已經同國民黨的軍隊苦戰了八九個月，傷亡很大，精疲力竭，急需得到戰友們的支援和幫助。

可是張國燾卻憑藉他手上人多槍多這張王牌，向黨要權，拒絕統一行動。這無疑在已經很困難的紅一方面軍的背後，又插了一刀，把我們的黨和革命事業往深淵裡推。

1935年9月10日凌晨2點，長征路上的中共中央反對張國燾的南下主張，率中央紅軍單獨北上。當時情況異常緊急，葉劍英在出發時，不僅忘了隨身攜帶手槍，甚至竟然還來不及通知自己的機要祕書和機要科的骨幹，就獨自上路了。1935年9月9日24時，也就是在中央即將出發前兩個小時，張國燾致電中央，再次要改變中央北上的正確路線，他認為“左右兩路絕不可分開行動，弟忠誠為黨、為革命，自信不會胡說，如何？立候示遵。”

當時，中央已經決定獨立北上，並即將開始行動，張國燾的來電顯然是在暗示中央，表明他已經掌握了中央的動態。事實上，張國燾此時明明已經密令部隊南下，卻還在裝模作樣地向中央表示“立候示遵”，這其中顯然有試探和麻痺中央的用意。

隨後張國燾在武漢宣佈脫離共產黨，各報刊著實熱鬧了一陣之後，漸漸平靜下來。蔣介石對張國燾的投靠，開始也高興了一陣。戴笠把張國燾安置在武昌的一座小洋樓裡，並委託張國燾的同鄉、武昌警察局長蔡孟堅負責“保護”他。

當時負責中組部的陳雲，告訴還在延安的張國燾的夫人楊子烈：張國燾叛逃了。楊子烈十分吃驚，當即痛罵張國燾“不仁不義”，又表示自己要去尋找，“一定到武漢把張國燾找回延安。”據說楊子烈離開延安時，毛澤東曾意味深長地要她轉告張國燾一句話：“我們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點餘地。”建國之後，毛主席曾想讓張國燾回來，擔任國家的重要職務，但沒有實現。

張國燾紀念碑

後來，賀自珍聽毛澤東說，張國燾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頭一天痛哭流涕，把自己罵得一錢不值，第二天又把自己昨天說的全盤推翻，根本不認賬。毛澤東感嘆地說：“對這個張國燾，我是軟的硬的辦法都用了，這個人是軟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麼辦好？怎麼才能使這塊頑石點頭呢？”

這塊頑石終於點不了頭，張國燾最後還是叛變了革命，叛變了黨，跑到國民黨那裡去了。毛澤東爭取、挽救張國燾的工作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卻使原來四方面軍的同志分清了是非，認清了張國燾的真面目。

晚年的張國燾

1979年12月2日，82歲的張國燾在加拿大的一家養老院裡，在寒冷的冬夜裡張國燾被凍醒，多次按鈴之後，護士仍不見蹤影。次日5時，張國燾突然大吐大嘔兩個小時，由此昏迷，不省人事。等到護士找來醫生時，張國燾已經氣絕。

張國燾最後叛逃時，連一個警衛員都沒有帶走，直到最後，張國燾還是沒能回到大陸任職。